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惠普科技新任總裁暨執行長菲奧莉納來訪，造成一股旋風。這位年僅四十四、曾當選《財星》雜誌「全美最具影響力的女企業家」第一名的企業領導人，為大家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媒體對她的評語是：一位才貌兼備的成功女性，集亮麗、慧黠、敏感、熱情與活力於一身。
勇敢做自己
在以男性為主導的資訊科技產業，菲奧莉納的表現絲毫不讓鬚眉，她是惠普公司成立六十年來首位女執行長。菲奧納莉究竟具備何種過人的條件，才能讓她如此出類拔萃？外界分析其成功的原因，關鍵在於她積極的個性以及獨立自主的人格。她有一句名言足以詮釋她對生命的態度：「絕對、絕對、絕對不能放棄。」
年輕的時候，菲奧莉納的人生走得並不順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法學院中途輟學以及第一次婚姻失敗，都讓她承受重大打擊。但她事後表示，這些關卡固然是她生命中最難下的決定，但也因此讓她獲得真正的釋放，「這是我的生命，從此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菲奧莉納做了一個成功的示範：女性可以勇敢地「做自己」，對於喜歡或不喜歡的事，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要」或「不要」。
女性的一生，必須經過很多階段，大多數人不脫求學、就業、結婚、生育、退休等等。絕大多數的女性都是依循固定的模式生活著，這中間有許多是社會期許，也有許多是責任義務，等到這些都一一經歷過之後，有一天才猛然警覺，年華已漸漸老去，許多女性不免感嘆：「難道這些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嗎？」
有一首短詩，出自美國女權運動者葛羅莉亞‧史坦能（《內在革命》的作者）的筆下：
校園的女人，穿上雄性的思想，期望父親的誇獎。上班的女人，穿男性作風的衣服，也用男性作風對待她們的秘書。結了婚的女人，將她們的身體奉上，卻穿起了丈夫的願望……
這是大多數女性的寫照。從小到大，傳統價值與社會期許就像一張網，女性被這張網緊緊捆住，她們將自己的一生拱手奉上，卻很少問「為什麼」，也不管「是不是自己要的」。
然而，時代畢竟不一樣了！這個年代的女性開始學會自省，她們愈來愈感受到內在一股強烈「掙脫」的慾望正熊熊燃起，積極想重新確立並創造一套新的價值觀。就像菲奧莉納一樣，當年她拒絕遵循父親的期許，寧可放棄可能到手的法學院文憑，一心想憑自己的雙手來構築自我的道路。
知名女作家黃明堅在十年前曾經寫過一本書《為自己活》，一經出版後立刻造成轟動，創下銷售七十餘版的紀錄。這本書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想，鼓勵每個人不需跟隨世俗標準隨波逐流，而是依照自己的方式與標準去選擇有價值的人生，讓自己活得快樂，活得自由。
黃明堅在倡言這個主張的時候，年紀才剛過三十，台大商學系畢業，單身不婚，留美企管碩士，擁有高學歷卻是個沒有固定工作的「游牧族」，發生在她身上的種種都很顛覆，典型的社會「邊緣女性」。當時，黃明堅受到很多質疑與批判，甚至被衛道之士指控為散播自私自利的「異端邪說」。但黃明堅十年如一日，始終堅守並貫徹她的價值理念。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為自己活」已成為許多女性競相仿效的生活標竿，過去被斥為「邊緣思想」的價值觀正在社會各個角落裡發酵，而將此一「學說」發揚光大的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正以各種煥然一新的面貌出現，大聲地喊出「要做自己」。
