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說，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比中國作家感受到更多的痛苦和歡樂。……由於當代中國現實的多變而造成了這一代中國作家自身的複雜，因而使我們的作品無不具有多重性和多義性，……使中國當代作家最適於表現人類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質和自我矛盾。
－－張賢亮「我的傾訴」
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登陸台灣，是「七十五年文壇十大事件」之一(由自立晚報主辦)。
他的小說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帶領著海峽此岸的讀者離開早已熟悉的環境與心理氣候，進入另一個我們思索、關懷但卻陌生的環境，探索彼岸中國人的心理氣候；使我們在近四十年的隔絕與未通聲息之餘，他可以經由一個文學的管道，去瞭解、去親近那塊遼闊而母性的后土，以及后土之上的人。
阿城小說中豐富的象徵性、自然流露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基本尊重、對制度下生活意義與價值的思考，以及他寫作的藝術、說故事的成就、明朗乾淨如話本小說的文字風格等，他是此書有別於其他暢銷作品，深獲評家肯定的原因。
在施叔青所撰「與阿城談禪論藝」一文(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七十六年七月十九～二十一日)中，阿城曾單就「棋王」的角色設計表示：
「棋王」發表以後的評論，我多多少少看過一些，幾乎都沒有提到第一人稱「我」。……「棋王」裡其實是兩個世界：王一生是一個客觀世界，「我」是一個主觀世界。所以這裡面是一個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參照。……
我們不知道王一生在想什麼，我們只知道他在說什麼，在怎麼動作，小說結尾的時候，我想這兩個世界都完成了，……(至於)「我」完成的東西挺多的，也不是一句話可以說完的，如果我能說清楚的話，我就不要寫這小說了。
由於「棋王」的核心人物是王一生，「我」在小說中處於陪襯地位，所謂「主觀世界的完成」並不明顯，若不注意，確實極易忽略。因此本文擬就「棋王」中「我」的存在，探索阿城如何以及為何埋下此一特殊的故事軌道，去支援他創作企圖的原因及效果。
主導全局的棋子
在「棋王」中，阿城安排「我」與王一生的關係是－－在火車上偶遇的朋友，兩人因下放結緣，相談甚契。「既開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於經驗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問」，小說的敘述點即由此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友誼展開。
大體以言，第一人稱觀點的「我」，在「棋王」中，一方面是旁觀者、敘述者，是穿針引線的人物；另方面卻又是介入者、參與者，是整個故事的一部份，具有雙重的角色功能。阿城以之作為貫串全局、不可或缺的人物，並選擇自「我」的觀點敘事，確有其創作上的特殊用意與考慮。
此處且先從旁觀者、敘述者的角度，來看「我」在小說裡究竟負擔著怎樣的任務？
一、小說建築上的必須。
若我們縱剖「棋王」的故事體，當會發現小說裡存在著兩種時鐘－－一種是由現在撥到過去，另一種則是由現在往未來移。
而不論是在逆溯或前行的時間流程裡，由於「我」的敘述軌道的存在，因此王一生的成長背景、家世狀況、棋路歷程、幾樁傳奇事件，如拾荒老人傳授棋藝，乃至小說高潮的九局連環、車輪大戰等，乃成一有秩序的縱隊，在我們眼前井然通過。
換言之，是由於「我」的這條線的連綴，王一生故事的各片段，才被織成了「棋王」這塊完整的小說錦緞。
更明確地說，「我」是阿城隱埋於故事中的一根深藏不露的骨幹，而王一生的種種事件經歷，則是攀附其上的肌理血肉，兩者巧妙結合，遂成就了小說面貌的骨肉亭勻。
