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遠見雜誌七月號推出的大陸專輯，是我看到的報章雜誌中，做得最全面的。其中不僅有自己的觀察，而且還藉各種不同的渠道，讓大陸學者對各種問題做自我反視；更好的是，選用的文章都有特色。
李怡、勞思光由香港特殊的角度，長期觀察大陸問題，再對台灣和大陸之間的互動提出看法。如此一來，足以代表海外的中國文化區面對大陸問題的第一波震盪。
浪費太多時間
勞思光在文章中所提的兩個觀點，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其中一點是，近代中國人實在浪費太多時間。從清末的洋務運動、思想運動到五四運動，再到今天，中間雖然經過翻天覆地的革命，但中國文化前途仍然是一片朦朧，社會仍然在等待啟蒙運動的震盪。
到中國大陸旅行後，會發現問題重重。改革的步調雖然已經開始提高了，但仍然非常困難。以前是意識型態走不出路來，發展方向東倒西歪。但更嚴重的，是人的素質問題，連人與人之間非常基本的互信、互賴與禮貌，都出了毛病。
現在閘門一開，下流的東西先湧進來，而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的精神都沒有引進。充分的商業化、文化的庸俗化、人的自私自利，使得各種不同的西方文化所帶來的負面因素都出現了。
有人認為，即使有這麼大的困難，在面對現在中國所謂的封建官僚制度、封建遺毒等很多社會積習時，商品經濟是最大的自由主義者，就拿它來衝一下，即使是有混亂，還是健康的。
我接受這種看法。可是該引進的，因為各種不同的壓力，如政治壓力，而不能引進。該排拒的一些浮面的東西，卻沒辦法排拒。該要繼承的傳統，我認為是比較涵蓋性的人文主義，傾向儒家的那種傳統。以前中國人驕傲的是，人與人的關係搞得比較好。如今，我們有某種精神素質沒有繼承下來。
真正該揚棄的，是從五四以來，魯迅所講的國民性，及後來柏楊所講的更露骨的「醜陋的中國人」。這些從五四以來就使中國覺得沒有辦法騰飛、沒有辦法發展的積習，經年累月傳下來的封建遺毒，不但沒有驅除，而且變本加厲。
現在居於領導地位的這一批人，多半來自工、農、兵，以前在長征的時候，他們也許代表一個有理想的革命精神，經過幾十年以後，卻變成了利益集團。因為馬、列主義所代表的革命的理想主義已經消失了，在他們內心底層湧現出來的，正又是中國傳統社會極保守、為私利、為家庭利益不惜犧牲一切的權威主義，認為天下是我們打下來的，現在該由我們來享福。
人的素質出了問題
以前在中國遺留下來的優良的機智，例如避諱(廣東人就不在廣東作官)，可以防止地方的惡勢力；現在不僅那些機智完全被摧毀了，新的結構機智也沒有建立，所以遊戲規則完全沒有了。最壞的權威主義，配合上現在的控制技術，這是在政治文化上的情況，所以使得人的素質出了問題。
最後還有一個嚴重的課題，就是在當代中國，知識水平最高、反省能力最強，而且最能夠推動改革運動的，就是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社會良心，有理想，又是社會真正的犧牲者；改革的成功靠他們，而改革成功後，因物價上漲、工資不能提升，犧牲者也是他們。
換句話說，在社會中，最有理想、最有遠見、最有知識而最為社會負責的，卻是最沒有權、最沒有勢、最沒有錢的。這樣的社會當然難以維持，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很大幅度的改革。
現在學生運動的出現，知識分子仍抱持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情。海外的傳播媒體、知識界，應該給他們真正的支援。對知識分子的體會與支援，很可能就是將來中國究竟能不能進一步發展的真正關鍵。
我在一九八０年的時候，正好遇見所謂大陸七七、七八年級，經過文革以後，不分年齡大小，也沒有其他考慮考進去的大學生(現在都是研究院學生，正好在主持重要工作)。這些人本身不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即是改革的靈魂、改革的動力。我認為他們是中國的希望。現在這些人散布各處，在美國就有兩萬多。我在美國碰到很多很突出的留學生，一問之下幾乎都是七七、七八年的。
青年的虛無主義
當然七八年以後，無疑也有好的學生，但是如七七、七八年那樣好的不多見。下面更年輕一點的，若由學生運動看來，他們有理想，但在另一方面仍有虛無主義，甚至產生像美國的雅痞心態：希望以最少的勞力，獲得最高的代價；希望在最短時間內，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東西；而沒有很長遠的，為社會服務、為人類前途奮鬥的使命感。
(溫曼英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