日本「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曾經深入研究調查近年來女性生活形態的轉變，並提出一個結論：女性時代已面臨轉捩點，並正以銳不可當的氣勢發生變化，女性從以往「模仿」（大家都如此，所以我也這樣）、「挑戰」（趕上或超越男性）、「解放」（掙脫束縛獲得自由）的階段，來到了「自我設定目標」的時期，企圖憑己之力找到自我實現的空間。
「灰姑娘夫人」為自己活
博報堂的調查指出，如果以一個英文字來解釋，現代女性是不折不扣的VIP（大人物），她們普遍具有追求Variety（蛻變）、Venture（冒險）、Independent（獨立）、Instant（立即）、Pleasure（快樂）以及Peace（安定）的意願。
負責主持這項調查的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所長東海林隆指陳，「女性是領導生活的先驅，她們提前改變了生活的重心。」而女性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巨大的轉變，主要是因為女性被納入社會僵化體系的程度，不如男性那麼深，採用「變調」的生活態度彈性也比較大。
博報堂並發現，社會上出現所謂的「個性派」裡，女性的人數多於男性，占了三成左右，她們不要「平準化型」，而是要有別於他人的「特化型」，而且不分年齡長幼、已婚或單身，幾乎涵蓋了每一個階層的女性。
譬如，在工作崗位上女性最顯著的「特化型」就是，愈來愈多的女性認為工作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賺錢或貼補家用，更在於探索如何發揮自我，如何使自我成長等等，換言之，即是一種提升自我比重的價值觀。近幾年，許多女性選擇生涯出走，就是最佳例證之一。
在台灣率先喊出「上班族出走」口號的《聯合報》記者廖和敏，一九九二年出版她的第一本著作之後，引起非常大的回響。當她受邀到各地演講，即明顯地感受到女性對這個議題熱衷的程度遠遠超過男性。事後證明，女性實際採取出走行動的人的確比男性多得多，「至少在我的周圍，出走的八○％幾乎都是女性，而且不管是已婚、未婚、離婚，還是媽媽，」廖和敏強調。
目前擔任周生生集團企劃經理的蔣 O敏，便是女性出走的證言人之一。她在三十二歲那年，放下才剛滿兩歲的女兒到澳洲念了一年書，並拿到企管碩士學位。原本蔣O敏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在台北澳洲辦事處擔任資深商務專員，但她認為一直這樣工作下去很沒意思，她說得很堅定，「我要嘗試不同的彩色人生！」
和同年齡的朋友比較起來，大部分的人不是在計畫著買房子、買車子，就是考慮換一個待遇更好的工作，蔣O敏不是，她自覺生命已走到一個關卡，她不斷自問，「我一定要把自己所有醒著的時間，全部貢獻給老闆嗎？」她一心想走出去接觸新事物，一方面藉此平衡逐漸失控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有足夠的距離去反省工作的意義。
即使是已婚婦女，也高唱著：要為自己活。針對這種現象，博報堂提出一個有趣的名詞──「灰姑娘夫人」，希望擁有任意支配的自由時間，譬如，當先生晚上拖著疲倦的腳步回家時，太太卻像灰姑娘一樣，一心想出門去舒解壓力。
深沈的「不被瞭解的寂寞」
已婚、育有兩子的周錦瑟，在四十歲那年決心成為一個自助旅行家。在此之前，她是一個朝九晚五、安分守己的職業婦女。這樣的「身分」曾讓她懷疑，「我這輩子有可能自由自在地到處跑來跑去嗎？」她自忖，為人妻、為人母多年，盡了該盡的責任和義務，如今兩個孩子大了，是到了可以為自己做點事的時候了。
於是，周錦瑟索性把工作給辭了，專心以旅行為業，靠著多年的存款利息收入當做旅費，幾年下來，她已經跑遍了三十幾個國家。如果把周錦瑟每年出國旅行的錢拿來投資買房子，她大可以坐等房子增值，賺更多的錢，但這不是她要的人生，她說：「我要藉著旅行徹底打開視野。」
