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

做個勇於說「要」和「不要」的女人

文 / 王梅    
1999-12-15
瀏覽數 1,200+
做個勇於說「要」和「不要」的女人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前不久,惠普科技新任總裁暨執行長菲奧莉納來訪,造成一股旋風。這位年僅四十四、曾當選《財星》雜誌「全美最具影響力的女企業家」第一名的企業領導人,為大家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媒體對她的評語是:一位才貌兼備的成功女性,集亮麗、慧黠、敏感、熱情與活力於一身。

勇敢做自己

在以男性為主導的資訊科技產業,菲奧莉納的表現絲毫不讓鬚眉,她是惠普公司成立六十年來首位女執行長。菲奧納莉究竟具備何種過人的條件,才能讓她如此出類拔萃?外界分析其成功的原因,關鍵在於她積極的個性以及獨立自主的人格。她有一句名言足以詮釋她對生命的態度:「絕對、絕對、絕對不能放棄。」

年輕的時候,菲奧莉納的人生走得並不順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法學院中途輟學以及第一次婚姻失敗,都讓她承受重大打擊。但她事後表示,這些關卡固然是她生命中最難下的決定,但也因此讓她獲得真正的釋放,「這是我的生命,從此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菲奧莉納做了一個成功的示範:女性可以勇敢地「做自己」,對於喜歡或不喜歡的事,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要」或「不要」。

女性的一生,必須經過很多階段,大多數人不脫求學、就業、結婚、生育、退休等等。絕大多數的女性都是依循固定的模式生活著,這中間有許多是社會期許,也有許多是責任義務,等到這些都一一經歷過之後,有一天才猛然警覺,年華已漸漸老去,許多女性不免感嘆:「難道這些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嗎?」

有一首短詩,出自美國女權運動者葛羅莉亞‧史坦能(《內在革命》的作者)的筆下:

校園的女人,穿上雄性的思想,期望父親的誇獎。上班的女人,穿男性作風的衣服,也用男性作風對待她們的秘書。結了婚的女人,將她們的身體奉上,卻穿起了丈夫的願望……

這是大多數女性的寫照。從小到大,傳統價值與社會期許就像一張網,女性被這張網緊緊捆住,她們將自己的一生拱手奉上,卻很少問「為什麼」,也不管「是不是自己要的」。

然而,時代畢竟不一樣了!這個年代的女性開始學會自省,她們愈來愈感受到內在一股強烈「掙脫」的慾望正熊熊燃起,積極想重新確立並創造一套新的價值觀。就像菲奧莉納一樣,當年她拒絕遵循父親的期許,寧可放棄可能到手的法學院文憑,一心想憑自己的雙手來構築自我的道路。

知名女作家黃明堅在十年前曾經寫過一本書《為自己活》,一經出版後立刻造成轟動,創下銷售七十餘版的紀錄。這本書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想,鼓勵每個人不需跟隨世俗標準隨波逐流,而是依照自己的方式與標準去選擇有價值的人生,讓自己活得快樂,活得自由。

黃明堅在倡言這個主張的時候,年紀才剛過三十,台大商學系畢業,單身不婚,留美企管碩士,擁有高學歷卻是個沒有固定工作的「游牧族」,發生在她身上的種種都很顛覆,典型的社會「邊緣女性」。當時,黃明堅受到很多質疑與批判,甚至被衛道之士指控為散播自私自利的「異端邪說」。但黃明堅十年如一日,始終堅守並貫徹她的價值理念。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為自己活」已成為許多女性競相仿效的生活標竿,過去被斥為「邊緣思想」的價值觀正在社會各個角落裡發酵,而將此一「學說」發揚光大的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正以各種煥然一新的面貌出現,大聲地喊出「要做自己」。

日本「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曾經深入研究調查近年來女性生活形態的轉變,並提出一個結論:女性時代已面臨轉捩點,並正以銳不可當的氣勢發生變化,女性從以往「模仿」(大家都如此,所以我也這樣)、「挑戰」(趕上或超越男性)、「解放」(掙脫束縛獲得自由)的階段,來到了「自我設定目標」的時期,企圖憑己之力找到自我實現的空間。