因此，從這個穿針引線的觀點來看，「我」的意義是結構上的、布局上的，也是形式上的；是主導全局、開展情節的一顆棋子。
二、棋王性格的呈現。
在王一生的生命世界中，吃飯與下棋是他的兩件人生大事；小說裡，阿城假「我」之眼，讓我們看見了王一生緊張得近乎變態的吃相與飲食心理，……他因以往的赤貧與飢餓經驗而被扭曲了正常的飲食本能的傷痕；這樣的傷痕，終生佩帶，唯一能淡忘化解的精神寄託，便是下棋。
人間諸事皆可忘
但即使視棋如命，王一生仍不免說出「一天不吃飯，棋路都亂」的話來，並且否定了別人說他迷上下棋便可以不吃飯的傳聞。
當然，拾荒老人「為棋不為生」的訓示，王一生母親「先說吃，再說下棋」、「你在棋上怎麼出息，到底不是飯碗」等概念的灌輸，對王一生也不無暗示性的影響。
因此在生活中，王一生佩服的是腳卵把巧克力、麥乳精、精白掛麵藏得嚴實的作法，並嚴肅地給予「人家會過日子」的讚美；而厭惡與憤慨的則是在飲食上「想好上再好」的饞，是「飽漢不知餓漢子飢」的嘲笑心態。
由於「我」看王一生對吃很感興趣，特別注意王一生吃的動作反應，因而得到如下的結論：「他對吃是虔誠的，而且很精細。有時你會可憐那些飯被他吃得一個渣兒都不剩，真是有點兒慘無人道。」
然而在王一生單挑九位下棋高手的車輪大戰裡，「我」所看到的王一生，卻又是「雙手扶膝，眼平視著，像是望著極遠極遠的遠處，又像是盯著極近的近處」，「誰也不看，靜靜的像一塊鐵」，「似無所見，似無所聞」，正是「把命放在棋裡搏」，人間諸事皆可忘卸的形象。
這是天才跨步成為棋王最主要的條件，也是王一生以精神上的專注克服飲食感官需求的勝利。而這點連王一生自己也渾不自覺的人性成分，正是經由「我」的視野、「我」對王一生的瞭解與同情來展現的。
在這裡，阿城不但肯定了「超出生活基準線上的東西」，絕對有其提升生命、能活出人的尊嚴與意義的價值，同時也對王一生的個性做了細膩入微的呈現，對王一生充滿負氣意味的飲食觀做了溫和的批判。
所有這些訊息或印象，都是經由「我」傳達給讀者。可以說，是透過「我」的主觀，才完成了王一生的客觀－－在客觀世界中的種種言行作為，而這主客觀的相互參照，凸顯了紙上人物的生命。
因此，阿城說王一生是個客觀世界，「我」是個主觀世界，小說結尾則以這兩個世界的完成自許，正可見其文字施工上的周密構想與布局經營的煞費苦心。
大悲與大愛
其次，再從實際參與介入的角度來看，「我」的存在，至少亦擔負了如下幾種功能：
一、哲學的討論。
在小說中，「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挺乏味的棋友，但從另方面來看，「我」即是絕佳的邏輯論辯的對手。
小說中王一生與「我」的相與詰難，近乎莊子與惠施的論辯類型，其目的不在勝負的分判，而在人生問題的實際討論。
阿城特地安排生活經驗與身世背景殊異的「我」與王一生，就「性」與「生」，亦即感官生活與精神生活孰輕孰重的價值判斷，展開了兩次舌戰；一次在火車上，另一次則在王一生跋涉至農場探望「我」的時侯。
此處，阿城以反覆辯證的方式，認真思索了如何生活的課題－－是追求「只要知足，頓頓飽就是福」的肉體兼精神上的低層次滿足即可呢？還是要往更高層次攀升，把生命意義寄託在性靈的追求上呢？
雖然「我」不免為自己竟然「還用書和電影兒這種可有可無的東西，表示我對生活的不滿足」感到慚愧，並且困惑諸如「電影兒這種東西，燈一亮就全醒過來了，圖個什麼呢？」可是卻也不免隱隱覺得，確實「有一種慾望在心裡，說不清楚」，但大致可以感覺得出「是關於活著的什麼東西」，因此小說尾聲如偈語般的結論：
家破人亡，平了頭每日荷鋤，卻自有真人生在裡面，識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不太像人。
就在對「好上加好」、「餓時更饞」二種心態皆不以為然的情況下，兼以「太盛則折，太弱則瀉」的棋道，可以看出阿城所認同的，乃是「生」與「性」的調和，精神豐實與衣食飽足的平衡相濟，是一種中庸之道的追求。
若強作解人，阿城此處所揭櫫的生活理想，是否十分巧合地正是民生主義的基本境界？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阿城的精神基本上仍是儒家的。