周錦瑟這樣說走就走，把老公、孩子丟在一旁，老公倒是看得很開，知道既然阻止不了她，倒不如阿Q一些，乾脆任由她去。況且，老婆說的話也頗有幾分道理，「我們年歲愈來愈大了，現在不去逐夢，只怕以後就更沒機會了。」反倒是她的一些女性朋友的另一半，總是三令五申要求太太「遠離周錦瑟，免得被帶壞」。
有句話說，「冒險帶來焦慮，不冒險卻失去了自己。」女性在很多議題上發現，人生即使照著規劃一路平順地走，但內在其實並不滿足。
射手座的曾玲，形容自己「有一顆不想安定的靈魂」。二十四歲的時候，曾玲獨自背著四十七公斤的行李，隻身前往普吉島「地中海度假村」（Club Med）工作，她是全村唯一來自台灣的女性。二十六歲，曾玲隨著一位英國籍的船長在海上足足航行了兩年，中途曾遭遇海難以及被雷擊中生死攸關的恐怖經歷。二十八歲以後，曾玲重返陸地，但仍未停止內在冒險的蠢動。
擔任電視旅遊節目主持人期間，曾玲繼續上山、下海，足跡遍踏整個台灣的深山溪谷。她也曾橫跨半個地球，長征哥斯大黎加東北角的低地熱帶雨林與印地安保留區等地。許多女人不敢做、不會做的事，她幾乎都做了。曾玲說得很坦白：「我從來不做生涯規劃，都是見招拆招，一個挑戰接一個挑戰來，什麼都想去試試看。」
如今年過三十，曾玲仍是個不願安定的SOHO族。她自嘲地說，現在打開報紙，發現所有的人事廣告任用條件，自己幾乎都不符合。很多人給她建議：「不如找個人嫁了吧！」承認自己「想結婚想得要死，但卻不想被綁住」的曾玲宣稱，即使結了婚，還是要向外跑，而且最好伴侶和她一樣喜歡冒險。
作家郜瑩則是在三十五歲的時候決定「出走」。當時，她的兒子念國小一年級，女兒還在幼稚園，仍是需要照顧的年紀，但郜瑩堅持用五年的時間，每年兩次、每次一個月到中國大陸遍訪五十四個少數民族。這個旅行寫作計畫被不少親友斥為一派胡言，並指責她怎可如此不守婦道。甘冒著這些罪名，郜瑩毅然背著行囊上路，內心裡有一股深沈的「不被瞭解的寂寞」。
就像大多數女人一樣，郜瑩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把愛情、婚姻、養育子女當做唯一的人生目標，只想找一個男人嫁了，然後安心地在家相夫教子。然而婚後不久，先生發生了一場大車禍險些喪命，小女兒也莫名其妙地感染了「急性骨髓炎」，整整臥病將近一個半月。郜瑩不眠不休地守在病床邊照顧，發現自己雖然付出這麼多，但人生好像沒有一件事可以「掌握」；既然不能掌握，就不應浪費時間等待，不如及時去圓自己的夢。
拒絕走上紅毯的女人
過去，婚姻等於是女人的全部，社會普遍認為女性走入家庭天經地義，找個伴，乃是人生大夢之一。然而當女性的自主意識愈來愈強，也有為數不少的女性覺得「要不要」結婚並不重要，甚至旗幟鮮明地拒絕婚姻。
三十九年次、不婚的全理法律事務所律師董安丹表示，自己雖然從未預設過立場，但在男女情事上一直缺乏「練習」的機會。董安丹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司法界算是表現很突出的女性，大學及研究所時代也都是班上的「少數民族」，但成天忙著讀書、研究個案，使她根本沒有心思理會別的。
再加上董安丹沒有上一代「逼婚」的壓力，而自己的謀生能力向來不錯，「結不結婚」對她而言始終不是個迫切的議題。所幸社會愈來愈開放，許多人看待「單身」也變得理所當然，「我這叫事後的合理化，」她笑稱。
退休後打算遷居花蓮，閒來種花植草以及研究專利法，這是董安丹替自己盤算的未來。她說，單身唯一的遺憾就是老來膝下無子，但她聽人說過，「孩子都是向父母討債的」，有時不免又暗暗慶幸「這輩子沒人來討債」。
年過四十、迄今仍單身的香港旅遊協會台灣處長黃莉惠坦承，對婚姻多少有點恐懼，原因是看得太多，也聽過太多不幸的例子。她不諱言，自己母親那一代的婚姻就是反面素材，父親嚴厲、霸道，典型的大男人主義；母親柔順、犧牲、奉獻，一切唯夫是從，但卻被婚姻牽絆得很苦，「她的一切苦難，可以說都是來自她的婚姻。」黃莉惠疼惜母親，並曾暗暗發誓，這輩子絕對不嫁像父親那樣的男人。
