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
「西進」擴大市場，增加台灣「上進」的機會
自從台灣企業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登陸大陸進行投資以來，國內學術界就一直為著「戒急用忍」與「大膽西進」的不同觀點，而產生許多辯論。支持「戒急用忍」論點的人認為廠商赴大陸投資會淘空台灣的資金與產業，支持大膽西進論點的人則認為台灣企應利用大陸的人力、土地與市場，來促進台灣產業升級。不論是哪一種觀點，基本上都同意如何提升台灣產業的技術，並強化台灣產業本身的競爭力，這才是台灣最優先的目標。
然而，產業升級談何容易，首先需要有龐大且集中的資金。台灣經過長期的經濟發展，培養出許多富有的中小企業主，他們有一些資金，但要與西方國家多國籍企業的財力相比，仍然是相去甚遠。其次，高級技術的取得同樣不容易，以台灣中小企業的規模，要進行投資金額龐大，且風險又高的研發工作可說十分困難。即使花費巨資與西方國家購買技術，也不見得找得到懂得這些技術的國內技術工人來使用這些技術。最困難的問題是，當一部分產業升級後，那麼許多留下來的傳統產業該何去何從呢？這些產業升級後這些人的生產技術若無法升級，這些人又該如何面對大幅度的產業結構調整？
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初期，在面臨台灣投資逐漸變化的情況下，就有許多台商有意到海外投資。然而由於大多數企業都是中小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歐美國家投資設廠，即使想去東南亞國家也有一些困難。1987年11月政府取消戒嚴，允許國人赴大陸探親，開放台商赴大陸投資的管道。大陸擁有充沛且廉價的勞力，正是台灣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最需要的，再加上投資規模不必太大，台灣的一般中小企業主都可以負擔，最重要的是語言溝通上沒有困難，大幅降低台商赴大陸投資的成本。在赴大陸投資管道開放之後，大量的台商即前往大陸投資，一直到十年後的今天，此一投資熱潮仍然沒有停息。尤是在今年兩岸加入WTO後，由於大陸內陸市場的開放，很可能會引起另外一波台商赴大陸投資的熱潮。
其實在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中，我們看到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就會開始出現大量的對外投資，美國、歐洲、日本都是明顯的例子。企業赴海外投資一方面是利用海外廉價的生產要素（如勞動與土地），一方面也希望藉投資來擴大海外的市場。
台商赴大陸投資的情況也不例外，早期赴大陸投資的中小企業大都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他們主要利用大陸為生產基地，然後再銷往各地。近年來逐漸有較多技術層次較高的台商開始赴大陸投資，一方面他們也是利用大陸為生產基地，把產品銷往第三國，一方面他們也希望能進軍大陸龐大的內陸市場。
當大量台商企業進入大陸之後，他們向台灣母公司採購許多原物料，使兩岸之間產生分工，台灣能更專注於資本投入較多、技術層次較高、或是附加價值較高的產品。當企業把部分生產移向大陸後，他們才得以有更多的資源專注在研究發展、產品設計、市場行銷與財務管理等附加價值較高的企業活動。同時，由於大陸提供的廉價勞動與市場，使得台商企業在大陸的規模可以變得很大，讓他們有更多的能力進行研發及其他重要的企業活動。事實上，經濟部一項針對廠商的調查結果顯示，有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其存活比率較大，且平均銷售的成長率較高；反之，沒有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不但平均銷售成長率較低，企業存活率也低許多。
