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不到，黑鴉鴉的一群人，從白濛濛的薄霧中，湧進上海火車站，一波接一波，好像永遠不會止息。這些人提著、揹著、挑著行李，急急忙忙前行，尋找屬於自己的方向。
四十年了，中國大陸也像這群行色匆匆的旅客一樣，跌跌撞撞，想要闖出自己的路。
自從十年前「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成為這片海棠葉上的新脈絡之後，原本冰結的社會，終於點點滴滴融化，磨磨擦擦地流動。中國人似乎又燃起希望了。
社會階層是開始流動了。
在過去講成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社會，廣東一個靠丘陵地農村裡的年輕農人，因為成分不好(他家被評為中上農)，不能上大學，眼看著只能一輩子種稻、收稻。
一九八０年，他先到澳門投奔親戚，在菸廠打工。五年前門路摸熟了，開始成為個體戶，把澳門的廢鐵、木材拿到廣東賣，僅這半年已賺進一萬人民幣。「在開放經濟之前，階級流動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心存深切的感激。他當然不是唯一的幸運兒，這十年來，由於經濟的進展，農村勞力獲得合理的釋放，至少有七、八千萬人因而流到都市謀生。
價值觀變了
價值觀是變了，從資本主義鼓勵追求幸福的觀點來看，這種改變，是朝合理化的方向進行。
在北平從事美術工作的游路，回憶在文革時，自己非常的「革命」。下鄉勞動時，最討厭他母親來看他，總覺得母親是來「腐蝕」他的革命信念－－因為老人家怕他吃苦，每一次來都帶大包小包東西給他。 今年三十六歲的游路，現在的自我期許，是事業有成，「像這樣一間房子，就是我追求的。」他指著北平南沙溝的公寓說。而南沙溝這一帶的房子，是中共部長、副部長級的幹部，才住得到的。
儘管大陸仍有「三個台灣」的人(約六千萬人)不得溫飽，但大部分人是比過去富裕，脫離了飢餓的恐怖。
廣東一個靠山的農村，在文革期間，餓得拿一種叫「崩大碗」的低莖植物當飯，搞得這種原本很賤的小草，差一點絕種。「現在至少吃飽飯沒問題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農，蹲在他的田梗旁說。
走在大都市裡，的確很容易感染到一股平靜而帶點喜悅的氣氛。
順著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大馬路)走到外灘，在這俗稱的「十里洋場」，沿街布行、服飾店、百貨公司的櫥窗設計，與大陸其他城市比較，充分展現上海人做生意的天分和一貫領導潮流的傲勢。抬頭一看，只有上海店裡的模特兒，能穿低胸露背裝。大白天，公園裡的情人，你靠著我，我躺在你身上，這種鏡頭即使在台北也罕見。
而在蘇州，白牆黑瓦的房舍旁，一個黑黝黝的老農，扛著鋤頭，優閒地走著，嘴裡竟然哼出一句費翔的曲子：「流連，流連」。
可惜的是，這種溫暖的情緒，絕對不是全面的。
像一隻全身是病的大象
中國大陸像一隻全身是病的大象，可是手中握有的解藥太少。先醫胃，腸子就抗議(最近社會科學院調查結果顯示，讓個體戶先富的經濟政策，使一般人對個體戶不滿的程度，僅次於官僚、特權)；如果先治頭疼，心臟卻快要撐不住了(知識分子的工資趕不過物價上漲速度，又比不上工人、甚至剃頭師父，因而痛呼「斯文不如掃地」，詳見表)。更何況與一般人生活最貼身的交通、住房問題，依舊原地踏步，毫無進展(上海市每個人的居住面積是四平方米，只有一．二坪)。