雖然始終不放棄「找一個伴」的念頭，但黃莉惠的基本心態是「不強求」。目前，養狗、學習和自己獨處、讀佛經、研究哲學，讓自己漸漸沈潛、過簡單的日子，這便是她最大的滿足。
博報堂在調查中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以往人們提到不結婚的單身女性，幾乎都是「寂寞」「孤單」「落伍保守」「身心障礙」等負面形象；但現在一般人提到單身女性，則是住在都市裡的公寓大廈、身著設計師名牌合身套裝、工作能力強並懂得生活情趣的「貴族」。
黃明堅是從少女時代就認定自己不想結婚。她說，自己一向喜歡孤獨，從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在學習一個人過日子，因為每個人最終都無法逃離「遲早有落單的一天」。她觀察許多人即使結了婚，仍覺得缺少溝通的對象。在情感上依舊孤立無援，黃明堅因此提出一個論點：用婚姻來判定人的孤獨與否，實在不夠聰明，而誤以為走入婚姻即可遠離孤獨，更是愚昧。
同樣是維持不婚，廖和敏深信，「單身雖是非主流，但也不再是邊緣人。」三十五歲曾發下重誓「一定要在兩年內把自己嫁掉」，但好幾個「兩年」過去了，廖和敏還是沒有找到理想的對象。於是便乾脆死了心，既然發現此路不通，不如另起爐灶，改走不婚人生。
有人說，沒有婚姻就少了一種磨練，人生不夠完整；但很多結了婚的人又覺得後悔，認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權利被剝奪，喪失個人自由。廖和敏悟出一個結論，「人生不論怎麼選擇都會有遺憾。」她細數過去經歷的快樂片段，諸如生涯出走，到世界各地隨心所欲的住遊，竟有大部分是拜單身之賜才能無牽無掛。在朋友圈裡，廖和敏贏得最多的稱讚就是：「懂得過日子，是個稱職的單身族。」
爭取生育自主權
女性除了對結不結婚掌握發言權之外，對生育的自主權也企圖由自己來主導。「不婚媽媽」在社會上雖不是新鮮話題（以往大都是出於無知少女在懵懂的情況下懷孕），但由女性有意識地決定「不婚，可是要生孩子」的例子，則歷歷可數。
三十六歲、在外商惠悅管理顧問公司擔任行銷企劃經理的楊薰，去年生下一個兒子，一償她想當「母親」的宿願。楊薰坦言，原本有一個交往多年的男友，但她始終不確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婚姻，可是卻相當渴望做母親。她說得頗為感性：「那股強烈的內在渴望，彷彿是出於一種大自然的召喚。」
男友自始至終不贊成。楊薰取得家人的支持，當時，她的父親只告訴她一句話：「你要想清楚，而且以後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孩子生下了，男友卻憤然拂袖而去，楊薰沒有半句怨言，勇敢地扛起來，而且甘之如飴。
一如全天下的父母總是興奮地談論自己的骨肉，楊薰形容自己做母親的心情：「每天下班，我幾乎都是迫不及待地飛奔回去，進了家門只要一看到兒子，所有的疲憊都拋得精光。」少了一個男人在後面撐腰，楊薰瞭解以後所有的事都要「自己來」，她的神情不但沒有懼怕，反而流露出一種光彩：「我要親自帶著孩子去體驗這個世界。你知道嗎？當一個女人可以擁有身體的自由支配權，這是我這輩子感覺最美好的事！」
當女性大張旗鼓地說「要」或「不要」的同時，也使得眾多男性惶惶不安。對他們而言，那種講究婦女「三從四德」「賢妻良母」的時代彷彿已宣告結束。博報堂東海林隆語帶戲謔地指出，「這是一個新時代煩惱的根源！」
男性保守看待女性成長
無可否認，面對女性的「變」，男性居於「被動」的成分居多。「認為變化帶來危險，這是人之常情，」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以男性的身分發言指出，這不是「喜不喜歡」「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既然現象已經發生了，男性必須學習適應的新課題。
