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景一：沙發上正坐著來訪的親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劉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卷錄影帶播放，是到歐洲旅遊時買的風光帶子，客廳裡氣氛頓時熱絡起來，大夥兒盯著螢光幕展開新的話題。
「新的日用品」
場景二：晚間新聞結束了，鄭小姐關上電視，覺得屋子又寂靜了下來。收拾收拾前兩天看完的二十幾卷帶子，她打算到錄影帶店再去租些回來，順便在店裡聊聊，看有什麼新鮮事。
場景三：早餐桌上，國小三年級的王佑中和弟弟正在自己泡牛奶、啃麵包，爸爸和媽媽還在睡，因為昨天又看錄影帶看到很晚。自從家裡買了錄影機後，爸媽早上老是起不來，王佑中決定投書報紙：「希望媽媽以後能早睡早起，陪我吃早飯。」
正在台灣社會上演的這部片子劇情概述是：錄影帶已經成為許多現代人的「民生必需品」，重新塑造生活的風貌。
片中的主角來勢驚人。根據聯廣公司調查，全台灣錄影機的普及率已躍升到六七%，等於每十戶人家中就將近有七戶擁有這個「新的日用品」。而且，越來越多人除了客廳裡擺一部外，再為臥室裡添購一部放影機。
速食消遣
即使家中沒有這個方方扁扁的黑盒子，在路邊的電視牆上，在南來北往的大巴士上，在四處林立的MTV店裡，甚至在旅館的房間裡，都可能碰到錄影帶正拼命綻放聲光的魅力。
每個階層都逃不出這個魅力輻射。
老年人用它來打發時間，而且表示自己的獨立。他不再仰賴別人陪伴，幾卷錄影帶、一個遙控器在手，他可以擁有自我滿足的天地。甚至還能「推己及人」，一位住在中華路的阿巴桑，就每週一次搭計程車老遠到龍江路一家大規模的錄影帶店，像採購日用百貨般地租一大堆帶子回去供家人分享。
上班族可藉以掌握時間。「我愛看就看，不想看就關掉，不像到電影院去還怕路上塞車。」對分秒必爭的現代人來說，看錄影帶算是一種既省時又不費腦力的「速食消遣」。
家庭主婦和有錢有閒的婦女看得就比較專心了，因為錄影帶裡蘊藏著和別人談話的材料。看大陸風光片，可以向人談黃山、談少林寺；看許曉丹演的舊片子．，可以和大家一起批評這個裸舞事件的女主角「太沒美感了」。
青少年和兒童幾乎是由錄影帶陪著長大。MTV店是大孩子的社交場所，小孩子則在家中翻找父母租的帶子，三歲的小弟弟就會自己騎著小腳踏車到店裡租卡通片。於是錄影帶中曝光率高的人物遂成為他們的偶像，南部一所中學在入學性向測驗中就赫然發現，某些學生最敬愛的人是「餐廳秀主持人豬哥亮、胡瓜」。
另外，想要欣賞外國芭蕾舞劇、想看完整的立法院問政實錄的人，也能在夜市的錄影帶攤子上覓得所好。
錄影帶挾著方便、隱密、廉價(一千元可租五十到六十卷帶子)的優勢，滿足了男女老少芸芸眾生的同時，正逐步在改變他們的生活型態，也逐漸在改造社會的關係網絡。
取代村里長功能
遍及全台灣(包括外島)的四千多家錄影帶租售店是這股改造力量的重要灘頭。「每個社區至少有一家錄影帶店，」趨勢分析者詹炳發認為這些店「已取代村里長的功能」。
善於做生意的店老闆們多半能言善道，愛和客人聊天，加上建立會員制，顧客的電話、地址一般基本資料總能掌握。常聊下來，知道這位是醫生，下次就介紹病人過去；有人想租房子，也到店裡來打聽附近狀況。擁有近二萬卷錄影帶的李老闆就得意的笑說：「村里長有事才會找你，我們這裡來來往往每天主動上門的有上百人，談起來什麼都知道。」
選票的爭奪和新產品的推廣，也把這裡當成據點。見面三分情下密集的口頭傳播，再施予點好處(例如免費借給候選人政見錄影帶、送英文補習班和旅行社語言學習帶和介紹風景帶子給顧客)，總能打動不少上門的人。
錄影帶租售店有時也成了民意宣洩場所。「租帶子的人從政府官員、電影明星到攤販，三教九流都有，」住在新生南路，目前固定向三家店租片的鄭虹生說：「碰到不滿的事，大家都有意見。」像立法院又打架了，有人知道了氣憤得無處說，就跑到錄影帶店裡衝著老闆喊：「你看，太不像話了！」旁邊的客人一聽到，起了反應：「對嘛，實在難看……」，不一會兒，大夥兒對著共同的目標同仇敵愾大罵一通。「一陣亂罵後，會覺得很痛快。」鄭虹生滿喜歡這種民意測候站。
個人的情緒、社會的情緒，都可以在錄影帶及其租售店裡被鼓動、被發洩。
色情、暴力隨之滲透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一份碩士論文就調查指出，台北市民看錄影帶多是「情感型」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娛樂，打發時間和放鬆心情。而「習慣」、「尋找刺激」、「忘卻現實生活」、「增加與人交談的資料」這四類動機越強的人，看錄影帶的時間就越長。
