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綠都有憂鬱症
9月21日（原本應該哀悼島國震災殤痛的日子），行政院長游錫?在立法院備詢時，突然對反軍購人士扣上一頂「意識型態、國家認同有問題」大帽子。立場鮮明的媒體對此依舊呈現兩極化解讀，由社運領袖黃武雄、黃文雄（現任國策顧問）等人發起的「非戰家園行動聯盟」則備感錯愕。
跟隨黃武雄投入社區大學工作的該聯盟召集人周聖心不禁反問：「難道黃武雄、黃文雄會有國家認同問題嗎？」
周聖心強調，游揆這項說法雖指出部分事實、卻太過簡化，反軍購不是藍綠或統獨問題，而是如何確保台灣民主、經濟成果與攸關生命價值的問題。政府一味把反軍購者說成打扁、投降派、中共同路人，是不負責任的說法，政府不應該把反對者都當成敵人。
在民進黨政府已進入第二屆，台灣社會兩極對立卻仍未見消減的當下，支持泛藍陣營的社會力量固然充斥難以釋懷與無法調適的「藍色憂鬱症」；支持泛綠陣營並在過去長期扮演反對運動推手者，又何嘗不是罹患了恨鐵不成鋼的「綠色憂鬱症」？
反對運動空洞化
其實，不論「藍色憂鬱症」或「綠色憂鬱症」，都反映出政黨輪替後同一項核心議題：反對運動空洞化。
大體上而言，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的台灣反對運動，具有自由主義右派與社會主義左派兩項傳統，儘管理念路線不同，但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下，「反威權體制」成為所有反對力量的共同交集，從黨外人士到民進黨所建構的強有力反對黨，也因而成為反對力量的改革希望寄託。
在這種結構背景下，政黨輪替前的反對運動，不論是從環保運動、工運、婦運、學運、原住民運動等面向切入，幾乎都與民進黨共同形成「反國民黨大聯盟」結盟關係。即使是國家認同、統獨立場與民進黨歧異的反對力量，也依舊站在執政者的對立面與國民黨抗衡。
即使在「社運黃金十年」的1980年代，社運動員與反對黨政治動員也幾乎是一體兩面。當時民進黨新潮流系深入每個社運領域，也象徵政黨輪替前，反對運動與政治民主運動的無法分割。
然而，政黨輪替卻讓「反國民黨大聯盟」頓失共同反抗目標。由於政黨輪替後已很難產生類似「反民進黨大聯盟」的社會集體矛盾；另外，國親兩黨遲遲無法提出具說服力的改革願景與行動，使反對力量更難對國親寄予厚望。
進一步而言，反對運動空洞化也可能是政黨輪替轉型期的某種必然產物，並且具體表現在下列幾個層面：一、民進黨的執政心態被認為「吃定社運團體」；二、國親兩黨的在野作為被認為「只想反扁復辟」；三、民間社會短期內尚無法培養出高度自主性。
政黨輪替轉型期
一個顯而易見的對比是，世界各國的政黨競爭，多半是由在野黨提出改革理念咄咄逼人，執政黨則被迫強調安定價值全力防守；台灣卻是民進黨一再拋出公投、新憲、黨產等改革議題；空有執政經驗、智庫人才的國親兩黨只能跟隨民進黨設定的議題起舞。
尤有甚者，陳水扁不但願意簽署各類社運團體提出的進步政見（實踐多少是一回事），更大量起用社運健將進入黨政部門擔任要職（尊重多少是另一回事）；連宋則不但沒有催化、聯結出新的反對運動，國親從黨中央幹部到區域立委提名、不分區立委名單，也仍由舊政客進行資源分配，並未大量延攬社運人才。
在朝野對社運力量的吸納形成強烈對比下，民進黨吃定傳統反對力量不會轉向支持國親，新興反對力量則無法寄希望於在野黨；而無論傳統、新興反對力量，在泛政治化氛圍下又都難以掙脫藍綠對立邏輯，使得反對運動自主性遲遲無法彰顯。
更精確地說，現在搞反對運動雖已沒有被警總約談、坐牢被關的巨大風險，但改革並沒有因此變得比較容易；正好相反，民主時代的社會正義不再像過去那樣是非分明，各種公共政策牽涉的是更細緻的相對正義與利益衝突。事實上，現階段推動改革的困難度，比起戒嚴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是民間社會尚難培養高度自主性的重要原因。
儘管社運力量逐漸摸索、發展出新的監督政府模式，但以林義雄等人在「本業」核四公投上尚未突破、卻在「副業」國會席次減半上臨門一腳看來，台灣社會只是在要求政治人物實踐誠信原則上跨出一步，卻尚未啟蒙體認，現代公民最重要的當家做主公民意識，這也是反對運動還有長路要走的關鍵原因。
或許，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已經不再有任何一種反對運動能夠回答所有改革問題。面對全球化競爭、兩岸關係、貧富不均、憲政改造、建構社會安全體系等重大挑戰，各種反對運動都只能回應某項問題。但也唯有透過反對運動的理想性格不斷尋求出路，台灣社會才能產生源源不絕的改革動力，反對運動也才能在其中真正安身立命。（作者為平面媒體資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