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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經驗看執行力

文 / 遠見編輯部    
20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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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經驗看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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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要談的題目是「從台北經驗看執行力」或「從執行力看台北經驗」。《執行力》全球暢銷,顛覆了很多人的想法。過去大家談願景、策略,現在談的是「執行力」。

對政府各部門,尤其是地方政府來說,執行其實是我們大部分的工作,因為有很多任務是中央政府委辦的。我們當然也有自己獨立開創的,但是大部分還是在整個國家體系下運作。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教授談到,「企業30%是策略,40%為執行,剩餘的就要憑運氣,」我想,地方政府恐怕60%都是靠執行。

我所理解的執行力,我將之分為五項:願景(vision)、認真或注意力(attention)、監督(supervision)、行動(action)、滿意(satisfaction);我將之稱為VASAS。現在談治安、交通、環保、廣告掃黃等,有些是所有地方政府的業務,也有的是台北市特別著重的。

改善治安,打造「安全城市」

治安是一個老問題。我首先提出的是安全城市的觀念,目標鎖定兩大類型犯罪:暴力與竊盜。暴力犯罪包括了七種:殺人、重傷害(輕傷害採告訴乃論)、恐嚇取財、擄人勒贖、強姦、強盜與搶奪,這些最令人感到安全受影響。比方說一年發生兩萬件偽造文書罪,較不令人感到安全受影響。暴力犯罪及竊盜則絕對影響治安,所以這是我們的兩項指標,目標就是降低犯罪率,令市民滿意度升高,這也是我們的願景。

第二就是要認真。我時常說認真、注意力對一個首長,無論是企業或政府首長都是非常罕有的資源,因為時間、精力有限,將注意力放在哪裡,哪裡就做得比較好。

限期破案是外行話

中央政府原本規定每月開一次治安會報,我改為開兩次。郝柏村任行政院長時,我是研考會主委,他一週開一次治安會報,搞得我們人仰馬翻。因為在開會前我們要先開預備會議,如此一來等於一週要開兩次會,但是我真的體會到,這樣做有助於治安改善。

現在我每天看犯罪統計,兩週開一次會,根據暴力與竊盜率的升降,再請犯罪率上升的分局長報告,研究到底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是監督。首先要給部屬清楚的訊息——我是「玩真的」,表示「我很認真,你所提供的數據也必須是真的」。

表現不佳,犯罪率上升,我固然不悅,但是作假我一定將失職者撤換。就是這麼簡單,不准吃案、不准匿報。做不好,可以回頭再改善,允許將功補過。

我在治安方面有點常識,不會下令「限期破案」。限期破案是極外行的話。過去要求限期破案的結果是,出現「一案兩破」,先「破案」再出現真凶。因此,可以要求「儘速」,但不可要求「限期」。同樣的,我們也無法要求犯罪率零成長,只能要求降低。

「降低」有多種意義,比如當到處犯罪率都升高時,你「升得較慢」就是降低,這不是容易的事,應該獎勵。

其次是「玩大的」,而不是局部的。第三是「玩久的」,要一直堅持下去。我每兩週與同仁開一次會,其他時間到各處看。

行動指預防與打擊並重。我非常重視預防,預防犯罪(crime prevent),喊了多年的口號,一旦真正做到,才知道節省多少社會成本。

以前警界只注意破大案,因為破大案可以成為英雄,可以放假又能領到獎金。沒錯,有案一定要破,尤其是大案。但是,為什麼要讓大案子發生?若是能預防不是更好?所以我非常重視預防。我把很多人力、物力都放在預防上,因此我大力推動巡守隊。

五年前我剛就任台北市長時,警察單位向我報告,台北市四百三十個里,成立了三百五十四個巡守隊。我覺得不可思議,調查發現,其中很多虛有其表。有些制服做得很漂亮,「誓師」時有旗子、有器械,在中正紀念堂一字排開,真可謂「車林林,馬瀟瀟,男兒報國在今朝」,這樣的氣氛非常強烈。只是,兩個月後就做不下去。