「灰姑娘夫人」為自己活

博報堂的調查指出,如果以一個英文字來解釋,現代女性是不折不扣的VIP(大人物),她們普遍具有追求Variety(蛻變)、Venture(冒險)、Independent(獨立)、Instant(立即)、Pleasure(快樂)以及Peace(安定)的意願。

負責主持這項調查的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所長東海林隆指陳,「女性是領導生活的先驅,她們提前改變了生活的重心。」而女性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巨大的轉變,主要是因為女性被納入社會僵化體系的程度,不如男性那麼深,採用「變調」的生活態度彈性也比較大。

博報堂並發現,社會上出現所謂的「個性派」裡,女性的人數多於男性,占了三成左右,她們不要「平準化型」,而是要有別於他人的「特化型」,而且不分年齡長幼、已婚或單身,幾乎涵蓋了每一個階層的女性。

譬如,在工作崗位上女性最顯著的「特化型」就是,愈來愈多的女性認為工作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賺錢或貼補家用,更在於探索如何發揮自我,如何使自我成長等等,換言之,即是一種提升自我比重的價值觀。近幾年,許多女性選擇生涯出走,就是最佳例證之一。

在台灣率先喊出「上班族出走」口號的《聯合報》記者廖和敏,一九九二年出版她的第一本著作之後,引起非常大的回響。當她受邀到各地演講,即明顯地感受到女性對這個議題熱衷的程度遠遠超過男性。事後證明,女性實際採取出走行動的人的確比男性多得多,「至少在我的周圍,出走的八○%幾乎都是女性,而且不管是已婚、未婚、離婚,還是媽媽,」廖和敏強調。

目前擔任周生生集團企劃經理的蔣 O敏,便是女性出走的證言人之一。她在三十二歲那年,放下才剛滿兩歲的女兒到澳洲念了一年書,並拿到企管碩士學位。原本蔣O敏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在台北澳洲辦事處擔任資深商務專員,但她認為一直這樣工作下去很沒意思,她說得很堅定,「我要嘗試不同的彩色人生!」

和同年齡的朋友比較起來,大部分的人不是在計畫著買房子、買車子,就是考慮換一個待遇更好的工作,蔣O敏不是,她自覺生命已走到一個關卡,她不斷自問,「我一定要把自己所有醒著的時間,全部貢獻給老闆嗎?」她一心想走出去接觸新事物,一方面藉此平衡逐漸失控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有足夠的距離去反省工作的意義。

即使是已婚婦女,也高唱著:要為自己活。針對這種現象,博報堂提出一個有趣的名詞──「灰姑娘夫人」,希望擁有任意支配的自由時間,譬如,當先生晚上拖著疲倦的腳步回家時,太太卻像灰姑娘一樣,一心想出門去舒解壓力。

深沈的「不被瞭解的寂寞」

已婚、育有兩子的周錦瑟,在四十歲那年決心成為一個自助旅行家。在此之前,她是一個朝九晚五、安分守己的職業婦女。這樣的「身分」曾讓她懷疑,「我這輩子有可能自由自在地到處跑來跑去嗎?」她自忖,為人妻、為人母多年,盡了該盡的責任和義務,如今兩個孩子大了,是到了可以為自己做點事的時候了。

於是,周錦瑟索性把工作給辭了,專心以旅行為業,靠著多年的存款利息收入當做旅費,幾年下來,她已經跑遍了三十幾個國家。如果把周錦瑟每年出國旅行的錢拿來投資買房子,她大可以坐等房子增值,賺更多的錢,但這不是她要的人生,她說:「我要藉著旅行徹底打開視野。」

周錦瑟這樣說走就走,把老公、孩子丟在一旁,老公倒是看得很開,知道既然阻止不了她,倒不如阿Q一些,乾脆任由她去。況且,老婆說的話也頗有幾分道理,「我們年歲愈來愈大了,現在不去逐夢,只怕以後就更沒機會了。」反倒是她的一些女性朋友的另一半,總是三令五申要求太太「遠離周錦瑟,免得被帶壞」。