二、悲憫的流露。
「棋王」雖是虛構的故事，但我們相信其中必然含藏著作者阿城或多或少的個人投射。
前述生活意義與價值的思索判斷，是其一；對中國百姓的大悲大愛，以及對中國民間生生不息的富厚力量有絕對的信心，則是其二。
例如腳卵與王一生油燈下對奕，腳卵棄子甘拜下風，問王一生棋是跟誰學的？王一生正色回答：「跟天下人。」而倪雲林自成一家的棋路，也是早年「在荒村野店投宿……與一個會下棋的村野之人相識，(才)學得一手好棋的。」
至於地區冠軍，那位年高德勒的長者讚譽不已的王一生棋路，是得自垃圾場中一個撿爛紙的老頭兒的調教指點：「中華棋道，畢竟不頹」，最後還是要靠一個來自赤貧家庭的王一生來傳承。
凡此種種，阿城是想藉這些村野小民，讚美並暗示來自民間的這股力量不可預知與不可漠視嗎？
當「我」也夾在人潮中，觀九局連環大安的時刻－－
「心裡忽然有一種很古的東西湧上來，喉嚨緊緊地往上走。讀過的書，有的近了，有的遠了、模糊了。平時十分佩服的項羽、劉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屍橫遍野的那些黑臉士兵，從地下爬起來，啞了喉嚨，慢慢移動。一個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彷彿見了呆子的母親，用一雙弱手一張一張地折書頁。」
王侯公卿、貴族階級的劉邦、項羽目瞪口呆，倒是黑臉士兵爬了起來移動著，樵夫悠悠野唱，呆子的母親以雙手一張一張折書頁，堆疊起對生活的希望與對果子的依依母愛；其間有歷史的悲涼，有生生不息的人間力量，有生命的痛苦與盼望交錯糾纏……。
這些令人眼熱且怦然心動的象徵，由「我」來傳達描述，似也顯示了阿城是以深情的目光，來凝視中國大地上所有本分的、不知名的百姓，同時也對潛藏凝聚在民間的草根性力量有著樂觀的信心；阿城似隱隱暗示，中華文化的傳承不頹，還是要靠他們。
三、制度的批判。
制度的批判，在「棋王」中並不明顯，且僅有一處提及，但相對於魯迅早年「禮教吃人」的吶喊抗議，阿城不動聲色的描寫，仔細思之，格外令人不寒而慄－－
「下雨時節，大家都慌忙上山去挖芛，又到溝裡捉田雞，無奈沒有油，常常吃得胃酸。……野獸們極難打到，即使打到，野物們走慣了，沒膘，熬不得油。尺把長的老鼠也捉來吃，因鼠是吃糧的，大家說鼠肚就是人肉，也算吃人吧！」
制度使人淪落到吃人的地步，這其間的無奈與恐怖，以及令人胃酸、心酸的悲慘之感，也就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了，而「我」在無心之間，雲淡風輕所說的這麼一句閒話－－吃人，便也彷彿蘊蓄了雷霆萬鈞的反諷控訴的力量，格外怵目驚心。
除此之外，諸如友情的素描(「我」與王一生、王一生與腳卵間的相互體恤與照顧)、對比的突顯(如腳卵家吃燕窩、中秋咬蟹與王一生家境艱難的對照，腳卵以烏木棋做為交易條件的妥協，與王一生拒絕參加棋賽之傲骨的對照)等，「我」都在這樣的敘述發展中，居於一個不可或缺的目擊或參與的地位。
其實，在阿城的「三王」作品裡，「棋王」二字始終不見於小說中，但我們在閱讀時並不產生指認上的困難；倒是「樹王」-與「孩子王」的稱謂，雖曾分別在這兩篇小說出現，但未至終篇。
從關懷出發
我們不易確認真正的「樹王」與「孩子王」是誰？因此棋呆子王一生的傳奇，無可爭議確是「棋王」故事有機體的主動脈。然而阿城畢竟不是以說故事自限的作家。
他曾說：「我對小說的要求很嚴格，……小說就是－－故事已經知道了還可以再談，再讀往往不是讀故事，而是讀文學，讀藝術當中吸引人的因素，可以重複去看。」
而「我」的存在，正是當我們已經知道了棋呆子的故事之後，再讀一次小說，能夠讀出「棋王」的文學、讀出阿城藝術中吸引人因素的關鍵。
就在阿城把人性深處的痛苦、安慰、掙扎、希望、困惑與人生信仰……，藉著「我」技巧性地告訴我們的同時，我們也進入了一個彷彿比自己的生活更多人生質素的世界，對中國后土也更有一種親近的感覺。
生活，給了阿城小說以大部份的材料，在胃酸與心酸之間，有淚光閃動，那便是人性中最可貴的一部份。而從這樣的關懷出發，「我」遂不辱使命地成就了「棋王」故事的豐富與深刻。
(陳幸蕙為散文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