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海南，才可以做實驗，」這是他們四人築夢的依據。
他們屬於大陸的青壯菁英分子，年齡從二十四歲到四十八歲；受過最好的教育，其中二位曾經留學歐美。
他們都研究經濟，對大陸改革滿懷憧憬。選擇在這個南方小島落腳，是因為他們相信這片未經開發的土地有豐富的資源、自由的空氣和寬鬆的政策，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發揮改革的理想。
四十八歲的毛立本是海南省經濟合作廳副廳長。在同事眼裡，他不諳人際交往，「會做事，不會做官」。但是談起改革，歷經文革洗禮的他，平緩的語調裡突然有了熱情：「我覺得自己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
一九八五年，他以交換學者身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研讀經濟。當時與他同班的台灣華新麗華電線電纜公司企畫經理郭譽聲回憶說，平日不多言的毛立本，為了辯護大陸的改革政策，在中國同學會中慷慨陳詞。
南方此北方容易施展
回到大陸，毛立本並不安於做個理論家：「我想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推推鼻樑上的眼鏡，他急切地說。要在中國大陸找一片任知識分子施展身手的空間並不容易。比較各地的政治氣氛後，他發覺：「南方比較活躍，施展改革的可能性比北方大。」
在海南，他的看法似乎得到印證。他相信：「改變人的思想觀念比做計畫還難。」在毛立本眼中，被外來人批評文化水平低的海南人卻不難接受新觀念。
例如，海南省政府要徵收洋浦港附近的地皮，讓外商建電廠，起初當地人認為地價太低，省政府苦口婆心地解釋電廠對經濟發展的好處，並讓他們到深圳參觀。在見識過深圳由農村變繁華的景象後，他驚喜地發現：「他們的思想很快就轉變了」。
「天高皇帝遠」，則是三亞市副市長江上舟鍾情於海南的重要原因。瑞士蘇黎士理工學院博士班畢業，在歐洲住了八年的江上舟直截了當地說：「我回國就是想改革。」
去年八月返回中國大陸，他不安於成為經濟委員會的成員，跑遍廈門、馬尾、天津、瀋陽……沒有一個地方留得住他。海南建省的消息帶給他新希望，「我就是因為想來海南，才參加社科院的調查團。」他黝黑、削瘦的臉龐上露出不拘小節的笑容。
對江上舟而言，未開發的海南島「表示具有開發的潛力」。不同於其他三位夥伴，他選擇留在海南南端，比海口還荒涼的三亞市。
萬丈高樓平地起
潔白的沙灘，碧澄澄的海，在江上舟看來，三亞有足夠的本錢發展成出色的旅遊城市。興建中的鳳凰機場，一幢幢外觀精緻的酒店，剛起步的三亞市讓江上舟嘗到「萬丈高樓平地起」的成就感。
對於急於擺脫中央政策束縛，希望全力施展身手的江上舟而言，三亞的觀光資源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即使中央抽緊銀根，對海南有影響，對三亞影響卻不大」。
從歐洲最富庶的瑞士到尚未開發的海南島，江上舟語氣篤定地說：「我已經做好準備，一切從頭開始。」
「凡事起頭難」，卻令省政府社會經濟建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遜在踏上海南之前，猶豫再三。曾經飽受病魔摧殘的廖遜只有三十八歲，臉上留有超齡的滄桑。割捨不下愜意的研究工作，再加上健康方面的顧慮，他曾經兩度婉拒海南領導人的邀請。
學的是經濟，廖遜卻一直對政治感興趣。他提出的「小政府，大社會」構想受到重視，成為海南政治體制政革的基本架構。
當他猶豫是否該投身一個完全陌生的新戰場時，海南的朋友忍不住指責他「抱的是隔岸觀火的投機心理，做對了是你的，做錯了是我們。」這句話深深打動了廖遜的心。
海南島也著實讓他驚喜。依照廖遜的構思，海南省政府要在一個月內從一百五十個單位精簡成二十七個，裁減掉五百二十人。他沒想到「那麼劇烈的改革居然被海南人接受了」。成功的第一步，堅定了廖遜繼續在海南從事政治改革的決心。但是「做官」也讓他付出相當的代價。他的妻子形容他「忙得四腳朝天」，夜裡十一點半回家成了家常便飯。
對長期從事研究工作的廖遜而言，意見受人重視是他最大的成就感。「很多領導同志不習慣先去問問知識分子，然後再考慮決策，」他慢條斯理的說：「但是在海南，各地送到省府辦公廳的材料都會轉送我們這兒徵求意見。」
自由的空氣
「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機構，但是起的作用恐怕沒那麼多。」二十四歲的政策部副主任張高波也興奮地接腔。
北大經濟研究學院畢業的張高波是在公平競爭下脫穎而出的人才。趕上允許人民自由報考的年代，他十六歲就考進了北大。雖然言談中流露著對北方文化水平的自豪，他卻不否認：「在海南，我感覺到有一個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空氣使他參與擬定的三十條」規定順利推出。
「三十條」從更寬、更大膽的角度詮釋中共國務院「關於鼓勵投資研發海南島的規定」，最主要的精神是鼓勵企業和個人「大膽試驗，放開經管」。
贏得掌聲還是噓聲？
中共中央對海南的「三十條」未置可否，風向改變時，新規定是否會被全盤推翻？「要說一點可能性都沒有，那是不可能的。」張高波神采奕奕的眼神流露出些許猶豫。
「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機會。」雖然認為中國大陸人民已經為過去的錯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思想深沈的廖遜卻沒有把握這場「從頭開始」的實驗會不會只是一場夢？
這一群在海南實驗室中築夢的尖兵，雖對腳下的土地充滿希望，卻沒有把握，究竟北方傳來的會是掌聲還是噓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