我要的巡守隊是「治安有需要,居民有意願」,一個是客觀條件,一個是主觀條件,兩者兼備,否則不辦。因為這是民間力量,不是台北市政府出錢雇人。到現在為止,只成立了兩百多個巡守隊,較我剛上任時還少些。因為當初可能有一半是假的,假的東西我不玩,只玩真的。

治安風水師教人防盜

在預防上,我們還使台北市以往不算低的竊盜率持續下降。降低竊盜率有一項工作稱作「治安風水師」。現在已經服務過一萬六千多戶,其中有被偷過的,也有沒被偷過的。「治安風水師」指點民眾門上的鎖是否恰當?貴的鎖不見得就比較難開啟。鐵窗怎麼安裝?後陽台如何防盜?讓治安風水師看過之後,民眾家中就很少再遭竊。因此,台北市的「預防」做得比其他縣市更落實。我最大的改革是「預防」做得好,同樣能夠升官,可以記功。

「考試引導教學」,考什麼樣的題目學生就讀什麼樣的教材,因此,我要求台北市要落實預防犯罪,每一個剛調到台北市的分局長,我都個別談話,灌輸他們預防犯罪的觀念,讓他們知道馬英九是個重視預防犯罪的市長,這使得台北市犯罪率大幅度降低。

過去四年與再前一年相比,犯罪行為降低45%,竊盜案降低30%;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市、高雄縣、桃園縣及台中等六縣市中,台北市的表現是最傑出的。

更重要的是,犯罪統計是冰冷的、給官員看的,老百姓看了一點反應都沒有。民意調查最重要,透過訪查瞭解,市民對治安是否滿意?很高興市民對治安的滿意度超過了50%,有時達55%;有的民調結果是68%,這個我不太相信,不太可能那麼高。但是,不滿意度約在四成以下,這是應該可以接受的數字。

整頓交通,建構「便利城市」

交通也是市民關心的。我們的願景是「便利城市」,同樣的,我一週也主持兩次交通會報,我們採強力執法與全面宣導雙管齊下。

台北市很有趣,有些項目雷厲風行,有的卻無人聞問。譬如說,機車超載,沒有人告發。有一年,英國牛津大學校長諾斯爵士(Sir Peter North)到台灣來訪問。當時的教育部長郭為藩為他接風洗塵,我任法務部長,也在座當陪客。

他問我,「馬部長,今天早上我出門時看到一幅奇景,四人騎乘一輛機車。」我回答,「沒什麼,我還看過五人騎乘一輛機車。」他問我這合法嗎?接著,英國駐華辦事處的一位同仁說,「我覺得並非貴國人民守法觀念不夠,而是他們知道不會被警察開單。」我就任台北市長後,才開始注意這問題。

此事不易處理,抓到母親載著兩位小朋友上學,被取締的母親會抱怨。怎麼辦?但這真的很危險。我就曾在東勢看到,母親載著三位子女共乘一輛機車,轉彎時摔出去,三人遭輾斃,只剩一個小孩坐在地上哭,這個場景令我久久難以忘懷。所以我寧可受到市民抱怨,還是要取締。

現在因為嚴格執法,機車超載情況改善很多。改善交通的關鍵在執法,加強執法後,死亡人數下降很多;過去台北市交通事故每年死亡人數從未低於一百人,前年死亡人數降為九十八人,去年再降低至八十一人。這八十一人發生意外時,我家中都會收到傳真,我每天都在關心。

選票與人命同樣重要

死亡人數以機車騎士及老年行人所占比例最高。行人死亡率排第二位,大多是在民國十幾年左右出生,多在路口發生意外,時間則多在清晨出來運動時。

因此,我格外加強取締機車和行人的違規行為。在台北市,機車騎士戴安全帽的比例高達99.6%,雖然交通部經常頒獎給我們,但是每個月台北市仍然取締兩萬人次的違規。

同樣,全台灣也只有我如此認真取締行人違規,一個月取締一萬八千人次。闖紅燈者罰款新台幣360元,或是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兩小時。有人覺得選戰在即,我一定是瘋了,我說「我票也要,命也要。」

大力取締酒後駕車也一樣,全台灣只有台北市,將酒後駕車者當成是江洋大盜般對待。臨檢時將整條路封鎖,違規者可以說是插翅難飛,這在全世界都屬罕見。我曾兩次主動提出修法的建議,若是不繳納罰款就扣車。整頓交通,嚴格執法為不二法門。

