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的文化、知識界，不容易碰到四十歲左右的人。教育程度高的那一群，不是四十五歲以上、便是三十五歲以下。更常見的是五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
中間的這一層像是消失了。這不奇怪，稍明內情的人都能解釋：「他們的學業在文革中耽誤了，沒法補救，所以在這些領域難出人才。」
知識「下放」
今年四十歲的人，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剛好十八歲，成績好的正該上大學，這機會卻給剝奪了。大學改成「工農兵大學」，留給那些成績很差甚至沒有知識，但是思想「紅」、成分「好」的人去讀。其他人都「下放」了。在那時期，被下放的知青，共一千七百萬人。
他們在人煙稀少的北大荒(黑龍江省)、大西北和其他偏遠地區「插隊落戶」、墾地、養鶴、種田。原在北平唸初二的老孫，就從一九六八年起，在北大荒養了十年的雞。他苦笑著說：「那經驗對我有什麼用處？」
到了適婚年齡，生活又單調苦悶，很多下放知識青年就在當地結了婚，對象可能是同病相憐的知青，也可能是附近的鄉下人。老孫就娶了來自上海的一位女知青(在大陸，初中生就算知青)。
荒廢十年，不用說學問之路是不通了，上進的心也消磨了。一九七八年，老孫獲准返回原籍。可是他能做什麼呢？另一個問題是，他的妻子回了上海，而在大陸上，工作與住所都是極難變動的。像他們這樣兩地相思的情況十分普遍。
他決定學習駕駛，「因為我知道，司機調動的可能性比較大。」駕駛學校一年出來，分配到一家飯店的車隊當出租車司機。飯店是國營的，因此他和全大陸絕大多數的人一樣，都是「吃大鍋飯」。照台灣的看法，他們都是「公務員」。
直到一九八五年，他才終於活動成功，調到上海某大學的車隊，與妻子團聚，那時他們的女兒已經八歲了。「我這一代是完了，」他說：「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願她別再過我們那樣的日子。」
很多本來可以在人生舞台上有較佳表現的人，就這樣沉入社會底層。老孫算是回到都市了，在鄉下娶了當地姑娘的男知青卻有更多煩惱。
首先是夫妻間的知識程度有相當差距，結婚原是環境造成，彼此的共同話題不多。他們如果寄情工作與學業，在文革後續謀進取，有所成就，常常導致夫妻雙方更大的隔閡。
在此情況下，不少做丈夫的有意擺脫妻子，另娶談得來的女性；也有的雖然內心痛苦，但仍願意忍受婚姻的枷鎖，只希望妻子少來干預他，妻子卻往往因自卑而疑神疑鬼，一口咬定丈夫有出軌情事。
「陳世美」何其多
不論前者或後者，他們都被冠上「陳世美」的稱號，在那個舊禮教觀念仍濃，而且人人愛管別人閒事(只要不涉及自身利害)的社會，他們遭到眾人白眼，甚至在工作單位受到懲罰。有人因此慨嘆；大陸上的「張世美」、「李世美」何其多，可是細按情節，不見得都像戲曲裡的陳世美那般薄情。
不論結婚與否，下放知青返回原籍時，找工作是極大的難關。「城裡一下子多了一、二十萬個知識、技術不足的年輕人要找工作，哪有法子安插？」一位知名學者回憶當時的情景。他的女兒也在黑龍江待了八年。
這些青年歸「街道辦事處」管，很多就睡在馬路邊上。為了謀一份差事糊口，青年們想盡各種賄賂、奉承、拉關係、走後門的方法，沒有任何辦法的女孩子，便跪在地上痛哭、哀求，甚至獻上自己的身體。尊嚴？那是談不上的。
「很悲慘啊！」這位學者搖頭：「現在那些女孩子快要四十歲了，時間過去這麼久，心理的創傷應該淡化些了，但是……」他沒有說下去。
文革期間堅持理想，在偏遠地區的艱苦環境中奮勵自學，或在城市裡夜以繼日的開會、鬥爭之餘偷偷唸書(必須要偷偷地唸，否則會遭到批判或至少是鄙視，因為那是一個徹底輕視知識的時代)的極少數人，在一九七七、七八年學校恢復正常招考以後，達到繼續升學的願望。那時候大學、研究所儘多二十七、八歲的「老」學生，蹉跎了歲月的他們，知道這機會得來不易，往往比別人更刻苦向學。