基本上，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題，在各區域天然條件差別極大，又得養活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情況下，分配不均，是很難避免的。
老年人對這種情形是比較有耐心的。「問題是過去欠下的帳太多了，不可能一下還清。」七十多歲的漫畫家華君武說，有些敏感的問題他不畫，不是因為不能畫，而是應該「慢慢解決」。
人到中年的一代，大多也安定下來了。「經過大風大浪，這一代比較成熟；所以呢，我們會抱怨，可是不會反抗。」上海一家高級飯店的小主管說。他的家只有一個大房間(臥室兼客廳兼飯廳兼書房)，廚房和廁所隔在走道上。年近四十的他，最近在想辦法弄一間比較大的房子。
但正想展翅高飛、充滿活力的年輕人，特別是都市青年，卻藏著深深的挫折感。
大陸目前幾乎每五個人裡，就有一個是年輕人(二十一到二十九歲，占總人口的一八%)；這一批人沒有「解放軍」浪漫的政治色彩，所以也沒有包袱。對過去沒有記憶，再加上開放後受到西方的衝擊，這群「國家未來的希望」，已逐漸偏遠社會主義的軌道。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大陸電視裡首次出現美國家庭的居住、生活環境。天津一個年輕工人回憶，看完電視，他騎著腳踏車，穿過窄窄的巷弄，回到窄窄的家，「可是他們卻一直告訴我，社會主義是最優越的。」
為了彌補這種認知差距，近幾年大陸社會普遍有超前消費的現象，以三百美元的年所得，過六百美元的生活。
「結一次婚，沒有一萬塊辦不成。」一個計程車司機說，都市青年要組織家庭，所有基本電器都得先買好，結婚當天，光僱車就要四、五輛，「沒錢也得借。」他說。
因為對政治不滿，一有適當場合，年輕人也毫無忌諱地表態。 這天是五四，北平的天氣晴朗乾爽，沒有風沙。在北京大學九十周年慶的校園裡，七、八百個學生圍著方勵之，討論民主。
在群眾情緒互相激盪、感染下，一個學生說出這麼一句話：「好像坐火車，當發現方向不對時，就應該把火車軌道重造！」
改革的心也許是熾熱的，但面對就業、前途這些現實的問題時，年輕人流行的一句話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國家」(先為自己打算，但環境不允許之下，只能為國家)。事實上，最困擾大陸青年的也就是出路問題。
一個月做兩小時事
上海有一個二十九歲的姑娘，高挑美麗。文革期間下放到工廠，文革後，她想依自己的興趣，報考音樂專校。她向單位申請，希望批准她報考，她的領導說，可以，但你得嫁某某人。「你說，我會做這樣的事嗎？」回想起來，她仍然有點憤怒。
不能考大學，她只得在電機廠待下來。後來她找到另一份工作，對方的單位也批准她過去，但她的工廠放人的條件，是要「搭配」幾個人過去。
「我對國家是一點期望也沒有，」如今她在倉庫管點帳，偶而參與點廣告的事，「閒得很，一個月做兩小時就沒事了。」
升大學是年輕人追求較好職業的重要機會，但每一年全大陸大學新生的錄取率，只有五%(只有台灣的二分之一不到)。其他九五%的人如果戶口在都市，只有接受公家分配工作(什麼工作都有可能)。如果不要這個工作也可以，但在二至五年內，公家不會再給任何工作機會；如果戶口在農村，大部分人只有回家種田，政有不會給農村青年分配工作。
這種僵硬的制度，是為了滿足低工資、高就業的社會主義路線的手段。但這種手段，導致工作太清閒、或者「穿小鞋」的後果，而且使絕大多數的人失去選擇工作、轉業的自由。「這個社會就是浪費，浪費人才、浪費時間、浪費資源。」上海一位藝術家說。
難抑苦悶之氣
因此，對工作滿意度低，是可以想像的，而且不限於年輕一輩。今年初，一份對科技人員的調查顯示，三八%的受訪者想換工作，因為待遇差、不能發揮；六一%的人不想調職，因為雖然不滿意，但到處一樣，調也沒用；真正對現在工作滿意、又不想離開的人，只有二０%。