當然「見警率」也很重要,這雖非必須,但是卻屬一種心理作用。我曾親眼見到警察從電線桿後走出來,取締闖紅燈騎士,一面開單,一面問他,「紅燈這麼大,你竟然沒看到?」違規者回答,「我看到紅燈,卻沒有看到你。」若讓民眾都能看到警察,就可以減少違規及危險。

市府並非靠罰鍰增加市庫收入,開罰單絕無任何財政動機。去年罰單的規費收入增加,是因為外縣市到台北市違規被開單的罰金,我們能夠回收75%,這部分占了一半,從前我們只拿到25%。

交通執法有幾個很大的好處,一是死亡人數減少,尤其捷運的乘客數,從我上任期初一天二十萬人次,到目前一天九十五萬人次,對於改善台北市的交通起了很大作用。捷運通車後,開車的人發現交通改善了,又不搭乘大眾運輸系統,開始開車,但是這些都在我們的評估之中,以取得新的平衡。

大眾運輸以旅次(trips)計算,從二十四增加到四十一,再到四十六,市民滿意度亦超過五成,這令我們感到十分欣慰。尤其是尖峰時段,行車速度加快許多,我從家中出發到辦公室,過去耗時三十分鐘,現在常常只需二十分鐘,別誤會我有開導車,有時候我是搭乘計程車,這個數字應該滿真實的。

深耕環保,擘劃「永續城市」

第三是環保。這是我們極重視的領域,我們的目標是永續城市(sustainable city)。「垃圾零掩埋」,就是垃圾還是有,但是不需占用掩埋空間,資源全回收(total recycle)。我覺得這是項「魔術」。垃圾費隨袋徵收與水費應脫鉤,因為水用得多並不代表垃圾多。改為需購置專用垃圾袋政策後,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不到三年台北市垃圾量「家戶」(familiar trash)部分減少53%,垃圾分類成為全民運動,我到處宣揚,甚至在主持婚禮時會問新人及觀禮親友,是否知道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每天都講真的有效果。

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

企業的垃圾也減少了。在我剛上任時,每位台北市民平均每天製造一.一公斤的垃圾,現在家戶垃圾已減到○‧四八公斤,整體加上企業的○.五公斤,真的降得很低,令我們充滿信心,能跟澳洲並駕齊驅,在2010年達到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

還有一些新的發展,對我們非常有利。焚燒完垃圾後的灰燼,可透過再處理,變成鋪路用的「即配料」,台北縣已經有兩家廠商能夠生產;我們現在正在試燒,若大家願意接受,又無二次公害,將來掩埋場又可以減少三百至四百公噸的垃圾。廚餘可以供給台北縣的養豬戶及堆肥之用。希望透過各種努力,到最後垃圾能夠幾近於零。

台北市三座垃圾焚化廠為歷任五、六屆市長任內完工的,現在幾乎可空出一座。過去還花了5億~6億元來改善焚燒過程中產生戴奧辛污染問題,這真是始料未及,最大功臣自然是台北市民,因為男女老幼都在做(垃圾分類)。「以價制量」從未發生如此大的效果,而過程中我們也深受感動,真的感謝台北市民的配合。

垃圾只能減量,不可能絕跡,減少到一個程度,變成另種形式又再利用。雖然我的市長任期只到2006年,我們相當有信心,到2010年就可以做到這樣。

嚴厲把關,廣告掃黃

廣告掃黃這部分講起來似乎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是個非常諷刺的現象。在台北市,其實有很多色情交易是透過報紙的廣告,因為報紙的發行量大。

記得在我法務部長任內,婦女團體向我請願說,「部長,請你在報紙的分類廣告中常出現色情的那一欄上刊登一個廣告,呼籲學生暑假打工小心,不要因財失身,」我照做了,但是想想實在荒唐,表示法務部根本無計可施,才得靠這種消極的方式。

擔任市長以後,我採取以下三種方式:一要求業者登廣告必須留下真實的姓名、地址及市內電話,不能只留手機號碼。二如果電話有誤,日後報社不可再受理廣告刊登。三若警方查緝廣告真的從事色情,報社連坐處罰6萬~30萬元。

