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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新夾殺下的企業危機

高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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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

1989-03-15

瀏覽數 13,700+

五種新夾殺下的企業危機
 

本文出自 1989 / 4月號雜誌 第034期遠見雜誌

一、民間企業成長是關鍵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民間企業的蓬勃發展與無限活力是經濟成長快速的關鍵因素,與國營事業相比,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投下了更多的自有資金、繳納了更多的稅,同時也開拓了廣大的國外市場。它當然也比國營事業冒更多的風險、面對更多的競爭、做了更辛苦的耕耘。因此它也賺了更多的錢、累積了更多的資本、擁有更多發展的潛力。

簡單的說:沒有民間企業的持續成長,就不會有持續的經濟成長;沒有經濟成長,台灣本身就會衍發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各種問題。台灣的「實質外交」也就同時失去了「實質」與「外交」。經濟成長是那麼重要地支配了台灣的生存與發展,一旦開始惡化,就會像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籮筐裡一樣的令人憂慮。

二、五種「新夾殺」

當前台灣的企業是在相互糾纏的「夾殺」下出現了危機。

除了幾年前流傳一時、也頗多爭論的前有勁敵(如日本),後有追兵(如南韓)的夾殺理論外;由於這兩年來勞工意識與環保意識的提升與外力的介入、自由化步伐的加快與新台幣的升值等等,又誘發了下面五種「新夾殺」:

(一)「既不能設廠,也不能關廠」的夾殺:不能設廠就會使本來低落的投資意願更形脆弱,不能關廠就會使本來虧損的企業繼續陷於虧損。只要合乎法令,企業就擁有開廠與不開廠、關廠與不關廠的選擇,這是我國市場體系中的企業自由。

這一企業自由正遭受嚴重的挑戰。例如經濟部已經核定投資計畫的工廠不能設,符合勞基法遣散規定的工廠不能關。台塑的六輕、台機的合金鋼廠分別陷入不能開與不能關的夾殺之中。

(二)「私人成本激增,社會成本也激增」的夾殺:廠商私人成本中的工資近年來不斷上升。例如在一九八0~八八年間,台灣製造業每月的平均工資(以美元計算)上升一六九%,較韓國、新加坡等國高出甚多。

勞工意識劇升,對加班費、年終獎金、工作條件等等的要求,以及所採取的示威、罷工、對抗和外力介入等方式,使許多年來和諧的勞資關係陷入從未有過的緊張情勢中。每次的解決又都大幅增加了廠商成本,減少了企業自主的能力。

近年來風起雲湧的環保意識,使得產生公害的廠商不得不負擔巨額的社會成本。去年十一月林園工業區十八家石化工廠的賠償總額接近十三億新台幣。

(三)「正派競爭劇烈,不正派競爭更劇烈」的夾殺:不論產品是外銷或內銷,不論企業規模是大企業或中小企業,一方面要面對正派經營的競爭,另一面更要面對不正派經營的競爭。

道些不正派的經營者以逃稅、漏稅來減少成本,利用特權關係取得新特權,在法律邊緣從事經濟活動。

這種「夾殺」已經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可怕後果--正派經營難以生存,不正派經營生氣蓬勃。

(四)「找不到工人,也找不到專才」的夾殺:當前台灣就業市場已出現了各種人才短缺的警號。根據主計處最近估計;製造業約短缺二十萬勞工、營造業約短缺十二萬四千勞工。勞工的短缺推動了工資的上升,也提升了工運意識。

「專才難找」也一直困擾企業的成長。兩個近例:去年報禁開放後,就引起報界記者的大搬風;證券公q獲准設立之後,也就立刻引起金融界的人才爭奪戰。

對當前資金氾濫而又投資遲疑的「矛盾」現象,筆者一直認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資金的企業家找不到一批專才來共創事業。今天的台灣是「有錢」,但「缺人」。勞工與專才兩種都缺乏是另一種「夾殺」。

(五)「自己一籌莫展,政府也無能為力」的夾殺:當年台灣成長過程中的企業活力,在上述各種的「夾殺」中已一籌莫展。再由於政府公信力的脆弱,公權力的不受尊重,政策的慢半拍,政府在企業家心目中早已無能為力。

王永慶說得真切:「台灣雖然富有,但是敗壞家產也是很快的。至於台塑的長程計畫,只有過一天算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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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天算一天」正反映出產業萎縮、投資低落、英雄氣短的淒涼。

三、「夾殺」的成因與後果

再進一步分析上述各種「夾殺」的成因,總體的因素多於個體的因素,如工資上升與防治公害帶來成本的增加;外來的因素多於內在的因素,如工廠既不能設,也不能關;非經濟因素多於經濟因素,如外力參與工運及環保運動;政府的責任多於民間的責任,如社會秩序的混亂、過時法令的普遍、地下經濟的猖獗、公共設施的嚴重落後(如電力、水、大眾捷運系統)。

在當前的經濟活動處處受到夾殺下,其結果是逼得企業家不得不把他們的眼光、資金與注意力湧向:

--大陸市場

--海外尋找出路

--股票及房地產

--緊縮投資或關閉企業

--地下經濟活動

在台灣的中國人在坐擁金山之後,卻受困銀山。台灣多少該做的投資沒法做,多少不該做的生意層出不窮。今天可以開設理髮廳、MTV、小鋼珠,但不准民間設立精緻的人文學院、音樂學院、語文學院。

四、「夾殺」中求發展

我們必須要指出:上述各種「夾殺」,對力爭上游的企業家應當是挑戰,不是絕路;對整個經濟的升級也具有催化的功能。在每人所得六千美元時,工資自然要隨之調整。勞工自然要有較多的自主,公害自然要減少,環保成本自然要負擔。因此企業家們:

當面臨設倣與關廠困難時,就要百折不撓地向反對的民小與員工溝通。當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同時增加時,就要靠更高的生產力、更多的自動化與開發更多的附加值產品。

當正派與不正派競爭劇烈時,自己就要堅持正派經營的原則,寧可忍受一時的虧損,爭取長期的合法利潤。

當人才短缺時,就要設法加速培育本身已有的人才。

當田政府政策(如民營化)總是慢半拍時,不要放棄對政府的督促與鞭策。俞內閣的政績是需要靠外力來推動的。

經濟大師熊彼德認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來自企業家的創新。在各種夾殺下,「創新」怎麼可能產生?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這是當前的企業危機。企業危機,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正如我多年來所強調的,應當要靠企業自身來度過。

但是。在當前台灣特權彌漫。法紀不振。政府喪失鬥志、民間活力衰退的局面下。化解這場企業危機的關鍵,不在民間。而在於政府能台在最短期間,於重振公權力的過程中,拿出全套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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