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疾病救治與金融安頓相差甚遠，但每一個危機，都有部分元素是相仿的。SARS與亞洲金融風暴的共通點就是：缺乏經驗，政府面對的不確定性很高。
從某個角度來看，金融風暴也是會「傳染」的。一家金融機構垮下，很有可能會引起骨牌效應，民眾一旦不信任，就會開始恐慌擠兌，因此，爭取時間是第一要務。
從處理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中，我學到：匯報與分析很重要。政府的執行力與判斷力來自兩個部門：一個是分析參謀單位，負責彙整問題、考慮潛在風險，並評估推動效果、所需的資源與執行時可能出現的瑕疵；另一個是決策單位，根據分析結果，並考量民眾的反應，再判斷要怎麼做。
當時能安然度過亞洲金融風暴，跟團隊合作有關，執行前參謀分析做得很詳細，評估完就做決策，做了決策就貫徹執行。回到SARS的個案，要不要封院或封城？不能憑感覺去判斷，而是需要經過分析權衡再決定。
除了眼前抗疫工作要繼續執行，政府也必須開始構思亡羊補牢的動作。
因為這次SARS，台灣經濟受創不輕。大概會使經濟成長下挫0.5％，主要衝擊來自民間消費、旅遊業。
根據台經院的預估數字，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可能會下降1.5％，也就是損失新台幣1500億元。但政府已經決定投入500億元，加上其他機構及民間單位的投入，估計國內生產毛額大概會下降0.5％～0.8％左右。
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政府有必要做資源重分配，使受害者能夠獲得救濟。從財金的角度來看，金融界必須提供三種社會協助：
一、維持銀行放款量。對那些因驟然衝擊而周轉困難的廠商，要給它融資。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我們還是維持7％以上的放款年增率，所以當年經濟成長率還能維持在4.57％。
二、穩定股市。股市很容易受到心理因素影響，若因恐慌而過分下跌，會影響消費跟投資，要儘可能穩住。
三、提供保險機制。亞洲金融風暴時，出口大量下降，1998年出口下降了9.4％，行政院特別對出口提出輸出保險與輸出融資。保險是一種社會安定的價值觀，目的在於分散風險。
所幸我們有全民健保，降低民眾對疾患的憂慮。此外，目前已有企業從事SARS的保險，避免特殊部門受到影響，維持社會向上的活力。
不過，政府救濟可能會比亞洲金融風暴困難許多。因為亞洲金融風暴時，政府財政狀況比現在好。
1998年，財政赤字占總國內生產毛額1.2％，1999年則占0.5％，但現在赤字占總國內生產毛額2.4％，國內生產毛額是10兆元，赤字差不多是2400億，加上景氣不好，稅收無法達到水準，政府得更費心。（李翠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