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們經歷的貧困環境,和後來辦企業時的堅忍很有關係。
我二十歲就從基層做起,國外念書回來到台東的工廠去。台東是我父親的發跡地,他是家中長子,十三歲就為了替家裡少一口飯,也為了多三塊工錢,隻身到台東工作。
在貧困中有工作的快樂是一種資產,這是年輕一代很難體會的,「匱乏也可以過得很好」。因為匱乏給了大家發展的機會。
在台東工廠,我一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時也不覺得累,那時一百家企業能活超過五年的不到四成,所以大家都容易變,也要學會變。
生逢其時,是人生很幸福的事。那時台灣工業剛起步,我能做的事沒有限制,這是貧困中的幸福,有充分歷練人生的機會。我們這一代,像我成大上屆的學長林信義(行政院副院長)、蘇慶陽(中華汽車總經理),都幹過基層的活、做過黑手,都是苦過來的。
雖然我工作時間長,但沒有真正那麼「牛」(指像台灣牛一樣辛勞工作)。工作的價值是在心上。像我有機會到北歐考察,在天寒地凍中跟專家談紙業,談到半夜十二點,收穫很多。
我沒有家族企業的包袱,也認為自己是創業主,十八般武藝都要會。事業無中生有的奇蹟在於比別人花更多的力氣,加班加得比別人長,別人在休息,我還在工作。不過現在台灣週休二日,沒人要跟我加班,所以我常常週五出國到大陸,週一回台灣,因為大陸沒有休假,到那裡我可以繼續工作。
有的接班人會想,如果在我手裡把祖先的東西賣掉,就會變成敗家子,所以守成守到最後一根骨頭還要守,其實想通就好了,和別人合作反而可以走更寬廣的路。
文化是讓企業一直往前走的驅動力,這要由帶領企業走過來的領導人讓大家共同相信,如果變成條文就沒用了。產品不可恃,專業經理人看到的應是企業的價值。
我希望下一代的領導者能夠勇敢地去變,去嘗試新的東西;這是個不對稱的動態年代,所以我們才有轉型的機會。(林美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