一個人的價值、成就，往往要透過他的工作成就表現出來。過去在宗教式的政治壓抑下，沒有人敢想、也想不到這些事，但政治壓抑稍稍放鬆，也不再挨餓以後，這種基本需求就開始在心中燃起。然而有了欲望，就有痛苦，這種痛苦就必須宣洩。目前在中國大陸一些新的社會現象，就是這股苦悶之氣的出路。
在情緒上是尋求感官刺激。不論在廣州、上海，甚至常州、蘇州，街上擺在書報攤上的，九成是色情、暴力的小報，類似「把你的男人借給我」、「血浸的婚姻」、「掙扎的夜」等標題，觸目皆是。
出國是另外一個方法。上海淮海中路的日本領事館，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排隊，等第二天拿申請表，為了一張申請表，他們可以排兩天。
交一個外國朋友，也成了出國的捷徑。一個法國人就告訴他在南京的朋友，他在中國有十個女朋友，等他回法國時，他會挑一個帶回去。
甚至故意到學非所用的單位都是一個方法。一個江蘇鄉下出身的年輕人，從小有舞蹈天分，也一直在相關學校受訓。二十三歲的他，可以分到上海歌舞團，他卻不願意，寧願當雜技團馴獸師。「因為雜技團沒有人會跳舞，所以一有演出機會，一定是我去，沒有人會踩我。」
許多探親過的人，很容易有一個共同的感覺，真正令他們不安的，不是大陸的窮，不是大陸的落後，而是對人的不尊重，人民表現出來的麻木粗魯。
嚴密控制人民的工作權，根本的信念，可能是對人性的不尊重。更深一層看，甚至對人命也不夠重視。
就執法來說，大陸的殺人罪、流氓罪、搶劫、偷竊、強暴、詐欺，都可以判死刑。從一九八三到八六年，平均每年犯罪率為萬分之五(約兩萬人)，一共槍斃一萬多人，平均每八人當中就有一人被判死刑(台灣在同一期間，只有三十五個人判死刑)。
公共安全也被疏忽掉了。今年前三個月，大陸因為意外死亡的人數，就高達一萬一千多人。其中很多是可以避免的。最近幾年江西、廣西及其他地方，都發生過教室倒塌，壓死學童的事件；這些學校不是沒有批到錢，而是這筆錢往往被其他高級單位拿去修他們的「危樓」。
「五講四美」(講道德、禮貌、衛生等)、「兩個文明一起抓」(精神和物質文明)，是近來呼籲、宣傳最厲害的口號。但文明的觀念，真的還是很遙遠。
「殘忍」成了趣事
男女老少，上廁所不關門、隨地吐痰，只是文革期間毫無隱私權所造成的後遺症；更令人擔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漠不關心。
在常州火車站售票處，一個女人被車撞倒，暈倒在地，旁邊立刻圍來兩圈人，每個人也不說話、不議論，只是頭轉來轉去地看，一圈散了，再圍一圈，直到那女人醒來，嚎陶大哭。
在電影院裡，「紅高梁」要結束了，最後一段的情節，是日本人要求一個中國屠夫活剝自己村民的人皮。鏡頭先交代這個屠夫如何剝牛皮，血淋淋的鏡頭真實而恐怖。觀眾的反應，竟是咯咯的笑聲，殘忍成了趣事。
北京大學一位教授，他既不擔心區域發展不均，也不擔心物價，他最關心的是「人」的素質如何提高。「沒有這個，什麼都發展不起來。」同時他也非常珍惜這十年來的改革，使一些人(雖然只是十億裡面的零頭數字)，有了合理發展的機會。至少教授可以兼副業、有辦法的人可以當個體戶、有海外關係的人可以出國。
只是，這四十年來，為了盼望這個「合理」的機會，活在這裡的中國人，真是走得太累了。這種心情，再也沒有比「尋找的悲歌」這首詩，形容得更好的了；
「記憶中的邢顆相思樹已經朦朧；
彩雲已經褪色，走過漫長的路，才走了開頭。」
－－ 劉再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