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每七對夫妻，就有一對不孕，10年來，人工生殖治療需求激增四倍！學業、事業、婚姻，一路往後遞延，導致晚婚晚育，「生不出來」已成為新常態。倘若，這群想努力「生產報國」的人，都能獲致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台灣「生不如死」的局勢，是否可望扭轉？
「165249」，或許你對這個數字感到陌生，但這卻是深深影響台灣命運一記關鍵數字！
這是台灣2020年的新生兒人數，不僅創史上新低，甚至低於當年度死亡人口。也因此，從去年起，台灣的出生數與死亡數正式出現死亡交叉，人口邁入負成長，走向「生」不如「死」的時代。
人口老化及出生率遞減，這股人口結構失衡的速度超乎想像。兩年前，《遠見雜誌》封面故事「你的家鄉會消失嗎？」，點明全台部分鄉鎮里已成為沒有新生兒的「無子村」，敲醒少子危機警鐘。沒想到，如今這股人口海嘯非但未退，還愈演愈烈。
2021年過完三分之一，根據最新出爐的人口統計，前四個月的出生人數是4萬7181人，年減11.4%，寫下連續四個月「生不如死」。此數字也再創史上同期新生兒數最低紀錄。
過去數年，少子化引發的衝擊從未間斷，大學關門潮、勞動人口短缺、未來可觀的長照支出與潛在財政黑洞，種種連鎖效應讓「低生育率」被視為國安議題，產官學民各界紛紛高喊要提高生育率。「催生」頓時成了全社會集體共識。
人口愈「催」愈少，「生不出來」更難解
但，令人納悶的是，台灣喊了催生喊了不下十年，各級政府、企業祭出的催生政策，更是令人看得眼花撩亂，何以台灣的人口竟是愈「催」愈少？
以往的策略，都是刺激與鼓勵生育族群「想」生，殊不知，問題的癥結恐怕不只是「想不想生」，還包含「能不能生」。
《經濟學人》智庫（EIU）在2021年3月底發表調查報告「向上突破：創造台灣更好的育兒環境」指出，台灣與鄰近國家有著許多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共同因素，包括晚婚、遲育、高房價、高額育兒費用、對職涯發展的日益重視，以及缺乏家庭友善的工作文化……無奈的是，這些難題都不可能在一時半刻獲得破解。
其中，經濟因素向來被視為阻礙生育率的最大一塊絆腳石。
台東縣池上鄉長張堯城兩年多前，在鄉代會支持下，在池上推出第一胎生育補貼2萬元的福利，加上台東縣政府原先補助的1萬元，以及鄉內提供小孩4歲以前的每年萬元生日禮金，等於生一胎合計可獲7萬元。過去平均一年約40多名新生兒的池上鄉，在高額補助激勵下，2019、2020兩年全鄉誕生超過162名寶寶。
生育獎勵、生育津貼、育兒津貼，這些政策在不少縣市都能看得到。
然而，在各地風行草偃地祭出金錢攻勢來催生時，知名婦產科醫師、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前副院長曾啟瑞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為提升出生人口，僅靠生育獎勵緩不濟急，「大家都喜歡談補助，生一胎、我就給你多少錢，但這樣的資源分配，對嗎？」
生、不生，可謂為每個人的人生選項與安排，而左右生育抉擇的因素，複雜程度可是用好幾篇論文研究，都還說不清的。
倘若在尊重個人意願的原則下，與其試圖改變個人意志「催婚、催生」，何不順勢而為，讓「原本就有意願生的人都能生」，是否為更好的「第三選擇」？
搶在今年母親節前夕、5月6日，行政院集合了衛生福利部與勞動部，頒布最新的「少子女化對策」，內容提到要增加產檢次數以及產檢假，放寬雙親可同時申請育嬰留停且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還有調整工時彈性等。
其中，「擴大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這項，讓不少人感到欣慰，直呼「政府總算願意多關注不孕症夫妻了！」
1985年4月16日，台灣首位試管寶寶誕生。《遠見》也在今年4月16日這天，特別報導《每年試管寶寶破萬名！三張圖告訴你，台灣小孩有多難生？》一文，點出國內日益嚴峻的不孕症現象。
曾啟瑞主張，當前談論生育問題，明顯忽視了「有生育意願」、卻因為生理障礙而難以生育的一群人，也就是不孕症患者。
根據統計，台灣每七對夫妻就有一對有不孕困擾，面對著程度不一的不孕問題，約占15％。這個比例不算少數，而且尚在逐年增長中，他們也需要政策支持與社會關懷。
學業、事業、婚姻往後延遲，不孕症衝擊國人
根據醫界對不孕的定義，若夫妻有規律未避孕的性行為，在一年內無法懷孕，就可稱為不孕。若是針對35歲以上的婦女，定義更嚴格，半年內無法懷孕，便視為不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雁馨指出，如今社會形態變化，導致人生各階段後挪，晚婚晚育已然成為常態，「這世代人生歷程的結婚生子被延遲，不必然代表生得特別少，但很明顯是生得晚。」
其實，以往提到「現代人晚婚」，所有人都將之視為「現象」而非「問題」，但若從生育的觀點來看，由於晚婚會影響生育力，這就不容小覷了。
