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請談談你創作的經過。
答：我是在北新書局做學徒時開始接觸文藝，白天工作，晚上借書來看。特別有一次，老闆要我去北京大學圖書館抄徐志摩所翻的曼殊菲爾一本小說，我抄了好幾天，抄的時候都流淚，從此對文學感到興趣。
一九三０、三六年時，我曾經寫過一些短文章，但真正寫小說，是一九三三年，第一篇作品「蟬」，登在中國大公報(當時的主編是沈從文)，這是我創作的開始。
問：你創作和翻譯這麼多書，累積了那些心得？
筆觸悲天憫人
答：在一九三八年前，我主要是寫小說，長篇小說「夢之谷」是描寫我在二八年的初戀；另外寫了二十幾篇短篇小說，都是以老北京的生活為題材。
三八年以後，主要寫的是現在所謂的報告文學(編按，台灣稱「報導文學」)，最初在國內寫山東的水災、滇緬公路，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就到國外做記者。
一九三九年我到英國，從二次大戰開始到結束，我都在國外，直到戰爭結束，才回到上海。其中除了經歷倫敦大轟炸，也曾經採訪過舊金山的聯合國成立大會和紐倫堡大審判的新聞。這份工作我一直做到一九四六年。
我寫小說，題材都是我熟悉的生活。我認為寫作一定要寫自己熟悉的經驗，另外，一定要有悲天憫人的感情，才能寫得動人。
關於報告文學的寫法，主要的有兩種，一種是劉賓雁所寫的，夾敘夾議－－一邊報導，一邊加以評論。我覺得他的寫法也很可取。但我自己是主張採取白描的寫法，把我所看到的不加評論地寫出來，讓讀者從我寫的人物、事實中，得出結論。
問：你何時結束國外的求學、工作？聽說還曾經來台灣訪問？
答：我是一九四六年回到上海，八、九月訪問過台灣，從台北到台中、日月潭等，看了許多地方，也寫了關於當時台灣的一些觀察。
問：當時對台灣的印象怎麼樣？
答：我在台灣停留了一個月，比起上海，那時候的台灣很乾淨、很整齊。日本人經營台灣，在公平、紀律各方面，都有可取之處。所以我希望台灣能夠在原有的基礎上弄得更好，不要一由中國人接管，就變成上海那樣。
問：你在台灣一定還有些老朋友？
海峽兩岸可以共同學習
答：我有很多老朋友在那兒。比如大公報的老同事陳紀瀅，我編副刊時寫文章的張秀亞，另外還有七九年以來，我到新加坡、美國結交的新朋友，像洛夫。我們都很談得來。
問：是不是想跟在台灣的老朋友說幾句話？
答：(沈吟許久)我的心情實在太激動了，很希望能有機會再見到他們。
台灣作家探討的問題，像語言、怎麼樣創造人物形象，跟我面臨的問題非常類似。他們豐富了我的領域，像葉維廉在研究比較文學，當時對我而言是很陌生的，因為解放以後，大陸沒有人搞比較文學。我是第一個談論台灣作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大陸上也開始陸續出現比較文學的刊物。我覺得海峽兩岸可以共同學習。
七九年我去了美國，見到許多從台灣去定居的作家，我們一見如故，互相擁抱。有一晚，我們在聶華苓家裡聚會，突然有人唱起「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大家都流淚了，因為我們究竟是同胞。
我是覺得我們共同的東西很多，不同的東西很少。而共同的東西是永久性的，不同的東西，像政治制度這些，是暫時的。
問：你對台灣作家的作品有何看法？
答：我接觸到台灣的作品很少，但我覺得台灣有許多獨到之處。我不懂詩歌，但我相信台灣在這方面成就是很可觀的。詩歌最忌諱框框，而台灣的詩歌，框框比較少。
問：框框是什麼意思？
答：就是一些限制。譬如說我們有三十年不許在任何文字上談戀愛，戀愛都不能談，文學作品怎麼寫？這就是框框。
中國自一九一九年白話運動以後，開始一個新紀元，小說技巧很多取法於巴爾扎克、左拉等，但同時結合了中國過去的古典小說的文字。在白先勇的小說裡，我看到了中國固有傳統的維持。
孤獨與勇敢
問：從一九四六到八八年之間，台灣各方面有很大的變化。你是不是有興趣再到台灣訪問？
答：我現在已經「封門」了，不再出去；但如果有機會去台灣，我一定破例。
