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少子化未必帶來競爭降溫，反而讓「確定性」成為稀缺資源。從1月報名、3月考試到補習與費用壓力，升學被提前推向家庭的資產配置選擇。本文沿著時間軸，剖析私中競逐如何擠壓童年，也提醒：當教育愈趨金融化，社會流動與公平正義正承受愈來愈多的壓力。
2026 年的1月，對許多國小應屆畢業生而言，本應是準備畢業旅行的時節。孩子討論著行程、分組與相機，家長忙著確認集合時間與保險資料；那是童年少數仍被允許放慢腳步的片刻。
然而，就在畢業旅行的歡樂尚未退散之際，另一條時間軸已悄然啟動。不少明星私立中學的一月報名正式開跑，3月即將迎來關鍵入學考試。
於是，在這座島嶼上，童年被迫同時站在兩個場景之中：一邊是最後一次以「孩子」之名出發的旅行；另一邊，則是被提前推上競逐跑道的升學倒數。童年的結束，不是因為長大，而是因為制度不再允許等待。
從1月到3月：當升學成為家庭資產配置
在少子化年代，理論上競爭應該降溫；現實卻恰恰相反——名校更名校，焦慮更焦慮。原因不在於孩子變多，而在於「確定性」變得稀缺。誰能提供更穩定的課業節奏、更高密度的練習、更乾淨的同儕環境與更可預期的升學路徑，誰就成為家庭願意重押的對象。
於是，教育逐漸轉譯為一種家庭資產配置。家長不再只是替孩子選校，而是在為整個家庭承擔風險的方式下注。公立學校原本應是制度底盤，卻在信任流失中被迫退居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學費、補習費、交通車與夜自習構成的「私有安全感」。
這不是因為孩子天生不同，而是因為家庭能投入的時間、金錢、資訊與情緒勞動，本來就不一樣。
3月的硬數字：名額像黃金，焦慮像利息
近兩年，北中南明星私立中學的入學數字，已形成一組穩定卻殘酷的結構。
在北部，延平中學每年約3800至4000人報考，錄取約495人；薇閣約2500人競逐350名；東山則約1600人搶360名，錄取率多落在 13% 至 22%。
中部同樣毫不遜色：台中衛道常見約4000人報考、錄取約825人；曉明女中也出現2000多人競逐495名的量級。
南部亦早已不是「溫和賽區」：台南復華約1300人競逐 240 名額，錄取率約 18.5%；高雄道明的競爭熱度亦持續升高。
這些數字的政治意涵非常清楚：當「好教育」被少數名額承載，競爭就會自然金融化，名額成了稀缺資產，家長提前押注，孩子則用睡眠與童年支付利息。「孩子在應考，家長在煎熬」，成為不少現代家庭的寫真。
補習費與時間：把童年外包給訓練場
「每個國小生到底花多少錢、多少時間？」之所以令人刺痛，是因為答案往往不再是幾千元，而是家庭年度預算的大宗。
多家媒體調查指出，為了私中競逐，補習、模考、題庫、作文與英文強化層層加碼；「私中＋校外補習」一年投入數十萬元，甚至逼近百萬元的案例，已不罕見。這些數字未必代表全體平均，但卻精準描繪出「成功家庭」的典型樣貌：把教育支出轉成高強度、長工時的家庭專案管理。
當然，私中本身的費用亦不低。北部熱門校一學期學費、雜費、餐費、課輔、夜自習與交通車加總，動輒數萬到十多萬；一旦加上考前衝刺，支出往往出現階梯式爆衝。
尤其，時間則更殘酷。當「放學後」成為第二個學校，孩子的生活被切割為一格一格的訓練模組。你以為那是學習，其實那更像一套把不確定性壓到最低的生產線。
書包的重量：家庭如何把焦慮放進孩子肩膀
如果要找一個最具象的隱喻，只要看書包就好。
地方政府與校園調查早已指出，小學生書包重量常落在數公斤等級，甚至引發「書包減重」的政策討論。但這不只是健康問題，而是課業密度、教材份量與家庭焦慮的合成結果。
在私中競賽邏輯下，書包裡不只裝課本，也裝著一疊考卷、一本題庫、一本訂正，以及一句沒說出口的威脅——「你要贏，因為我們已經付錢了。」
放回東亞：同一種焦慮，不同的制度出口
當我們把台灣放回東亞脈絡，輪廓更加清晰。
日本的「中學受驗」長期存在。首都圈資料顯示，2024年私立／國立中學受驗率達 18.12%，創歷史高點之一；家庭以提早競賽，換取可預期的升學路徑。
韓國的競爭則集中於私教育市場。官方統計顯示，2024年私教育支出達29.2兆韓元、參與率 80%，每名學生月均支出約 47.4 萬韓元。競爭不一定透過私中呈現，卻同樣把焦慮制度化。
台灣像「3月決戰」，日本像「小六分流」，韓國像「全年無休的私教育經濟」——路徑不同，邏輯一致：家庭替制度補洞，孩子替家庭承擔風險。
社會流動的弔詭：教育從翻轉工具變成複製機器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長久以來，華人社會把「讀書」當作是翻轉人生的工具。近代，OECD 則將社會流動比喻為「社會電梯」。理想狀態下，教育應該修復出身差距；但在電梯故障的社會裡，教育反而加速分層。OECD 的警告尤其刺耳：出身最貧窮 10% 的孩子，往往需要 四到五個世代，才可能走到中位數所得。
這還是樂觀的估計，一旦家庭的教育資源呈現極端化的K型分配狀態，翻轉階級與貧窮世襲的機會恐怕更加悲觀。
相對之下，台灣的情況並不樂觀。代際所得彈性研究顯示，父母背景對子女仍具高度影響。弔詭正在於此：教育原本是顛覆階級的工具，如今卻在高度競逐下，成為階級複製的機器。尤其，當教育資源的分配越極端、越不平等，階級複製、甚至貧窮世襲的現象就越常出現。
是故，私中不是原罪。它們確實提供高度管理、課程密度與升學輔導等優勢。但問題不在於私中存在，而在於制度把私中變成「唯一理性選擇」。私中能提高考試成功率，卻無法保證社會流動；它讓路徑更可管理，卻也讓階級邊界更早被畫定。
結語：沿著時間軸線回看童年
沿著1月、3月、7月回望，我們會發現童年的消失並非偶然，而是被制度節奏一寸一寸擠壓。孩子不是突然長大，而是被迫加速；社會不是突然封閉，而是在看似理性的競爭中，悄悄把社會流動的門關上。
當教育愈來愈仰賴家庭資源，社會流動就愈來愈封閉；而當社會流動走回頭路，民主與文明也不會安然無恙。
如果教育不再是一部向上的電梯，而成為一條越早購票越有利的通道，那麼孩子學到的第一課，將不是希望，而是位置。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