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斷氣走入歷史!死亡場域改寫,逾半國人在醫院離世「在宅善終」愈來愈遠?

周彥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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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彥妤

202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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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最後一口氣回家」的傳統習俗漸退場。僅為情境配圖,取自Unsplash
「留最後一口氣回家」的傳統習俗漸退場。僅為情境配圖,取自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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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進步與社會風氣更迭,正重新定義國人的最後一程。逾半數國人於醫療院所辭世,「留最後一口氣回家」的傳統習俗漸退場,死亡從住所走入醫療體系,重塑大眾對善終的想像。善終,不是靠上天安排,而是需要提前準備、理解與對話的生命課題。當現實與理想拉開距離,社會離「在宅善終」是否愈來愈遠?

觀察衛福部統計,近20年來,台灣的臨終地點出現明顯轉變,死亡場域正由「住居所」逐步轉向「醫療院所」。2005年時,超過五成民眾仍在家中過世,在醫院與診所離世者則不到四成。

隨著時間推移,兩者呈現此消彼長的走勢。約在2011至2012年間,出現關鍵交叉,此後在「醫療院所」死亡比例,穩定超越「住居所」,並一路延續至今。

死亡場域改寫,臨終歷程走向醫療化

醫療院所過世比例持續攀升,在2018年突破五成,成為多數國人的臨終場域;相對地,住居所過世比例則由早年的五成多,一路下滑至三成多,即使自2020年後略有回升,整體仍明顯落後於醫療院所。

由此可見,該變化不僅反映死亡地點位移,也勾勒台灣臨終歷程走向「醫療化」的長期趨勢,顯示死亡從原本屬於家庭的場域,轉移至由醫療體系主導的空間。

禮儀公司「冬瓜行旅」負責人郭憲鴻表示,現代社會從大家庭走向小家庭,以及單身與獨居人口增加,使臨終照護更仰賴醫療體系。另外,鼻胃管等醫療科技引入,也延長臥床時間,讓死亡更多發生在醫療場域,在醫院往生的需求大幅提升,而不再如農業社會時代,多半在家中自然辭世。

他指出,過去長輩普遍具備處理「在家往生」的經驗與能力,傳統打水床等禮俗已內化於生活;但近幾十年隨著醫療進步,這樣的經驗淡去,現代家庭逐漸失去在家處理臨終事宜經驗。

禮儀公司「冬瓜行旅」負責人郭憲鴻表示。取自臉書@冬瓜行旅(小冬瓜)

禮儀公司「冬瓜行旅」負責人郭憲鴻表示。取自臉書@冬瓜行旅(小冬瓜)

家庭結構改變、醫療科技進步,在宅辭世銳減

對於「留一口氣回家」觀念何時開始淡化,郭憲鴻觀察,約自2012年起出現轉變,更像是緩慢成形趨勢,而非明確分水嶺。他指出,殯儀館管理趨嚴、路權申請不易,加上都市居民對在住家設靈堂的接受度降低,都促使喪葬儀式由家庭空間,轉向更制度化的場域,反映民風與生死觀持續轉變。

他也提到,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曾帶動一波年輕、高學歷人才投入殯葬產業,讓這個行業開始出現反思與轉變。這群新世代不再一味沿襲過去作法,許多年輕人曾親眼目睹長輩為了「留一口氣回家」,而在拔管、返家過程中承受極大痛苦,轉而認為「在醫院安詳往生」或許更符合人性與尊嚴。

從產業角度來看,他說,國人多在醫院離世,對殯葬流程本身影響並不算劇烈,反而讓作業更為單純。由於醫院端標準作業流程明確、固定,相關銜接相對清楚;相較之下,若在家中處理,還需考量遺體移動動線、社區環境、鄰里觀感與空間限制等因素,準備與協調更為繁複,也更耗費心力。