「況且，這絕不是一朝一夕發生，而是長時間慢慢累積形成，這倒是給男性一個反省與檢視的機會，」傅佩榮強調，人生很短暫，人生的目的無非是如何讓自己過得快樂，並尊重別人的選擇，每個人都有自由發展的空間，社會沒有任何理由要求女性必須犧牲奉獻一輩子。太太想去實現夢想而先生卻不願成全，「難道你寧願她抱怨或者抱憾終生嗎？」傅佩榮反問。
當女性標榜「要做自己」的時候，相對地也承擔了「自私自利」等諸多道德壓力的指責。傅佩榮用一派哲學家的口吻指出，包括男性在內，基本上每個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每個人「自我」的需求不同，無法論斷是非對錯，因此沒有必要用大帽子扣在任何人頭上。他語調輕鬆地說：「人生就是選擇，何不大家學得瀟灑一點！」
不像在花木蘭那個古老的年代，即便是出於孝道以「女兒身」代父從軍，仍難脫殺頭的欺君之罪，現代女性大可以理直氣壯地高喊「從軍報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可以像現在一樣，讓女性如此誠實並自由自在地說話，」時報出版公司經理彭蕙仙聲稱，這是現代女性的一種「幸福」。
在「要」與「不要」之間，許多女性一路摸索掙扎走來，有痛苦，也有成長，也許真的是到了破繭而出、開花結果的階段。彭蕙仙貼切地描繪出這些女性的心聲：「我這些年學到最多的功課就是『看到自己』。」
彭蕙仙在多年前因丈夫外遇而失婚，離婚的時候，「幾乎形同被掃地出門，」彭蕙仙回憶道，除了一份工作及一個女兒之外，她身無存款更無恆產。在度過了人生最晦暗的一段時間之後，如今再回頭看，她反而很感激經過這場歷練，讓自己學會如何置之死地而後生。
「剛離婚的時候，很沒自信，覺得自己活生生被人遺棄，但後來體會到人生本來就是無常，反而幫助自己學會『放下』。」最近，彭蕙仙剛剛結束一段長達五年多的戀情，在她臉上卻看不到哀傷，她發現自己在面對分手的時候，不像多年前那樣呼天搶地。她語調平和地說著：「很多人在你生命裡都是過客，到了某個時間，彼此自然就會說『再見』，我們常常弄錯到底誰才是人生中真正的關鍵，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努力做自己
正如葛羅莉亞‧史坦能在她的另一本著作《行動革命》中寫到：「我們都像不斷生長的花，重植我們自己，一旦我們瞭解到沒有所謂的適當與完美，我們便可以自由地說，我們應該做我們自己。」
郜瑩出走成功之後，一共寫出不下一百萬字的報導，她的著作之一《姻緣人間》並獲得文藝協會報導文學獎。有一回，一名日本記者採訪郜瑩問道：「你覺得你先生會滿意你的做法嗎？」郜瑩思索後回說：「我即使待在家裡做個賢妻良母，也不一定能做到讓我先生百分之百滿意，與其如此吃力討好別人，何不回頭來做我自己！」
你呢？你能不再用世俗的觀點（或男人的觀點）看待自己嗎？你是否鼓足了勇氣，敢於大聲地說「要」和「不要」？
史坦能窮其一生永不歇止地為婦女而戰，有人曾問目前已年過六十的史坦能：「你年紀大了以後計畫做什麼？」她的回答同樣耐人尋味：「我希望做個穿著極不搭調的老女人。」
記得史坦能的那首短詩嗎？其實還沒有說完，它的下半段是這樣的：
我總是喜愛肥胖的女人，她們敢穿紅色迷你裙，因為她愛自己的女兒身；聰明的女人不上大學，願保持心靈仍屬於她；戀愛的人願為情婦，因為她知道婚姻的代價；醜老太婆光身子上街行走，卻要求能安然無恙……親愛的神，我祈求勇氣，能夠裸體行走，在任何年紀，穿著大紅大紫，不像淑女、不搭調、不得體、不正確而永遠這麼穿下去。
董安丹為自己開一扇關鍵門
就像很多人成長的過程一樣，總會經過一段「慘綠少年」，董安丹也不例外。不過，她並非叛逆青年，也不是問題少女，而是遇事喜歡據理力爭。不料，這種耿直的個性卻讓她在高中時栽了一次跟斗。