過去四年,台北市的報社一共被罰2600多萬元。陳水扁市長時只罰了200多萬,我是他的十二倍。有效果嗎?比較一下今日台北市內報紙的分類廣告和四年前或今日外縣市的報紙,差別極為明顯。我們詢問過新聞局,只有台北市做這樣的規範,因此得罪許多平面媒體。我很感慨,這些媒體的內容與廣告差距,不可以道里計。其實真的很多人的資訊從報紙來,這關把住,色情業者只能靠「隨意貼」,效果有限,而且我們也正好抓人。

台北市政府如何做到今天這種地步?最重要就是個人注意力。一個首長的重心在哪裡?取絕於他付出多少注意。市政建設千頭萬緒,市長可以授權,但是公務員最後還是要看「老闆」怎麼說。諸葛亮事必躬親,食少事繁,因此司馬懿知道他來日無多,因此我很早就注意運動。事繁而食不少、運動充分、保持充沛體力,必要時可以去關心。

我並不鼓勵樣樣自己動手,《執行力》書中也談到,個人注意力是一個關鍵,投入個人注意力就沒有做不到的事。

高希均總裁也談到「政府台灣、企業台灣、民間台灣」;政府台灣留下很多讓人民期待的空間,國家大事由中央決定,但是需要靠地方落實,地方政府泰半在做執行工作。所以提倡執行力,我覺得很正確,但是要找出來,在哪兒能真正讓力量發揮。願景人人有,策略也一大堆,可是能夠執行嗎?「玩真的、玩大的、玩久的」,一定要具備注意力、監督、行動、滿意,如此才能真正具備執行力。

現場提問

Q:明年總統大選,各方民調均顯示,若你參選必「馬到成功」。我請問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若明年連宋落選,你是否會對結果感到遺憾、或自責?

A:其實很簡單,若不幸如此,自然感到遺憾。難道會開心嗎?但是只要我在輔選過程盡力,就不會自責。

Q:前任交通局長曹壽民離開市府團隊後,常提到你做人處事於公於私都講究圓融處理,但是外界以此質疑你的執行力,請問在效率及效能間孰先孰後?

A:我剛提出的報紙掃黃就是一例。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冰凍三尺,當時曾有婦女團體因法務部門執法不力而製作「黃冠」,送給分類廣告中色情最多的媒體,封為「黃」帝,這對於法務部門很難堪。

如果所謂的魄力是聲音很大,拿著麥克風嘶叫,我做不到,並非將霸氣放在臉上,應將力量放在手上。我們默默做了四年,有的平面媒體甚且懇求我們在罰金上能允許「分期付款」,但是我們毫不放鬆。有些少女淪落風塵,也許有自願的,但是不管如何,我都要切斷這條路。堅持到底就是一種魄力,而手段也很激烈,一罰就罰到2000多萬。

我們並未到處宣揚,其實這種事不勝枚舉。像搬家公司、抽水肥那種違規小廣告,現在也幾近絕跡,先定標準:出現三十次就剪電話線,沒用再降到十五次,再降至兩次,目前大約也剪了五千條電話線,現在平均一年還剪上千條。

Q:台中市樣樣都好,除了治安。不知是否願屈尊就駕到台中市治理一下治安?這將是市民之福。

A: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子的建議,第二任市長上任才第一年,就有人輔導轉業。我對台中也很有好感,但是我需先回饋台北市民對我的支持。今天我談到的是成功的部分,也有沒成功之處,就是個人注意力不足。雖歷經四年任期,還是有我不熟悉的領域,我連任市長後雖然已無連任壓力,但有被市民期望的壓力。若市民評價我第一任做得不錯,第二任乏善可陳,我會抱憾終生。

Q:十年來上海突飛猛進,但是市民的素質未隨之進步。你認為台北市民品質如何?若將台北與上海比較,你的看法又是如何?