有句話說,「冒險帶來焦慮,不冒險卻失去了自己。」女性在很多議題上發現,人生即使照著規劃一路平順地走,但內在其實並不滿足。

射手座的曾玲,形容自己「有一顆不想安定的靈魂」。二十四歲的時候,曾玲獨自背著四十七公斤的行李,隻身前往普吉島「地中海度假村」(Club Med)工作,她是全村唯一來自台灣的女性。二十六歲,曾玲隨著一位英國籍的船長在海上足足航行了兩年,中途曾遭遇海難以及被雷擊中生死攸關的恐怖經歷。二十八歲以後,曾玲重返陸地,但仍未停止內在冒險的蠢動。

擔任電視旅遊節目主持人期間,曾玲繼續上山、下海,足跡遍踏整個台灣的深山溪谷。她也曾橫跨半個地球,長征哥斯大黎加東北角的低地熱帶雨林與印地安保留區等地。許多女人不敢做、不會做的事,她幾乎都做了。曾玲說得很坦白:「我從來不做生涯規劃,都是見招拆招,一個挑戰接一個挑戰來,什麼都想去試試看。」

如今年過三十,曾玲仍是個不願安定的SOHO族。她自嘲地說,現在打開報紙,發現所有的人事廣告任用條件,自己幾乎都不符合。很多人給她建議:「不如找個人嫁了吧!」承認自己「想結婚想得要死,但卻不想被綁住」的曾玲宣稱,即使結了婚,還是要向外跑,而且最好伴侶和她一樣喜歡冒險。

作家郜瑩則是在三十五歲的時候決定「出走」。當時,她的兒子念國小一年級,女兒還在幼稚園,仍是需要照顧的年紀,但郜瑩堅持用五年的時間,每年兩次、每次一個月到中國大陸遍訪五十四個少數民族。這個旅行寫作計畫被不少親友斥為一派胡言,並指責她怎可如此不守婦道。甘冒著這些罪名,郜瑩毅然背著行囊上路,內心裡有一股深沈的「不被瞭解的寂寞」。

就像大多數女人一樣,郜瑩在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把愛情、婚姻、養育子女當做唯一的人生目標,只想找一個男人嫁了,然後安心地在家相夫教子。然而婚後不久,先生發生了一場大車禍險些喪命,小女兒也莫名其妙地感染了「急性骨髓炎」,整整臥病將近一個半月。郜瑩不眠不休地守在病床邊照顧,發現自己雖然付出這麼多,但人生好像沒有一件事可以「掌握」;既然不能掌握,就不應浪費時間等待,不如及時去圓自己的夢。

拒絕走上紅毯的女人

過去,婚姻等於是女人的全部,社會普遍認為女性走入家庭天經地義,找個伴,乃是人生大夢之一。然而當女性的自主意識愈來愈強,也有為數不少的女性覺得「要不要」結婚並不重要,甚至旗幟鮮明地拒絕婚姻。

三十九年次、不婚的全理法律事務所律師董安丹表示,自己雖然從未預設過立場,但在男女情事上一直缺乏「練習」的機會。董安丹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司法界算是表現很突出的女性,大學及研究所時代也都是班上的「少數民族」,但成天忙著讀書、研究個案,使她根本沒有心思理會別的。

再加上董安丹沒有上一代「逼婚」的壓力,而自己的謀生能力向來不錯,「結不結婚」對她而言始終不是個迫切的議題。所幸社會愈來愈開放,許多人看待「單身」也變得理所當然,「我這叫事後的合理化,」她笑稱。

退休後打算遷居花蓮,閒來種花植草以及研究專利法,這是董安丹替自己盤算的未來。她說,單身唯一的遺憾就是老來膝下無子,但她聽人說過,「孩子都是向父母討債的」,有時不免又暗暗慶幸「這輩子沒人來討債」。

年過四十、迄今仍單身的香港旅遊協會台灣處長黃莉惠坦承,對婚姻多少有點恐懼,原因是看得太多,也聽過太多不幸的例子。她不諱言,自己母親那一代的婚姻就是反面素材,父親嚴厲、霸道,典型的大男人主義;母親柔順、犧牲、奉獻,一切唯夫是從,但卻被婚姻牽絆得很苦,「她的一切苦難,可以說都是來自她的婚姻。」黃莉惠疼惜母親,並曾暗暗發誓,這輩子絕對不嫁像父親那樣的男人。

雖然始終不放棄「找一個伴」的念頭,但黃莉惠的基本心態是「不強求」。目前,養狗、學習和自己獨處、讀佛經、研究哲學,讓自己漸漸沈潛、過簡單的日子,這便是她最大的滿足。

