為逆轉「生不如死」趨勢,政府近來對少子化政策多方施力,現又再祭出新政策,宣布自4月13日起,只要家中有一名未滿12歲的兒童,即可申請外籍家庭幫傭,希望讓有需求的家庭能「多一個幫手,少一分疲憊」。但新政是否真的能提振出生率?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可能不見得。
根據內政部最新資訊,台灣去年總人口為2329萬9132人,且65歲以上人口達467萬3155人,占整體20.06%,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同時,去年的新生兒數僅10萬7812人,連十年下降,且已連續七年(2019-2025年)「生不如死」。
按這樣的趨勢推估,國發會預測,2040年台灣新生兒數將跌破10萬人大關、2052年總人口數將少於2000萬人,到了2070年,台灣成為剩下1497萬人的老人國家。
為扭轉「生不如死」國安危機,盤點政府祭出的政策,包括:
除這七項政策,下個月又有育兒利多政策將上路,政府將放寬現行外籍幫傭申請制度,未來只要家裡有一名未滿12歲的兒童,即可申請外籍家庭幫傭,就安費每月5000元。
另外,若符合下面四種情況,每月繳交的就安費則可降至2000元,包括:家中有一名未滿12歲罕病、身障、特境兒童,或未滿6歲發展遲緩兒童;一名未滿12歲兒童,加一位身障或單親家庭;兩名未滿12歲兒童,其中一名未滿6歲兒童;三名未滿12歲兒童。
台人聘外傭用途「兩類」為主,難提振婦女勞參率
不過這樣的新政,能否真的提振生育率,許多民團並不看好。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指出,有些育兒家庭確實將因此受惠,但可能僅限於富裕家庭。根據托盟去年底委託皮爾森的抽樣民調,所得前1/5的富裕家庭可能會申請外籍幫傭,以行政院預估符合資格的家庭計144萬戶,這144萬戶再乘以1/5,代表未來將有28.8萬外籍幫傭進入台灣。
托盟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作為全球引進最多外籍家務工的國家,自1980年代迄今,外籍家務工從0人增加到30餘萬人,但45年來,新加坡的生育率從1980年的1.8,下跌至目前的0.8,顯示引進外籍幫傭「絲毫沒有提振生育率」的作用。
從跨國人口學及社會政策學術文獻來看,也從來沒有發現過任何一個國家,會因為大量引進外籍幫傭而提振生育率。

另一方面,托盟也認為,放寬申請外籍幫傭制度,也不太可能大幅提振婦女勞參率。托盟去年曾做過民調,詢問女性:「如果可以聘外籍幫傭,妳會改變工作狀態嗎?」結果60%回答「已經在就業了,不會改變」;30%回答「目前沒有在就業,但也不會因為聘外籍幫傭就回去上班」;僅10%回答「會回去上班」。代表只有10%的女性,會因為放寬外籍幫傭制度而重回職場。
托盟分析,主要是台灣人用外籍幫傭的方式分為兩大類:一是當成24小時的「家事服務人員」來用,這通常是高階層雙薪家庭的習慣用法,而他們還是會另外尋覓托育服務;二是當成24小時的「到府保母」來用,就是媽媽仍在家中全職照顧,但多一個育兒幫手,這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內家庭的習慣用法。換句話說,就算讓高所得家庭全部可聘外籍幫傭,也不太可能改變他們各自原本的職場與家庭生活安排。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也表示,台灣女性勞參率長期低於50%,近幾年逐步上升,但直到2024年也只達到52%,明顯低於男性的67.1%。進一步觀察年齡層,女性在25-29歲勞參率可達89%,但30歲後逐年下降,「關鍵原因在於傳統的婚育觀念與照顧責任。」
勞陣認為,近年政府以社會投資角度推動的公托政策,有助鬆動性別分工、創造大量本國就業機會,特別是促進女性二度就業,「此一方向才是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的正確途徑,」擔憂放寬外籍幫傭聘雇資格,不僅可能影響托育品質與專業發展,也與提升台灣家外送托率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將照顧責任仍鎖在家庭裡。
需求早已存在,忽視只會產生黑工
不過台灣雇主協會則贊成新政上路,強調該政策本質上是「修正一個長期失衡的制度。」原因是,過去設定「三名幼兒」的門檻,早已與真實社會需求脫節,政府評估此次開放將影響超過百萬戶家庭,顯示需求早已存在,若制度無法回應現實,需求只會轉入地下,形成黑工與制度外市場。
「樂見這次開放,且認為社會不需要過度恐慌。」台灣雇主協會指出,就像過去開放80歲長者免評巴氏量表一樣,也沒如同當初預期的多,畢竟幫傭跟看護都不是免錢,有需要的家庭,自然會評估後聘用,有疑慮的家庭,當然就可以選擇不用,「這正是自由市場基本運作的結果。」
台灣雇主協會認為,新政上路後真正需要擔心的,反而是政府過度干預又選擇性執法,導致制度設計再違背現實需求,最終造成黑工、剝削與更大的失衡。該協會呼籲政府開放合理需求,讓市場有合法出口,並建立清楚且可執行的契約制度,讓市場真正健康運作。
在少子化與高齡化壓力下,開放外籍幫傭確實可減輕部分家庭負擔,但從國際經驗與結構因素來看,對提升生育率效果有限。未來政策關鍵,仍在於完善托育體系、改善勞動環境與性別分工,才能真正回應人口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