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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中部長也感謝他!史丹佛教授提「科技防疫」5大反思

文 / 鄧麗萍    攝影 / 陳之俊、張智傑
20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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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中部長也感謝他!史丹佛教授提「科技防疫」5大反思
史丹佛大學台裔學者王智弘。(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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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時期、非常手段!疫情延燒,各國政府祭出鐵腕防疫,但運用高科技監控也引發爭議。曾讓陳時中部長也公開感謝、史丹佛大學台裔教授王智弘發表最新期刊文章,再次稱許台灣的創新抗疫方法,並對各國的數位監控提出反思。

台灣防疫有成,國際聲量創新高!然而,台灣和各國政府利用高科技抗疫的方式,也引發學界反思。

近來,積極替台灣防疫成果向國際發聲的史丹佛大學台裔學者王智弘(Jason Wang),5月11日在全世界最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科學》(Science)發表一篇〈數位疾病監控的倫理與規範〉專文,再次重點提及台灣防疫政策。

早在3月初,王智弘撰寫〈台灣對新冠肺炎的應變:大數據分析、新科技和主動檢疫〉一文,登上美國最權威的《美國醫學協會雜誌》(JAMA),瞬間讓台灣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就連衛福部長陳時中也在記者會上表示感謝。

 ⧐延伸閱讀:台灣抗疫登國際期刊!專訪陳時中感謝的論文作者王智弘

來自台灣的王智弘,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現為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副教授、防疫醫療政策中心主任。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他鑽研各國抗疫政策,也充份掌握台灣防疫成果。

在最新文章裡,王智弘與共同作者、精通醫療法規的史丹佛大學醫學院暨法學院教授蜜雪兒.梅洛(Michelle M. Mello),從數位監控創新、引發的法律及倫理爭議,反思各國的防疫政策。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要不要使用這些新數據,而是如何使用它。」而這些新資料的來源包括手機、穿戴式裝置、影像監控、社交媒體、網路搜索和新聞等,在各國抗疫時紛紛派上用場。

「為了對抗新冠病毒,有些國家運用了數位流行病學(Digital epidemiology),」王智弘指出,數位流行病學已出現超過25年,主要是透過公衛系統以外的數據資料,進行疾病監控。

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為了遏止病毒傳播,擴大使用手機和社交媒體的資訊,進行數位監控,且採取不少創新做法,「從預測病毒傳播、受檢者的優先順序、行動限制等,都大量使用了機器學習和大數據。」

史丹佛大學醫學院暨法學院教授蜜雪兒.梅洛。取自史丹佛大學網站圖/史丹佛大學醫學院暨法學院教授蜜雪兒.梅洛。取自史丹佛大學網站

抗疫新武器,各國以手機App監控

文中談到數位創新防疫時,王智弘多次以台灣為典範,包括政府迅速串連移民署、健保局和海關的資料庫,進行大數據分析,依據民眾旅遊史、臨床症狀等發出警訊,協助疫調及醫護人員即時掌握資訊、做出判斷。

邊境防堵方面,台灣利用QR Code、旅行史、臨床症狀等線上資料,設計入境檢疫電子系統,降低境外移入風險。至於隔離者追蹤,台灣、紐西蘭和泰國都利用手機定位資料,確保他們在隔離期間乖乖待在家;中國、波蘭和俄羅斯則是利用臉部辨識系統進行監控。

到2020年4月底,包括新加坡、以色列、韓國等,有近30國推出了相似的App;台灣則是在鑽石公主號事件時,發布細胞簡訊。

文中歸納,手機和社群媒體App有四種抗疫功能,包括:一、幫助監控人群聚集的密度,以落實社交距離;二、遠程監控,讓隔離者能居家檢疫,而不須集中檢疫;三、穿戴式裝置傳遞體溫資料,醫護人員零接觸做例行檢查;四、動員社區鄰居,為隔離者提供協助,例如美國廣泛使用的社區社交網路App「NextDoor」。

取自shutterstock圖/取自shutterstock

數位監控爭議:政府可信度堪慮,隱私遭入侵

不過,從病例檢測、接觸者追蹤,到居家檢疫和隔離,政府使用數位科技和新資料來源進行公共衛生監控,也引發倫理疑慮,「有人對政府可信度感到擔憂,也有人對隱私有疑慮。」

其中引發爭議的例子是,中國強制超過200個城市的人民下載支付寶App,結合消費資訊、到訪地點、接觸頻率等數據資料,推算出他們是否到過感染高風險地點,再據此分類並發送「健康碼」;民眾須出示綠碼才可通行,黃碼和紅碼則須居家隔離。但這套健康辨識系統在分類上缺乏透明度,引發民眾不滿。

對民眾的公衛監控,該做到什麼程度?王智弘和梅洛針對數位流行病學帶來的倫理問題,提出五點反思及建言。

中國強制超過200個城市的人民下載支付寶App。(資料照,張智傑攝)圖/中國強制超過200個城市的人民下載支付寶App。(資料照,張智傑攝)

反思一:運用數據是否侵犯隱私權?