A:我們推動很多政策,都跟市民感受息息相關。我們花很多時間做民調,雖然不是每次公布,但市民的反應的確形形色色。最近遇到一位上海來的朋友,他在美國待了十幾年,問我台北人怎麼如此友善?他到陽明山賞花不認識路,問路人,路人雖不知道,立即打電話問朋友,再帶他去車站,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事。

台北人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配合市政展現的品質也極令我感動。去年水荒,我在電視上呼籲節約用水,用水量就逐步下降;即將開始分區限水,我在電視上呼籲勿存太多水,存久影響水質、對健康不好,結果沒太多人存水。期間固然有小抱怨,但是滿意度仍達70%以上。

陳前市長推動垃圾不落地,令我們在推行垃圾費隨袋徵收上有很好的基礎。每天從下午四點到晚上十點,甚至於寒冬,市民在定點等待十幾分鐘,很多外國人也對市民的高度配合吃驚不已。或許是發自對城市的熱愛,我真的覺得市民素質愈來愈佳。

在捷運站排隊搭乘、手扶梯上靠右、也不飲食。雖然硬體上台北趕不上,上海兩年就建成磁浮,我們六年還搞不定機場捷運,這是因為社會環境不同。我也不敢說,我當上海市長會做得更好,人的素質需要花比建設硬體更長的時間去培養,這方面我並不擔心會失去競爭力,問題是如何克服執行上的瓶頸。為什麼台北有的工作曠日費時,像香港一年能蓋四十至六十層大樓,而我們十二層要蓋兩年半,原因何在?是法律問題或人謀不臧?市政工作並非無懈可擊,個人注意力是最重要的關鍵。

男人的缺點我都有

Q:你自認缺點何在?此外,在看執行力時,是否有些失敗之處,更發人深省?你有失敗的經驗嗎?

A:哈佛大學畢業後,我想找工作,有很多事務所到校園徵才,我因為沒經驗,就請教學長,答案是,「一定會問你缺點為何?」「而有標準答案:說自己是工作狂。」

我太太說過,所有男人的缺點我都有。台北市不成功的經驗有:里政改革時部分里長反彈,垃圾少收一天,議員有些反彈,原因則在於溝通不夠、尊重不夠,我應該多負擔些責任。上述改革的用意和正當性都沒有問題,雖然部分關係著實際利害因素。

下次要多要求首長的個人注意力,像面對SARS要「料敵從寬,禦敵從嚴」,不問是什麼樣的疾病,都應視為最嚴重的病。這次台北市衛生局請求中央儘速將SARS列為法定傳染病,就是要取得強制處分、強制隔離的法源,中央擔心矯枉過正,我請中央相信地方的執行力。

我要強調的是,我的經驗並非全然成功,也有痛苦的失敗,但是得吞下去、再前進。

Q:台北市提供老人免費健檢,四萬三千個名額,兩天被預約一萬五千個名額,雖然代表市民有健康觀念,但是還是因為免費的緣故。請問如何提升健康觀念以及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A:健康檢查的確花錢也該做。但是台北市老人數目已超過10%,老人免費健康檢查是一項福利、是對弱勢的照顧。對於老人家,可能不易推動健康觀念,也許因為他們缺乏照顧或經濟條件不好,青壯年應自行花錢健康檢查,照顧老人就是照顧我們自己的未來。

Q:你很謙虛,但是現在的選舉充斥激情、抹黑,你對於明年總統大選有何因應之道?

A:「優質選舉」,我在五年前已有此呼籲:不要抹黑、不要族群分化,原因在於我們愛台灣,希望當數量成長,民主的品質也隨之提升。五年前未完全做到,當時一位無黨籍立委候選人批評陳市長到澳門嫖妓,我很難過,因為選舉已到要以這種事做文章,以求勝選的地步。

我決定不以這樣的方式競選。也許政見有爭議,但是本質都希望市民能安居樂業。希望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皆能為孩子的榜樣。中國的傳統,天地君親師,雖已被擺於一旁,政治人物仍是眾所仰望的對象。一言一行真的要注意,別留下負面的印象。

2004年我若能扮演一個角色發揮影響力,優質選舉還是不變的目標。我也私下向連戰先生報告過,希望我們自己主動提出。雖然我們是挑戰者,有更多「罵人」的空間,但就算以此勝選,後遺症太大,去年的經驗證明,優質選舉還是可以當選。(裴凡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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