最後，我們必須一提的是，促進台灣產業升級與強化產業競爭力當然是目前台灣最需要的。然而，我們是否應該忽略大陸，而把台灣封閉起來，自己埋頭進行產業升級？或是我們應該在促進台灣產業升級與強化台灣產業競爭力的同時，西進大陸，藉由大陸的人力、土地、市場，來帶動台灣的產業升級與國家競爭力？答案不言而喻。
反方：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李仁芳
台灣企業需要本土「上進」？
有人說，台商西進不過是人員、資本、技術、文化符號全球越國界流動（trans-border flows）的亞太城際網路版而已，背後自有其資本主義運作邏輯趨動，不值得大驚小怪。這要看我們思考的執行是哪一種西進而定？
西進，講白了就是比較利益原則指導下的台商生產網絡越界（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戰略思考。既然中國大陸的工資、地租、水電比台灣便宜，何不讓台商生產網絡西進去爭取比較利益，提高競爭力，甚至延長產業的存在壽命。
這樣的戰略思考，美國在六、七○年代與日本的太平洋兩岸民生電子（consumer electronics）工業決死大戰中採用過。美國的RCA、Zenith為與具成本優勢的SONY、松下一拚，將其生產網絡延伸到其他東亞後院（包括台灣）。這場戰爭打下來，二、三十年後鹿死誰手？北美的民生電子工業全部族誅滅種，屍骨無存，一無例外——連發明電視的老宗師RCA亦然。
西進一戰略的另一問題是，這是一個典型異化人性的戰略，有一天大陸工資、地租漸漲（現在已經出現），台商是否要再把生產網絡移向下一個較具生產條件比較利益，但生活條件比較惡劣（他不太願意帶小孩去那邊生活，將小孩撫養長大）的地區呢？西進一戰略的結果是生活條件與生產條件的乖離，就事業經營而言，這絕非有「創業垂統」格局的企業家長治久安之策。
西進二是較有戰略高度的謀略，可稱為介面／節點策略。思考的焦點是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勢力板塊大移動，地盤大洗牌之際，產業台灣（Corporate Taiwan）是站在什麼位置，該站什麼位置？
西進二戰略認為台灣比全世界更瞭解中國，比中國更瞭解全世界。台灣應善盡這種特殊位置，聯結雙方資源並取得自己的功能角色。例如工具機產業，日本的世界霸主地位剛在2001年被德國取代（十年來服務業、不動產崩盤漸漸腐蝕到日本原來強壯製造業的競爭力），除了少數如京陶Kyocera等真正深謀遠慮的企業早在七、八年前就著手中國大陸布局，多數日本工具機業者還是觀望或不知從何探路。部分勇敢進去投資的日本業者也多踢到鐵板。具有中／日業者技術能耐中間位置的台灣工具機業者，正可憑中間技術（intermediate technology）與華人社會、文化甚至政治條件的熟稔，充分發揮中、日兩國工具機產業合作的介面橋梁角色，並取得功能性地位。
介面／節點（nodes）策略的另一著眼點是歷史縱貫面的思考，「香港與台灣的結構性角色是中國納入全球經濟的虛擬橋梁——這是（台灣）企業的利基所在。」西進二的「介面／節點思考」當然是比西進一的「生產條件比較利益思考」更深刻、更具謀略高度。不只考量生產網絡的跨界流動，更深入探索市場版圖的競逐，是更深刻理解市場經濟運作理性下的戰略規劃。
但長期來看，西進二戰略的罩門是，這個介面／節點／虛擬橋梁的角色到底是非上海莫屬的。到那時候，產業台灣的位置呢？
西進二的歷史實驗芬蘭也做過，在冷戰時代，芬蘭的國家戰略規劃就是做東西方的介面位置，也取得一定位置，但後冷戰時代，芬蘭還能靠這個嗎？
下個十年，產業台灣的角色與定位應該是什麼呢？過去三十年，台灣累積的技術與經營能耐長處在哪？下一步該怎麼走？西進是歷史的命運嗎？
台灣產業從過去「製造主導」（由純粹代工製造，提升至有工業設計與工程設計開發能力），到現在「設計主導」（納進全球供應鏈管理，提供客戶由製造到出貨全套一次購足服務），已經操練成熟一套打「全球運籌資源整合調度戰爭」的戰術與精良部隊。現在橫在這隊精兵猛將前的新挑戰是，如何打勝「產品創新主導」（掌握用戶需求，領先技術趨勢，創造各種智慧型新世代產品）的新戰爭。