博報堂在調查中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以往人們提到不結婚的單身女性,幾乎都是「寂寞」「孤單」「落伍保守」「身心障礙」等負面形象;但現在一般人提到單身女性,則是住在都市裡的公寓大廈、身著設計師名牌合身套裝、工作能力強並懂得生活情趣的「貴族」。

黃明堅是從少女時代就認定自己不想結婚。她說,自己一向喜歡孤獨,從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在學習一個人過日子,因為每個人最終都無法逃離「遲早有落單的一天」。她觀察許多人即使結了婚,仍覺得缺少溝通的對象。在情感上依舊孤立無援,黃明堅因此提出一個論點:用婚姻來判定人的孤獨與否,實在不夠聰明,而誤以為走入婚姻即可遠離孤獨,更是愚昧。

同樣是維持不婚,廖和敏深信,「單身雖是非主流,但也不再是邊緣人。」三十五歲曾發下重誓「一定要在兩年內把自己嫁掉」,但好幾個「兩年」過去了,廖和敏還是沒有找到理想的對象。於是便乾脆死了心,既然發現此路不通,不如另起爐灶,改走不婚人生。

有人說,沒有婚姻就少了一種磨練,人生不夠完整;但很多結了婚的人又覺得後悔,認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權利被剝奪,喪失個人自由。廖和敏悟出一個結論,「人生不論怎麼選擇都會有遺憾。」她細數過去經歷的快樂片段,諸如生涯出走,到世界各地隨心所欲的住遊,竟有大部分是拜單身之賜才能無牽無掛。在朋友圈裡,廖和敏贏得最多的稱讚就是:「懂得過日子,是個稱職的單身族。」

爭取生育自主權

女性除了對結不結婚掌握發言權之外,對生育的自主權也企圖由自己來主導。「不婚媽媽」在社會上雖不是新鮮話題(以往大都是出於無知少女在懵懂的情況下懷孕),但由女性有意識地決定「不婚,可是要生孩子」的例子,則歷歷可數。

三十六歲、在外商惠悅管理顧問公司擔任行銷企劃經理的楊薰,去年生下一個兒子,一償她想當「母親」的宿願。楊薰坦言,原本有一個交往多年的男友,但她始終不確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婚姻,可是卻相當渴望做母親。她說得頗為感性:「那股強烈的內在渴望,彷彿是出於一種大自然的召喚。」

男友自始至終不贊成。楊薰取得家人的支持,當時,她的父親只告訴她一句話:「你要想清楚,而且以後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孩子生下了,男友卻憤然拂袖而去,楊薰沒有半句怨言,勇敢地扛起來,而且甘之如飴。

一如全天下的父母總是興奮地談論自己的骨肉,楊薰形容自己做母親的心情:「每天下班,我幾乎都是迫不及待地飛奔回去,進了家門只要一看到兒子,所有的疲憊都拋得精光。」少了一個男人在後面撐腰,楊薰瞭解以後所有的事都要「自己來」,她的神情不但沒有懼怕,反而流露出一種光彩:「我要親自帶著孩子去體驗這個世界。你知道嗎?當一個女人可以擁有身體的自由支配權,這是我這輩子感覺最美好的事!」

當女性大張旗鼓地說「要」或「不要」的同時,也使得眾多男性惶惶不安。對他們而言,那種講究婦女「三從四德」「賢妻良母」的時代彷彿已宣告結束。博報堂東海林隆語帶戲謔地指出,「這是一個新時代煩惱的根源!」

男性保守看待女性成長

無可否認,面對女性的「變」,男性居於「被動」的成分居多。「認為變化帶來危險,這是人之常情,」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以男性的身分發言指出,這不是「喜不喜歡」「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既然現象已經發生了,男性必須學習適應的新課題。

「況且,這絕不是一朝一夕發生,而是長時間慢慢累積形成,這倒是給男性一個反省與檢視的機會,」傅佩榮強調,人生很短暫,人生的目的無非是如何讓自己過得快樂,並尊重別人的選擇,每個人都有自由發展的空間,社會沒有任何理由要求女性必須犧牲奉獻一輩子。太太想去實現夢想而先生卻不願成全,「難道你寧願她抱怨或者抱憾終生嗎?」傅佩榮反問。

