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蔣經國先生去世後，改革的步幅不斷的進行，島內有些人認為進行得太快，有些人認為不夠快。但顯然的，在政治結構改革方面，民進黨的要求與執政黨的意願，有相當的差距。
目前台灣的情勢，許多人提出需要有「共識」。大家使用「共識」這個名詞時，常有一個明顯的錯覺，就是在大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在內部做逐步的改變。
大結構不合理
問題是：大結構本身的不合理已經非常明顯。一些民進黨員如朱高正等，用比較激進的方式表達其不滿。表面上看來，這些方式非常不合理且情緒化，但由於大結構不合理，超出能容忍的程度，因此這種情緒化的本身就是為了暴露其不合理。但這種極端抗衡的政治模式也有其危險性，就是在鬥爭尖銳時，什麼規約都不要了。
除了島內有一些對政治現況不滿的激進者外，多數有激進思想者尚在美國、日本。他們之中不少人都曾是最純樸、保守、安於現實的階層，在受了最好的菁英教育後，發現台灣政治制度的許多不合理。
現在海外同鄉會的組織能力很強，財源非常豐富，忿忿不平之氣一直存在，卻未將其極端化，但是海外這股力量一直儲備著。台灣未來民主化的步調、尺度，與這些人的政治動向關係密切，如果走不出一條大家能接受的路，極端化的力量將會增大。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許多外省人極端化的可能性。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有二百多萬人隨國民黨到台灣。在這二百萬人中，既得利益者是極少數，他們絕大多數的人是將其所有的一切都貢獻給國家，所得卻很少，難免有許多怨憤，因為他們不是既得利益的群體，而是被邊緣化、被犧牲的群體。
若意識型態、政治結構等基本課題未獲解決，大環境不合理，不能從根本改革，即使九０%的人都願意維持現況，希望穩定，極端主義的出現還是很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若出現軍事控制或其他的措施，怨恨會愈結愈深。
以錫克教與印度教的衝突為例。這兩教間一直存有相當緊張的關係，但絕大多數錫克教徒都希望與印度教徒和平共存。一九八四年少數錫克教徒激進分子唯恐天下不亂，衝進了錫克教的金殿，做為最後的據點，此舉當時引起絕大多數錫克教徒的反對與反感。
印度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時，相當棘手。當時甘地夫人主政，她以女強人姿態出現，不能示弱，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令印度的軍隊打進金殿，消除極端派。
這一軍事行動，激起了錫克人民族情感及宗教情緒，因為攻擊金殿等於褻瀆了他們的神明，使得絕大多數痛恨極端派占領金殿的錫克教徒，改變了他們的態度。甘地夫人被暗殺，也就是這一連串事件的後果。
極端分子有機可乘
極端分子絕對是極少數，但大環境的不合理沒有做出充分的改變，極端分子就有機可乘。令人擔心的是，台灣有兩種極端分子：一種要求國民黨不能示弱；一種要求國民黨政權大開。如此，很容易造成僵持的局面。
共識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看：一方面大家為了下一代，應該向前看、向遠看，思考一種大家都能接受、有前瞻性的政治結構。另一方面，為了達到那個理想，我們應該選擇一種大家都能接受的渠道，改變目前不合理的現實。
民主一定要建立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大經大法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執政黨為了維持自已短期或長期的利害，所做的協調或讓步，常常都是權宜之計，這種方式不可能導向民主。
民主的先決條件，不但要憲法獨立，還要使所遵循的法律規章，不至因為與執政黨或多數的現實利益差距太大而曲解、修改。也因為如此，我們特別需要強調言論自由，以保護政治立場不同的人，使他們的意見受到尊重。 伏爾泰曾說：「你所有的觀點我都不贊成，但我以我的生命來保障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是民主的基本規則，也是使得這個制度能充滿生命力運作的原因。
實際上，世界上任何一個既得利益的政權，都是短視的，因為如何維持自己的政權結構是燃眉之急，所以每天想的問題，只是三、五個月或一、兩年內的事。在這種情勢下，考慮長期問題，是大眾傳播、知識界應該扮演的角色，探討我們的共同目標、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以及民主化的進程等等。
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中，權力與影響力是可以分開的，最有權力的久不一定最有影響力，最有影響力的人不一定最有權力。往往最有影響力的人能使最有權力的人在運用他的權力時有所顧忌。
權力使人腐敗
「權利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敗。」這是自由主義最基本的信念。因此任何一個政權為了保障其權威，一定需要諍友；為了防止濫用職權，諍友不能出自本身，若由自己選派人組織智囊團，這些智囊團第一個考慮就是如何維護這個政權，而不容易做客觀的評估。
台灣現在已經出現了「諍友」，但這個力量還是非常薄弱，而且抗議性不強。其實抗議性是非常健康的，應該為任何一個民主制度接受。
本土化是國民黨這十幾年來最重要的策略，但這個策略在現階段大家感覺走的很不夠，所以發生了一種現象，就是反對勢力要求的與國民黨可以給的，中間差距相當大。
我們應該要在尚未出現南韓那種執政黨與在野黨勢均力敵的對抗前，做出政治結構大幅度的改革，使給的比對方要求的還多。同時在一個大家都能認同的規約上，共同遵行，那麼這段路就可以走得平穩。若執政黨仍堅持一步一步讓，表面上看起來走得很穩，但倒下去就會像骨牌一樣。
不論現在實際衝突如何，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在維持和平穩定的情形下，使台灣出現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自由制度，也就是把西方的民主精神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賢人政治」良好的結合起來。
責任為重，權力為輕
菁英知識分子接近政治是儒家的傳統。賢人政治是愈有能力的人、自覺性愈高的人，肩負的責任愈大。
以日本政界來說，競爭最激烈的是如何進入政府的幾個重要部門。譬如東京大學法律學院畢業生希望進官僚地位最高的外務省等單位。這在儒家傳統來看並沒有錯誤，因為官吏不止是政府運作人員，他們還要起帶頭作用。
在孟子的學說精神中，社會的領導階層要求自己，要超過他們要求其他的人。他們是把自己的職責當做一個任務，有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服務的人生」。賢人政治是以「責任為重，權力為輕」，一方面要求政治領導清廉負責，不視自己為一個現實得利的集團，而是一個公共服務的政體。另一方面提高民智，培養一般民眾的「權利感」，並鼓勵民眾爭取自己的權利。
這條路並不容易走，因為它結合了兩個表面上看起來有衝突的原則：一個原則是普及化，即一人一票；另一個原則是菁英主義。如何把政治普及化，菁英主義與賢人政治結合在一起，是一項考驗，但這也就是東亞的特色、中國的特色。
(杜維明為哈佛大學教授，木文由他口述，薛曉光筆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