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盛的案子對台灣來說，會是一個指標性的案件。
台灣的訴訟糾紛很多，但多是員工和公司之間的糾紛，沒有直接告企業負責人的；過去企業負責人被告的案件只有永豐餘和四維兩家公司被美國公司告。
這次威盛案的重點在於，檢察官直接對威盛負責人提出教唆犯罪的指控，並求刑四年；而員工的部分才求刑三年。從證據的方面來看，檢察官以員工離職後仍繼續領薪為由提出合理懷疑。雖然我認為這樣的證據不一定足以使案件真的在法院成立，但這對於台灣的社會與企業主來說，卻有社會價值啟示的指標性意義。
過去台灣企業的法務部門，只做條文式規範的工作，都是有形的或是程序性的事務。專利權的問題讓台灣企業主開始注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但這都只停留在申請專利而已；這個案件會讓企業主開始注意到，他們要對員工的行為做直接的負責，使得企業主必須更注重法律的各種細節。
舉例來說，企業的法務部門會愈來愈注重法律程序的嚴謹，企業主會儘量完成授權，以規避企業主責任的法律形式動作，批核的制度會進一步更文件化。
從負面的角度看，這可能會造成在愈來愈需要人才互動的科技產業環境下，設置太多關卡；不只交易成本變高，而且會造成一種資訊流動或技術發展的無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