在本地研發創新，更進一步到全球（矽谷、印度、中國、歐洲）整合與調度各地創新資源為產業台灣服務，也為全球市場服務。可能才是有「創業垂統」格局的台灣企業家可以走、應該走的路。
芬蘭又為台灣提供一面鏡子。「東進」戰略失靈後，還好芬蘭有本土上進的Nokia等企業。芬蘭固然幅員狹小，但Nokia善用歐洲資源與世界資源為其無線通訊事業經略全球市場的槓桿。找高企圖，活用資源（Stretch & Leverage），芬蘭可以，誰說台灣不可以？
結論：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李誠
要「西進」，也要「上進」
近來台灣政府最高當局的政策經常反覆無常，導致人民對政府信心喪失，產業紛紛出走。近數月也有大批中級主管紛紛到上海等地尋找工作。高速成長的大陸對躊躇不前的台灣是否已造成巨大的磁場，吸引了台灣的資金與人才，嚴重影響台灣未來的發展，這是目前台灣人民憂心的問題。近日不但傳統產業大批移往大陸，高科技產業亦同。單是上海與蘇州一帶，已集合四十萬的「上台族」（上海台灣族）。
政府已意識到此一危機，因此他們除了加強宣導「戒急用忍」政策以外，頻頻成立「台灣智庫」「台灣科協」，要結合台灣高科技的產、官、學共同強調不走大陸投資路線，只要「本土上進」（產業升級），不要「西進」。但是其他一些民間人士則認為如果企業不西進，他們是沒有能力「上進」，他們要先「西進」才能「上進」，到底台灣應「西進」？還是「上進」？本期知識經濟論壇特別邀請政大的林祖嘉教授與李仁芳教授為我們從正、反兩方向來討論此事，以增進我們對此問題的瞭解。
林祖嘉教授認為台灣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因此我們必須要「西進」，才能擴大產品的市場，才能有經濟規模，才能生產附加價值較高的產品。換言之，如要「上進」必須要「西進」。相反地，李仁芳教授則認為企業「西進」可以有兩種不同目的，一種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低廉地價與低勞動成本，但李教授認為此種追求低成本的「西進」終必失敗，因為美國在1960~70年代的一些民生用品企業便使用此法，而移到日本乃至台灣，其結果是全軍覆沒。台灣應學習芬蘭，芬蘭同樣是幅員狹小，但是他們求取「本土上進」，因此Nokia可以橫行天下，做極好的發展。
其實林、李兩教授的看法並無衝突，兩人均主張台灣企業必須西進，但要注意的是，不可在西進時只貪圖對方的低廉成本，要同時提升本身的技術、產品的附加價值，如此才能生存。假如我們以加拿大的經濟發展來看，加拿大在1985年對外投資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為18.9％，但是在1996年增加到22.6％，然而加拿大的經濟並沒有因此而崩潰。美國1960年代在北部的工業因勞動成本的高漲，紛紛向南部移轉，以追求南部低廉工資與廉價土地。曾幾何時，南方的企業在1990年代後期又再移往海外，追求更低的工資。美國北部在傳統產業南移後，不斷發展高科技產業，有所謂麻州第一次與第二次的經濟奇蹟。而南部也在低技術產業移往海外後，不斷努力提升本身的產業結構。亞洲的香港在1980年代也是因勞動成本高漲，大量外移到廣東，推行傳統產業全部移至廣東，在香港只留下行銷、金融與服務業，此所謂「前店後廠」的制度推行以來非常成功。但是在1990年代後期，此種「前店後廠」的制度因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勞動成本上升而變成落伍，香港現在正努力改革原有的「前店後廠」制度，新制度是何形狀，目前還不得而知。
總之，歐美先進國家與亞洲香港產業發展的歷史明顯告訴我們，台商西進策略是對的，但絕不可忘記的是，西進的同時必須要不斷提升本島母公司與中國大陸分公司的技術與人力素質，惟有西進，同時亦求大陸與台灣本土技術的上進，台灣企業才能重生，並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