當女性標榜「要做自己」的時候,相對地也承擔了「自私自利」等諸多道德壓力的指責。傅佩榮用一派哲學家的口吻指出,包括男性在內,基本上每個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每個人「自我」的需求不同,無法論斷是非對錯,因此沒有必要用大帽子扣在任何人頭上。他語調輕鬆地說:「人生就是選擇,何不大家學得瀟灑一點!」

不像在花木蘭那個古老的年代,即便是出於孝道以「女兒身」代父從軍,仍難脫殺頭的欺君之罪,現代女性大可以理直氣壯地高喊「從軍報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可以像現在一樣,讓女性如此誠實並自由自在地說話,」時報出版公司經理彭蕙仙聲稱,這是現代女性的一種「幸福」。

在「要」與「不要」之間,許多女性一路摸索掙扎走來,有痛苦,也有成長,也許真的是到了破繭而出、開花結果的階段。彭蕙仙貼切地描繪出這些女性的心聲:「我這些年學到最多的功課就是『看到自己』。」

彭蕙仙在多年前因丈夫外遇而失婚,離婚的時候,「幾乎形同被掃地出門,」彭蕙仙回憶道,除了一份工作及一個女兒之外,她身無存款更無恆產。在度過了人生最晦暗的一段時間之後,如今再回頭看,她反而很感激經過這場歷練,讓自己學會如何置之死地而後生。

「剛離婚的時候,很沒自信,覺得自己活生生被人遺棄,但後來體會到人生本來就是無常,反而幫助自己學會『放下』。」最近,彭蕙仙剛剛結束一段長達五年多的戀情,在她臉上卻看不到哀傷,她發現自己在面對分手的時候,不像多年前那樣呼天搶地。她語調平和地說著:「很多人在你生命裡都是過客,到了某個時間,彼此自然就會說『再見』,我們常常弄錯到底誰才是人生中真正的關鍵,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努力做自己

正如葛羅莉亞‧史坦能在她的另一本著作《行動革命》中寫到:「我們都像不斷生長的花,重植我們自己,一旦我們瞭解到沒有所謂的適當與完美,我們便可以自由地說,我們應該做我們自己。」

郜瑩出走成功之後,一共寫出不下一百萬字的報導,她的著作之一《姻緣人間》並獲得文藝協會報導文學獎。有一回,一名日本記者採訪郜瑩問道:「你覺得你先生會滿意你的做法嗎?」郜瑩思索後回說:「我即使待在家裡做個賢妻良母,也不一定能做到讓我先生百分之百滿意,與其如此吃力討好別人,何不回頭來做我自己!」

你呢?你能不再用世俗的觀點(或男人的觀點)看待自己嗎?你是否鼓足了勇氣,敢於大聲地說「要」和「不要」?

史坦能窮其一生永不歇止地為婦女而戰,有人曾問目前已年過六十的史坦能:「你年紀大了以後計畫做什麼?」她的回答同樣耐人尋味:「我希望做個穿著極不搭調的老女人。」

記得史坦能的那首短詩嗎?其實還沒有說完,它的下半段是這樣的:

我總是喜愛肥胖的女人,她們敢穿紅色迷你裙,因為她愛自己的女兒身;聰明的女人不上大學,願保持心靈仍屬於她;戀愛的人願為情婦,因為她知道婚姻的代價;醜老太婆光身子上街行走,卻要求能安然無恙……親愛的神,我祈求勇氣,能夠裸體行走,在任何年紀,穿著大紅大紫,不像淑女、不搭調、不得體、不正確而永遠這麼穿下去。

董安丹為自己開一扇關鍵門

就像很多人成長的過程一樣,總會經過一段「慘綠少年」,董安丹也不例外。不過,她並非叛逆青年,也不是問題少女,而是遇事喜歡據理力爭。不料,這種耿直的個性卻讓她在高中時栽了一次跟斗。

據理力爭遭大過處分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董安丹高中念強恕中學,有一天上課,老師沒收了她的防癆郵票,下課之後她去索回,那位老師卻不願還給她,董安丹氣憤之餘,便在掃地的時候用掃把「輕輕拍了一下」那位老師,誰知這「輕輕一拍」使得那位老師勃然大怒,結果就以「目無尊長」之名記了她一個大過。

