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海峽兩岸的政府都在慶祝他們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雙方的政府都認為加入WTO以後，會帶來無限的商機，因而對振興台灣的經濟與提升大陸的經濟體系，並與國際接軌有幫助。中共政府更認為在公元2020年或2025年的時候，中國大陸將可以與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但在此極端樂觀，前景一片大好的時候，也有人提出警告，加入WTO雖然可以為兩岸帶來很多的商機，但同時也為兩岸的經濟與政府帶來危機，如果兩岸政府不及時做大刀闊斧的改革，兩岸經濟將會受到外來勢力的衝擊而失去控制，政權因控制權的失卻而崩潰。當然，此種危機中國大陸遠比台灣為高。
在中國大陸有多年工作經驗的美華Gordon Chang近日即在其暢銷書《即將崩潰的中國》（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中提出警告。他指出，中共政府在過去都是在自己訂立的規章中發展貿易，但在加入WTO以後，必須依照國際規章發展貿易，他們的政府將無法使用很多特定的規則來保護本國的企業與經濟。在外商強大競爭力的衝擊下，中國大陸不少的企業必然面臨合併、關閉或倒閉的命運，因而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
中國大陸雇用了大都市40％以上就業人口的龐大國營事業是他們失業問題的一個主要來源。這些國營企業過去數年在朱鎔基推動改革運動下，經營體質已有改善，但是與外商經營能力相比，尚有很大的距離。在入世後，這些國營企業或倒閉或遭外商合併後，將產生龐大的失業人口。
入世後中國大陸失業人口的另一個來源是農業部門的剩餘人力，因為入世後，對中國大陸衝擊最大的是農業部門，據估計，明年中共可能因為農產品的進口，而有18％的現有耕地將成荒廢，而全國釋放出來的剩餘農村勞動力將可達1.5億，這些剩餘人口如湧入都市，將造成非常嚴重的失業問題。
在大量企業的經營權落入外人之手，而本國人民大量失業的時候，人民的民族意識必然會高漲，並且認為政府無能，政府任何維護WTO協約的動作，會被解釋為媚外欺內，反政府的聲浪便會高漲。但是在大陸全面開放後，政府不可能對不滿的抗議人士採取高壓手段，因此最後會造成社會動盪，甚至政權的崩潰，一如民主政治對前蘇聯所帶來的結果。換言之，入世後可為大陸帶來很多商機，但也可能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政府處理不當便會演變成社會問題，影響到他們政權的穩定。
就台灣的情況而言，自1996年以來，因為經濟結構的改變，失業率已開始節節高升，2000年政黨輪替以後，失業率在過去一年半更急劇提升到5.43％，突破了過去二十年的最高紀錄。其實目前台灣的失業率已失去其原有失業指標的真實性，因為在過去兩、三年中年輕與中老年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都有巨幅的下降，比如在1995年15~19歲勞動參與率尚有19.46％，但是在2000年下跌了4.32％，為15.14％，單2001年半年便下跌了1.63％，為13.51％。20~24歲人口的勞參率在1995年到2001年之間亦有5.34個百分點的下降。在新政府上台的一年半之間，20~24歲的勞參率也有近2個百分點的下降。在另一端55~59歲人口的勞參率同期間也有5個百分點的下降，60~64歲有6個百分點的下降。換言之，很多年輕與年長的勞動人口被排擠在主流社會以外，但卻都沒有在失業率的指標中顯示出來，因此，台灣現階段失業問題遠比失業率所顯示的情況為嚴重。
「後充分就業」時代的就業政策
在沒有WTO的衝擊下，政府對現有的失業人口已束手無策，入世後，經濟再度受外來競爭力的衝擊，失業人口的急速上升是可以預期的。政府如何因應大量失業人口與社會邊陲化的人口，是我們政府在入世後的一大挑戰。
政府如何處理這些失業問題？台灣的政府目前所使用的仍然是過去的凱因斯經濟政策與工具，如增加內需與投資，刺激總體需求。當然，在過去封閉式的經濟，政府提升總體需求的政策是提升國內就業機會的有效政策，但是在今日全球化影響下，政府提升國內有效需求時，可能帶來的是人民對外國進口貨品的有效需求增加，而不一定是國內產品需求的增加、國內就業人數的增加。
此外，在入世以後，關稅須做大幅度的下調，而國際企業又跨越國家疆界，政府能從這些企業取得的稅收亦比從前少，如果政府再採減稅的方法來吸引外國資金的流入，將會造成政府稅收的減少，政府沒有資源與財力從事大幅度的公共支出。簡言之，在國際化、全球化以後，政府要達成充分就業政策的工具在減少，其效果也在大幅度地下降，這是為什麼有部分學者認為二十一世紀是「後充分就業」的世紀，政府已沒有保證全民充分就業的能力。這是為什麼歐洲工業化國家自八○年代後期，雖然使用各種總體經濟政策的手段來嘗試達成充分就業，但並未成功。在全球化、國際化的時代，不但現有的失業率已無法正確地反映出社會上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以外的人口數，政府充分就業的政策亦已過時。政府必須尋找其他的工具、其他的政策來處理「後充分就業」時代的失業問題。
簡言之，在今日極端強調個人與自由經濟的時代，兩岸政府都應認清他們已沒有能力負責社會達成「充分就業」的境界。他們必須要釐清政府與個人如何重新分配他們各自對失業與就業問題的責任，然後使用新的政策工具，負起各方該負的責任。這些新政策包括提供個人追求新知識與新技術的機會，終身學習機會的均等。政府應提升員工永續就業的能力，而不是保障員工在同一企業終身雇用的權利，要提供個人應付失業，更換工作，退休金隨股市市場波動等風險的處理能力，而不是保證人民無風險安穩的工作。
總之，在加入WTO，在經濟開放以後，兩岸都遭遇嚴重的失業問題，如何在新的環境中，尋找出新的工具去處理新的失業問題，是海峽兩岸政府所共同面臨的挑戰，如不做妥善處理，會引發政權不穩的危機。（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