「不可否認，談生育，年齡就是個硬傷，歲數愈大，自然受孕的機會愈小，」佑昇診所醫師劉志鴻解釋，以天生的女性生理構造來說，女性出生時，身上約帶有15～50萬顆卵泡，之後便會逐年遞減。因此，醫學上，多半視女性21～28歲為黃金生育期，到了35歲，生育能力就會顯著下滑了。
當然，除了女性卵子數量的問題，還有輸卵管阻塞、子宮內膜異位症、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男性精子少或精子活力差等，都是不易受孕的因素。部分可經由婦科與不孕科醫療手段解決，甚至進而接受人工受孕與人工生殖（試管寶寶）療程。
細看《經濟學人》智庫歸納台灣生育率下降的成因，包含政府在1964年引入家庭計畫政策，並擴大工作機會，促使台灣生育率趨緩。而出生人口減少，結果是人口結構轉變與高齡化社會。
另一方面，生兒育女成本也日益增高，根據統計，3歲以下幼兒的托育費用，約占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的20％，無疑對民眾是一大財務挑戰。
其中，晚婚現象也被《經濟學人》智庫列為重點之一，更導致高齡生育婦女人數增加，進而延伸出更高的不孕、早產可能性或其他生育風險。最終，影響到出生數減少。
宜蘊生殖醫學中心院長陳菁徽歸納，學業、事業、晚婚三大因素，已成為女性沒有生孩子的普遍原因。
「大學、研究所畢業後，踏入職場三、五年，覺得工作穩定了，還要看你有沒有對象、才能談到要不要結婚，轉眼間就年過30……，」這已是許多人共通的人生劇本。
主計處資料顯示，近半世紀以來，我國女性初婚年齡和生第一胎的年齡都在逐年上升（表1）。
將歷年生育女性的年齡分布比例，回溯至1975年，更可以很明顯看到，每年生育女性的主力年齡層，從20至34歲的女性，移往30至34歲的女性族群（表6）。
林珮萱整理
高齡生育時代，不孕症成未來新常態？
眼前的台灣，正在迎向一個無可避免的未來，就是愈來愈多高齡媽媽。「現在35歲生小孩，都已經算低齡、不算高齡了！」曾啟瑞說。
官方統計，2019年的產婦，40歲以上的占比5.5％，10年前（2009年）僅1.8％。很顯然，高齡生產者占比已逐年上升。此外，根據人口推估、2031年國內將有超過一半女性超過50歲，這連帶讓育齡婦女也產生「高齡化現象」。
曾啟瑞回憶，2015年，他任職北醫生殖醫學中心時期，每年就有近3000名求子的患者，當中已有1／3是40歲以上女性，如今，這個比例恐怕只會有增無減。
「育齡人口」減少，對生育力當然也有影響。所謂育齡人口，指的是15～49歲的女性，這群女性大眾的生理年齡正處於可生育時期，換句話說，是相關重要的「生」力軍。
觀察近年育齡女性人口變化，最高峰出現在2000年，當年度全台育齡女性達636萬。之後便逐年下降，到2020年降到568萬，相較20年前，等於減少10％的育齡女性。按照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推估，到2035年，台灣的育齡女性人口會再降到428萬，減少近25％，等於育齡女性人口僅有現在的3／4（表5）。
林珮萱整理
化解「生不出來」，企盼醫療外的友善作為
歐洲生殖醫學會統計，全球已有約800萬人是經由體外受精技術誕生，也就是俗稱的試管寶寶。
而台灣的試管寶寶也愈來愈多，接受人工生殖手術，在近10年增四倍。「現在你走進產房一看，每100個嬰兒已有5、6個是人工試管寶寶，」曾啟瑞描述。
2020年6月，最新完成的國內人工生殖統計報告顯示，台灣每年接受人工生殖治療及人工生殖寶寶的數量，都顯著上升（表2、表3）。
儘管5月6日行政院已宣布要擴大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不再僅限於中低收入戶，而是擴及到未滿45歲的夫妻，並祭出補助次數與額度調整等配套。
但曾啟瑞主張，政府對不孕症患者的支持，還欠更多積極作為。他舉全民健保為例，對不孕症的試管等療程，依舊未列為給予給付的疾病項目，被他批為「不合理」。
從另一層面，婦產科醫師張帆提醒，提高生育率的解方，醫療界只能做到助孕，藉由醫學技術進步，讓更多有意願生孩子的人，都能順利懷孕生產。「但法規制度、社會觀念，職場到家庭，對不孕的理解夠了嗎？」他認為，還需要更多更友善的支持體系。
對此，劉志鴻也認同。在他眼中，生育應該是一種基本人權，而「不孕」更不該被貼標籤或汙名化。他就聽聞過，不少反覆嘗試人工生殖卻未果，最後導致精神憂鬱。
曾啟瑞則指出，不孕症可能帶給夫妻之間龐大的負面情緒，從獲知自己不孕的驚訝、難過，到治療過程中的挫敗與不安，若再加上最終仍難以克服的結果，往往會糾結成一團解不開的心結，被他形容為「剝奪人們美好生活的非惡性腫瘤」。
心理學家研究發現，不孕常被夫妻視為生活中的最大壓力源，壓力強度在某些文獻中，甚至類似於威脅生命的疾病。超過六成的不孕夫妻認為，不孕症帶來的壓力，比離婚更大。
當晚婚晚育已成為不可逆的社會新常態，衍生出更多受到不孕困擾的準父母們。我們能否再更努力些，讓「願意生養」的人都如願以償？
化解這群人「生不出來」的痛苦，不僅是為他們一圓「生孩子」的夢，也在替社會貢獻更多下一代。高齡社會的未來，因應高齡生育現象之下的醫療技術與資源配置，現在，就該及早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