善終權非憑空而降,需靠理解、溝通換來

針對國人生死觀念轉變,他說,台灣社會已不再如過去般避諱談論死亡,真正困境反而在於「不知該聊什麼」或「不知從何談起」。

隨著預立醫療決定與病人自主意識逐漸深化,愈來愈多人開始正視善終權,死亡也從避談禁忌,走向可被討論的公共議題。他指出,或許可從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作為開啟對話起點,讓個人開始意識到,善終並非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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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終權不會是天上掉下來的。」郭憲鴻強調,善終不是心中期盼就能實現,而是須經由事前做功課、理解醫療選項,並與家人充分溝通,才能一步步換來。

所謂準備,包括持續蒐集資訊、釐清自身選擇,並隨著醫療知識更新,不斷調整與修正。透過主動參與,才有機會真正掌握自己的善終權,而非將生命最後一程交由機率決定。

善終不是心中期盼就能實現,而是須經由事前做功課、理解醫療選項,並與家人充分溝通,才能一步步換來。僅為情境配圖,Pexels by Marcus Aurelius

善終不是心中期盼就能實現,而是須經由事前做功課、理解醫療選項,並與家人充分溝通,才能一步步換來。僅為情境配圖,Pexels by Marcus Aurelius

在醫院辭世變主流,醫:四大因素推力

國泰綜合醫院老人醫學科主治醫師郭惠伶指出,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居家醫療與在宅善終,期盼讓死亡回歸更自然的樣貌,政策也長期鼓勵民眾選擇居家善終,包括發展居家醫療、居家安寧服務,以及近年上路的「在宅住院」模式,盼讓病人能在熟悉的環境中,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她說,這樣的方向不僅回應超高齡社會需求,也與國際趨勢接軌,核心理念在於讓死亡回歸自然歷程,而非過度依賴醫療介入。

然而,從臨床觀察與統計數據來看,民眾選擇在醫院善終的比例,不減反增,顯示政策期待與實際行為之間仍存在落差。

對此,郭惠伶歸納四大關鍵因素。首先是傳統觀念更迭,「留一口氣回家」較多見於高齡世代,中壯年族群對此已不再有強烈執念。

其次是現實層面執行難度,民眾普遍對於在家過世後的處理流程感到陌生與恐慌,臨床常見詢問「如果在家斷氣該怎麼辦」,擔憂流程繁瑣,需要報警、等待相驗,甚至顧慮鄰里壓力,導致許多家屬寧可選擇送醫,交由專業體系處理身後事。

第三,臨終症狀的照顧壓力也是一大推力。郭惠伶指出,生命末期常伴隨喘、腫、出血或躁動等症狀,這些雖然都是瀕死前的自然過程,且在緩和醫療協助下可以控制,但對缺乏經驗的家屬而言,往往造成極大心理負擔。在「送醫比較安心」,且健保體系下費用負擔不高考量下,送往醫院成了最直接選擇。

最後則是家庭結構改變,現代多為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無力負擔全天候的在宅照護,將長輩送往醫療機構成為不得已的常態。

她坦言,這樣的趨勢對醫療端確實形成壓力。許多高齡衰弱長者不見得需要急性醫療,卻因缺乏其他照護機制而被送進醫院,擠壓急性病床與醫療資源,在超高齡社會下更顯嚴峻。

安寧緩和不是消極放手,而是積極的舒適照護

郭惠伶說,社會仍需更完整的溝通與教育,理解善終不只是「在哪裡離開」,更涉及如何面對生命末期的選擇與尊嚴。

因此,安寧緩和醫療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關鍵環節。對於仍有部分民眾將安寧緩和誤解為「被放棄」,她強調,安寧緩和並非消極放手,而是一種積極的醫療選擇。

郭惠伶說,安寧緩和旨在尊重生命自然的終期旅程,並非一味延長生命的長度,且是透過控制症狀,以積極的舒適照護,免於不必要的醫療加工與過度干預所致的痛苦,協助病人在走向人生最後一段路時,仍保有尊嚴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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