據理力爭遭大過處分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董安丹高中念強恕中學，有一天上課，老師沒收了她的防癆郵票，下課之後她去索回，那位老師卻不願還給她，董安丹氣憤之餘，便在掃地的時候用掃把「輕輕拍了一下」那位老師，誰知這「輕輕一拍」使得那位老師勃然大怒，結果就以「目無尊長」之名記了她一個大過。
董安丹在校的成績雖不頂出色，但還算用功，而且是許多老師眼中的乖乖牌。這件事對她影響很大，高中畢業那年，又不幸大專聯考落敗，董安丹覺得真是灰心喪志到了極點。
所幸，她有一個極為開明的父親，父親勉勵她，「人生必須經過各種試煉，只要開了一個關鍵門之後，往往就能改變了一生。」
董安丹閉門思索，到底什麼是她的關鍵門？她的父親是個律師，自小，她就看到父親經常在法庭上為人「打抱不平」，認為這和自己的個性十分吻合，因為她內心裡常常潛藏著一股「正義之氣」。於是，董安丹鎖定目標，下定決心隔年捲土重來，翌年終於考上中興大學夜間部法律系。
大學期間，董安丹拚了命讀書。大四那年參加書記官考試，她自覺考得不錯，卻在國文一科被當掉，因為作文成績太爛。她想起自己在高中時國文總是不及格，就是由於作文太差。有一次寫週記，當天正好是十月十日雙十節，她的週記本上就只有一行大字：「蔣總統萬歲！」
下決心效法前輩治學
考試再度失利，父親為了勉勵她，便送了一本宋代名著《東萊博議》要她仔細研讀，這本書對她思辯能力有相當的助益。此外，她看過一篇追悼前大法官張金蘭的文章，提到張金蘭在學生時代曾將《資治通鑑》熟讀了幾十遍，令她大受感動，決心效法前輩這種治學精神。
董安丹花了很多時間背誦古文，《東萊博議》《古文觀止》都下過不少苦功，尤以《東萊博議》更稱得上倒背如流，使得她的國文程度大大提升。後來，她不但順利通過司法官考試，也取得中興大學法學碩士的資格，並先後在花蓮、宜蘭、桃園擔任過檢察官及推事。如今，許多人稱讚她辦案狀子寫得快又好，都得歸功於這一段苦讀的過程。
董安丹後來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回國後正式成為執業律師。台灣的女律師不算少數，但能像董安丹闖出名號的則不多見。原因無他，因為她總是拿出這種治學精神，徹底認真地辦案。
她打過一樁越洋離婚案，女方一心爭取孩子的撫養權，但被美國法庭判決敗訴。經過董安丹鍥而不舍的調查、各方舉證，最後女方反敗為勝，這樁官司一共打了七年。
打贏一樁「異色案件」
另外一樁廣為人知的案子，則是一九九四年替金楓出版社打贏了官司。起因是金楓的負責人周安托先生出版了一套《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結果被主管出版的新聞局指控為淫穢不良書刊而移送法辦，書也被查禁。董安丹再度發揮她高昂的戰鬥力，以「文學本來就是描寫真實世界的社會現象，而且性是可以用學術來探討」等理由，說服了辦案的檢察官，扭轉了整個局勢。
這樁官司在訴訟期間曾引起法國媒體的注意，並以「台灣人只要法國的軍火，卻不要法國的文化」來報導此一事件。「這是我極少數承辦的一個『異色案件』，」董安丹回憶起來，迄今仍覺樂趣無窮。可惜的是，當事人周安托先生已過世，而這套性文學大系目前也成為出版市場的絕響。
比較起來，董安丹喜歡承接民事案件勝於刑事案件。因為曾有女律師被委託當事人強暴的惡例發生，為了顧及個人的人身安全，諸如涉及搶奪、竊盜、殺人等當事人背景複雜的刑事案件，董安丹盡量不碰。此外，民事案件律師可發揮的自主性較高，而且可以看出一個律師用功的程度，憑著個人功力與專業素養甚至能夠扭轉乾坤。
「律師這門行業就像生生皮鞋，一旦口碑好，大家會告訴大家；但如果你是個壞律師，你的委託人起碼會告訴一百個人，到處罵你！」聲稱自己不諳長袖善舞的董安丹，終於在司法的領域為自己開了一扇關鍵門。她透露，由於當年被記大過的不良紀錄。還差一點讓她與這扇門絕緣。但人生的路一旦確定，就要勇往直前，一定會有所獲。（王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