問：你自一九四六年回上海，中國大陸發生很多巨變；現在回想起來，你覺得當時重返大陸的決定是對是錯？
答：我當時很簡單，就是想家兩個字。因為當時在英國七年，儘管住得很寬，吃得不壞，朋友也很好，但我就是想家。其實我沒有家，很早就是孤兒，也沒有什麼親戚，不過還是想家。我是可以留在英國，但就是想回到我出生、成長的北京。
問：能不能談談你對人生的看法，如果再活一遍，你會選擇什麼樣的生活？
答：最近我在寫回憶錄，如果再活一遍，我還是願意過這樣的生活，我不後悔。我小的時候，在床前貼了一個條子，裡面有一句話：「最孤獨的人，是最勇敢的。」
到中年時，我就靠四個字：事在人為。我不相信命運，我認為事情的結果，完全看我們自己的做法。對於民族我也是這樣看。說中國這個民族大有希望，或沒有希望，兩種說法都不可取。我想中國的前途如何，完全看我們怎麼做。
過去中國的作家有三十年不能寫作，如今又拿起筆來。記得我的朋友巴金提了一個觀點很重要：人生走到最後，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要說實話。
可是說真話不是那麼簡單。一九五七年，多少人由於說真話，搞得家破人亡。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就這個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如果要鼓勵講真話，不是一句話就可以做到，需要一段過程。由於過去有太多人說了假話而飛黃騰達，所以首先不要鼓勵那些說假話的人，同時對於說真話的人，不要輕易懲罰。
民族的希望在於說真話
我認為民族的希望，在於大家把真話講出來，這樣做領導的人也不會盲人瞎馬。這是我對人生的想法。
問：你覺得在短時間內，中國大陸這個社會會改變說假話的人多、說真話的人少的情形嗎？
答：還不能馬上改變，但比過去三十年來，現在比較講一點真話。
知識分子是不是能把所有的話都講出來？就我自己來說，我講話會考慮到場合、考慮到政策的界限、考慮很多因素。在這範圍之外，我儘量講真話。我相信有很多知識分子跟我一樣。
問：前陣子遠見雜誌在台灣出版了方勵之自選集，你對方先生的看法如何？
答：我只見過他一次，看了他一些文章。我覺得他的論點跟我在一九五七年(那年蕭乾被打為右派)說的有點像。
就像五四運動時講的口號，中國光有科學是不夠的，還要民主。像三十年代德國的希特勒，他們科學的進步不在英、美之下；兵器的精良、新材料的發明(像人造橡膠)都很先進。但光有科學，沒有民主，反而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我不太相信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這還要看知識握在什麼人手裡。
問：最近中國著名的劇作家吳祖光去美國訪問，並公開演講，要求民主。你對他看法如何？
答：我跟他很熟。有些人在沒有入黨以前講話很隨便，入黨之後就非常拘謹。他是個例外，入黨之後還是想什麼，就說什麼。他後來被「勸」出黨，也是意料中事。
人生長河的記者
問：你是共產黨員嗎？
答：我不是，從來沒有加入過，我是民主同盟的一員。
問：你對未來有什麼計畫？
答：回憶錄寫完後，我想寫一篇長篇小說，題材是知識分子的命運。我一九四七年出了一本書，叫「人生採訪」，我始終把自己當做人生長河的記者，我就是下放勞動時，也不斷觀察。回憶錄裡寫的是自己，長篇小說則是寫下這些觀察。另外還有一些東西要翻譯。
中國自五四以來，作家都兩條腿走路，既創作又翻譯，像魯迅等。現在創作和翻譯分家了，好像創作高一點，翻譯低一點。但我過去都在做翻譯的事，現在還想再繼續。
問：你覺得有沒有什麼還需要補充的？
答：台灣最近放鬆了很多，讓人民到大陸探親，說明台灣對人民的信任。我希望台灣能進一步開放，讓史學家和史學家、作家和作家、翻譯家和翻譯家見面，我覺得政治體制，不應該妨礙我們的交往。將來如果有機會，我不管多麼老、多麼病，都要掛著拐杖到台灣去看。
(李慧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