董安丹在校的成績雖不頂出色,但還算用功,而且是許多老師眼中的乖乖牌。這件事對她影響很大,高中畢業那年,又不幸大專聯考落敗,董安丹覺得真是灰心喪志到了極點。

所幸,她有一個極為開明的父親,父親勉勵她,「人生必須經過各種試煉,只要開了一個關鍵門之後,往往就能改變了一生。」

董安丹閉門思索,到底什麼是她的關鍵門?她的父親是個律師,自小,她就看到父親經常在法庭上為人「打抱不平」,認為這和自己的個性十分吻合,因為她內心裡常常潛藏著一股「正義之氣」。於是,董安丹鎖定目標,下定決心隔年捲土重來,翌年終於考上中興大學夜間部法律系。

大學期間,董安丹拚了命讀書。大四那年參加書記官考試,她自覺考得不錯,卻在國文一科被當掉,因為作文成績太爛。她想起自己在高中時國文總是不及格,就是由於作文太差。有一次寫週記,當天正好是十月十日雙十節,她的週記本上就只有一行大字:「蔣總統萬歲!」

下決心效法前輩治學

考試再度失利,父親為了勉勵她,便送了一本宋代名著《東萊博議》要她仔細研讀,這本書對她思辯能力有相當的助益。此外,她看過一篇追悼前大法官張金蘭的文章,提到張金蘭在學生時代曾將《資治通鑑》熟讀了幾十遍,令她大受感動,決心效法前輩這種治學精神。

董安丹花了很多時間背誦古文,《東萊博議》《古文觀止》都下過不少苦功,尤以《東萊博議》更稱得上倒背如流,使得她的國文程度大大提升。後來,她不但順利通過司法官考試,也取得中興大學法學碩士的資格,並先後在花蓮、宜蘭、桃園擔任過檢察官及推事。如今,許多人稱讚她辦案狀子寫得快又好,都得歸功於這一段苦讀的過程。

董安丹後來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回國後正式成為執業律師。台灣的女律師不算少數,但能像董安丹闖出名號的則不多見。原因無他,因為她總是拿出這種治學精神,徹底認真地辦案。

她打過一樁越洋離婚案,女方一心爭取孩子的撫養權,但被美國法庭判決敗訴。經過董安丹鍥而不舍的調查、各方舉證,最後女方反敗為勝,這樁官司一共打了七年。

打贏一樁「異色案件」

另外一樁廣為人知的案子,則是一九九四年替金楓出版社打贏了官司。起因是金楓的負責人周安托先生出版了一套《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結果被主管出版的新聞局指控為淫穢不良書刊而移送法辦,書也被查禁。董安丹再度發揮她高昂的戰鬥力,以「文學本來就是描寫真實世界的社會現象,而且性是可以用學術來探討」等理由,說服了辦案的檢察官,扭轉了整個局勢。

這樁官司在訴訟期間曾引起法國媒體的注意,並以「台灣人只要法國的軍火,卻不要法國的文化」來報導此一事件。「這是我極少數承辦的一個『異色案件』,」董安丹回憶起來,迄今仍覺樂趣無窮。可惜的是,當事人周安托先生已過世,而這套性文學大系目前也成為出版市場的絕響。

比較起來,董安丹喜歡承接民事案件勝於刑事案件。因為曾有女律師被委託當事人強暴的惡例發生,為了顧及個人的人身安全,諸如涉及搶奪、竊盜、殺人等當事人背景複雜的刑事案件,董安丹盡量不碰。此外,民事案件律師可發揮的自主性較高,而且可以看出一個律師用功的程度,憑著個人功力與專業素養甚至能夠扭轉乾坤。

「律師這門行業就像生生皮鞋,一旦口碑好,大家會告訴大家;但如果你是個壞律師,你的委託人起碼會告訴一百個人,到處罵你!」聲稱自己不諳長袖善舞的董安丹,終於在司法的領域為自己開了一扇關鍵門。她透露,由於當年被記大過的不良紀錄。還差一點讓她與這扇門絕緣。但人生的路一旦確定,就要勇往直前,一定會有所獲。(王梅)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生活
您也可能喜歡這些文章
您也可能喜歡這些文章
置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