雖然比起商業調查或學術研究,大部分流行病學對於新資料來源的運用,並沒有牽涉到個人隱私,但利用手機定位和簡訊資料,仍超乎許多民主國家人民過去所習慣的隱私權。

王智弘和梅洛建議,在使用AI技術和演算法來預測疫情、進行風險分級時,應使用非辨識性的個資,降低疑慮。即使用到具辨識度的個資進行演算,例如支付寶的健康辨識系統,也要有申訴機制,同時為風險分級設定時效,提供民眾多一層保障。

反思二:使用個資前是否取得同意?

使用個資前,先取得人民的同意,是尊重個人自主性的展現。政府想透過手機紀錄追蹤接觸者,有三種徵求同意的選項,包括自願加入、預設默許,或是強制,而不同國家做了不同的選擇。

到底政府該採用哪一種徵求同意的選項?王智弘和梅洛發現,有證明顯示「預設默許」是限制性較低的方案。

根據英國研究,以七成的手機滲透率推估,倘若有80%手機用戶(占總人口56%)使用手機追蹤App,新冠疫情就能夠受到壓制。但儘管如此,調查顯示只有40%美國人表示願意加入接觸者追蹤App,「況且人的慣性使然,願意做也不代表會付諸行動。」

即便對政府有高度容忍度的新加坡,也只有20%的手機用戶下載了政府推出的防疫APP「TraceTogether」。這個App讓用戶利用藍牙技術,互相交換六尺以內的接觸者資訊,唯有成為確診病例之後,才需要和政府分享接觸者資訊。王智弘和梅洛認為,如果用戶能從中得到互惠的好處,也就是當他們靠近危險者的時候能夠獲得通知,就能強化用戶選擇「預設默許」方案。

雖然在政府信任度低的國家,手機追蹤App窒礙難行,但王智弘和梅洛建議政府在「強制」之前,可先推行「預設默許」選項,並讓官員對大眾進行簡單易懂的說明。「而且,手機追蹤須有退出機制,一旦疫情趨緩,就要中止個資的使用。」

新加坡政府推出的防疫APP「TraceTogether」。(謝君青攝)圖/新加坡政府推出的防疫APP「TraceTogether」。(謝君青攝)

反思三:科技不平等,將引發大數據偏差?

政府使用新資料來源,可以改善流行病學分析的人口代表性,也就是讓原本被醫療系統所忽略的族群得以納入。無論如何,全球網路和手機使用的不平等情況依然存在,可能讓大數據分析產生偏差。

對抗疫情是一場耐久戰,長期採取社交距離限制,似乎不太可行。而透過數位追蹤接觸者,提供了有效率、負擔較小的替代方式,「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手機,」王智弘和梅洛建議,數位監控應該用來支持隔離者,讓他們能夠持續待在家,同時讓檢疫人員省下時間,把心力放在一些人際關係脆弱、缺乏社會支持的隔離者身上,以確保他們能滿足基本需求如食物和醫療等。

反思四:如何降低數據錯誤的風險?

政府利用新資料來確認病毒高風險地區和個人時,可能研判錯誤的風險增高,主要是來自三個因素,包括範圍、速度和來源。範圍方面,使用大數據意味著,很多非確診者都被涵蓋在疫調內,即使是百分比很小的誤差,也會影響到很多人。

速度方面,緊急建立App、快速跑出數據的壓力,意味著在測試和驗證上,會有某種程度的妥協。而數據誤差造成的決策,如禁足令、關閉店家等,不僅涉及嚴重的社會和經濟負擔,也會破壞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並浪費公共醫療資源。

來源方面,有些新資料來源的可信度,可能比不上傳統的醫療記者,尤其是在社群媒體流竄有關病毒爆發的資料。在疫情緊迫之下,如何驗證這些網路新聞、搜尋資料和貼文的可信度,並提出修正,仍是一大挑戰。

反思五:淪為整治異己?誰該對「防疫倫理」負責?

政府運用流行病學進行分析時,能否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起責任,是防疫倫理的關鍵問題。

透過民主程序,有助於確保決策過程透明化,民眾有機會介入、不負責任的官員會遭免職。但在對抗新冠病毒時,很多國家採取的措施並未全面考量到民主傳統和言論自由。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用來確認和追蹤接觸者足跡的方法,也能用於追蹤一些政治異議人士。

「任何新科技的實行,都要經過一個有智慧且透明化的過程,」王智弘和梅洛以台灣和韓國為例,建議政府在抗疫政策的布達上,採取透明化的態度,以增強民眾對政策的信任度。

「疫情趨緩之後,政府要做的工作是,確保我們能在下一次疫情來臨時,做好準備。」王智弘和梅洛認為,在後疫情時代,政府應重視法源的修正,讓數位監控和隱私權都能彼此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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