學術界的稀有族類
那時候，整個大陸正試圖從十年文革的重大創傷中掙扎復甦，各地鬧著極嚴重的人才荒。「文革中我們少培養了一百萬人才。」一份報告中這樣寫著。這批少得可憐的大學生或研究生一畢業，立刻被社會消化了。
在學術、文化界，他們的前輩正殷切地等著他們來接棒。尤其是大學裡，曾經育人無數的這些前輩們在文革中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批鬥得體無完膚，「不死也受了內傷。」一位老教授這樣自嘲。不少人丟了性命，活著的也寒了心、喪了膽，他們只想平平安安的度過晚年，誰也不想多任事。
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畢竟還嫌稚嫩，在中國人的眼裡，不足以寄重任。可是四十歲左右的學術人才，是多麼稀有的族類！一位四十二歲的副教授，便被那年未六十，即已銳氣全無的系主任倚為左右手，凡事交給他辦。「他正是幹活兒的年齡。」系主任說。然而他每個月的工資，不過是人民幣一百元出頭(不到台幣一千元)。
這位副教授深知自己責無旁貸，系裡的大小事務，他一肩挑了。他又覺得社會大眾普遍需要知識，因此利用晚間，積極著作，已經寫好了兩、三本書，找不到出版社替他出版。「現在印刷用紙緊張哪！」國營的出版社告訴他。他只有等待。
獨生女兒唸小學，回家還要幫忙家事的他，似乎背脊都要壓彎了。問起他目前最大的願望是什麼，「讓我休息！讓我好好的睡一覺！」他握緊拳頭說。
輕知識、尚武鬥的一代
在文革的下放、鬥爭中傷了身體，工作負擔太重，加上待遇差、生活條件貧乏，已經使這一代的知識分子發生英年早逝的現象。大陸的報告文學作者陳祖芬這樣敘述：「(五年來)不知有多少中年知識分子，悄沒聲息地，像蒲公英一樣地飄走了……。」
這些「蒲公英」的悄然飄逝，使得人才斷層的現象更為嚴重。
文革的後遺症不止於此。四十歲左右的這一代，也正是當年當「紅衛兵」的一代。「停課鬧革命」的他們，在家鬥父母，在校打老師，在街頭互毆，書沒唸好不說，連最基本的做人禮貌都忘光了。
批判、鬥爭，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勾起了人性中殘忍的一面。他們看多了流血與死亡 習慣了弱肉強食的生活方式，直到現在，他們仍然理所當然地在公車上你推我擠，在工作單位上與人打架鬥嘴，遇事幸災樂禍、見義不肯為。
文革中「要紅不要專」、「造反有理」，養成許多人好吃懶做、蠻不講理的心態。近幾年來，中共致力「現代化」，很多企業為了提高生產力，訂了一些獎懲辦法，「極力反對的總是他們這一群。」一家工廠(國營的)負責人痛心疾首地說：「他們自己懶慣了，也見不得別人好。」
這樣的一代，現在也大都為人父母了。「一胎化」政策從一九七九年開始推行，因此他們很多是獨生子女的父母。不太有「孝道」觀念的他們，倒是承襲了中國人呵護子女無微不至的傳統。而且由於獨生獨養，他們普遍有縱容、袒護甚至包庇子女的現象。
這些孩子充滿「驕嬌二氣」，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可是做老師的不敢管；管多了，很可能會挨家長的辱罵甚至毆打。這些家長，原本就是輕知識、尚武鬥的一代！
他們是值得同情的一代，他們也是令人厭惡的一代。不過，別人怎麼想，他們並不在乎。很多人滿腹牢騷(北平人形容他們「一腦門子官司」)，一點點小事就能引爆他們胸中的火藥－－這世界欠了他們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對未來全無恐懼感：「大風大浪我們經過，水裡火裡我們走過，縱然政策有反覆，我們怕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