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們經歷的貧困環境，和後來辦企業時的堅忍很有關係。
我二十歲就從基層做起，國外念書回來到台東的工廠去。台東是我父親的發跡地，他是家中長子，十三歲就為了替家裡少一口飯，也為了多三塊工錢，隻身到台東工作。
在貧困中有工作的快樂是一種資產，這是年輕一代很難體會的，「匱乏也可以過得很好」。因為匱乏給了大家發展的機會。
在台東工廠，我一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時也不覺得累，那時一百家企業能活超過五年的不到四成，所以大家都容易變，也要學會變。
生逢其時，是人生很幸福的事。那時台灣工業剛起步，我能做的事沒有限制，這是貧困中的幸福，有充分歷練人生的機會。我們這一代，像我成大上屆的學長林信義（行政院副院長）、蘇慶陽（中華汽車總經理），都幹過基層的活、做過黑手，都是苦過來的。
雖然我工作時間長，但沒有真正那麼「牛」（指像台灣牛一樣辛勞工作）。工作的價值是在心上。像我有機會到北歐考察，在天寒地凍中跟專家談紙業，談到半夜十二點，收穫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