因「尋找刺激」和「忘卻現實生活」而看錄影帶，其後遺症令有識之士擔心。刺激和忘卻現實的原由，多來自異色錄影帶。「台灣錄影帶業的發達根本不在於有好節目，而是在於異色的節目。」傳播學者陳世敏指出。
一般租售店裡，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A片專櫃」，除此之外銷路最好的是動作片；很多人剛買錄影機，總是先租A片來滿足好奇心。於是隨著錄影帶的深入家庭，色情和暴力也順理成章的滲透到家家戶戶。
有父母坦承，即使自己租來的成人電影收得再隱密，還是可能被孩子翻出來；而孩子跟著爸媽到租售店去，也會「不小心」的走到裡間的特別專櫃裡，然後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告訴爸媽「這裡還有錄影帶！」
一個「逃城」
不論是大人或小孩，負責社會服務的敬拜中心主任牧師陳公亮認為，對於某些心靈孤單的現代人來說，錄影帶的世界有時扮演了一個「逃城」的角色 逃避挫折，尋找香格里拉的幻境。他曾經遇到一位中年女士在離婚之後，天天沈溺於日本劇情片；還有一個國中生受不了功課壓力，逃家到MTV店，持續一星期用錄影帶來麻醉自已。
伴隨著刺激和麻醉而來的，往往是錄影帶中扭曲的、沒有交待的人生觀。影片裡充滿了奇情、爭鬥，總是在男女主角瘋狂的愛戀後結束，總是在英雄式的激戰後收場，「然後呢？」陳公亮牧師提出疑問。
他發現到，一些婦女到東區舞廳找伴舞，漸漸淪落下去，還有女孩子因為愛慕虛榮而成為雛妓，不少人是因為從錄影帶得到了訊息：「這無所謂」，於是她們覺得「別人都可以這樣，為什麼我不可以？」
用錄影帶來填補日子無聊的同時，也把不當的價值觀填塞到腦海裡，相對的，就無暇也無處來充實有益的知識。前任新聞局廣電處科長黃智華在任時每隔三、五天就得到街頭取締非法盜錄，他對錄影帶的猖獗大惑不解：「是不是我們的讀書風氣不好？」
「中廣熱線電影資訊」節目主持人馬永桓就在MTV店裡瞭解到，很多青少年不看報、不看書，光看錄影帶。在侷促的小房間裡接受大量的聲光刺激，「對成長過程需要思考空間的青少年而言，是一種戕害。」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楊孝洲擔心長久下來，年輕的一代會無法靜心思考及閱讀文字。
因為對電視不滿
支持錄影帶在台灣大放異彩的一項特色是「全世界只有我們和韓國有放影機這樣的機種。」行銷專家詹炳發指出。原本錄放影機的誕生是為了把具保存價值，或想看而沒時間看的節目錄下來，但在台灣，九０%以上的人只用來播放自己選擇的節目帶。「好像人人家裡變成一座小型電視台，自己製作節目。」
「自己製作節目」部分原因是對現有電視節目的不滿。在錄影帶店出人的人，五個中至少有三個會說：「電視除了新聞和影集之外，就沒什麼好看，連續劇拖拖拉拉，綜藝節目老談低級趣味。」像七十三歲江蘇籍的任先生就寧可租帶子看日本片，談起日本時代劇中的幕府時期故事，他興致勃勃描迷：「那時政府貪贓枉法，民間痛苦不堪，有義民出來打抱不平，看得好過癮。」
可能成為「殺戮戰場」
然而，在許多人以看錄影帶來表達對電視節目品質和內容不滿的同時，傳播學者提醒，是否也該同樣要求錄影帶的品質和內容。「事實上錄影帶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節目。」政大新聞系教授陳世敏指出。有八年看錄影帶歷史的鄭虹生深有同感，一般租售店裡大約只有兩成到五成算是好帶子。
根據聯廣公司行銷研究處的調查，一般民眾較喜歡看的錄影帶內容排名，社會寫實、愛情文藝、武打、戰爭、恐怖鬼怪等類型，遙遙領先自然生態、運動專題、科學報導及紀錄片這一類益智影片。台灣居民在擺脫電視節目的窠臼之後，是否又落入了另一個錄影帶陷阱？
「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一樣，有很多好的東西可以被保存下來，很快深入到每個家庭。」敬拜中心陳公亮牧師認為，錄影機這樣一個工具，可以促使社會進步，但若不理性運用，也可能淪為刺激感官、麻醉人心、消滅尊嚴的「殺戮戰場」。
是否要任它擺佈？
傳播學者陳世敏也點出了錄影帶文化的社會意義：今天台灣客觀的外在環境缺乏豐富的活動；加上個人主觀的衡量－－不願意從事看錄影帶以外的活動，或是認為其他活動不符所需；再加上錄影機本身獨特的個性－－方便、隱密，於是造就了今日錄影帶的蓬勃。問題是：我們是否要任由錄影帶來造就我們的生活型態和價值觀？來重新勾勒我們的社會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