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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者為病患而非罪犯

文 / 林季蓉    
200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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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者為病患而非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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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電影「天人交戰」(Traffic)的觀眾,多半會替片中那位不惜賣身以換取毒品的少女,感到痛心與惋惜,並且覺得難以置信。然而,就在少女的法官父親終於承認他所領軍的「反毒大戰」的戰場就在自家後院的同時,電影中的虛構情節突然變得非常貼近現實。難道,吸毒真的是存在你我身邊的社會現象?

不久前,幾位當紅乍紫的偶像級公眾人物聚集在一座私人別墅裡舉行派對,卻讓狗仔隊拍攝到「疑似」服用禁藥的狂歡畫面。姑且不論是否屬實,此一事件的確驚動了整個台灣社會。由於這幾位公眾人物的影響力,遠在想像之外,因此許多人在爭相翻閱八卦雜誌之餘,不免開始擔心他們的行為是否代表了現今年輕族群的主流價值觀?

法律明訂,使用和持有管制藥物者必須移送法辦,鋃鐺入獄。但是,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願意以身試法?專家表示,一個人會染上毒癮,原因並不單純。遺傳因素和社會條件都可能是其中原因,而家庭狀況和個人性格也可能產生交互作用。通常那些喜歡冒險,或是不喜歡照規矩行事的人,比較容易受到毒品的誘惑。

吸毒的魅力似乎就在於伴隨而來的危險意識。問題是,人民究竟擁有多少權利替自己決定應該承受多大程度的危險?政府又擁有多少權利替人民做出這樣的決定?其實有關毒品的任何問題,包括成癮性、戒除率、產量、需求量和價格,都含有太高的猜測成分,沒有人能夠提出確切的答案。

近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針對全球的毒品市場以及歐洲和美國的毒品政策和趨勢,做了詳盡的分析報導。一向就以崇尚自由主義聞名的《經濟學人》雜誌,在比較美國所採取的「向毒品宣戰」的強悍手段和歐洲國家所偏重的「降低傷害」的溫和作風之後,提出了結合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替代方案,以及將毒品合法化的可能性。

勝算渺茫的反毒大戰

美國的毒品政策成形於「快克」古柯鹼氾濫成災的八○年代,當時的副總統布希,也就是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的父親,喊出了「向毒品宣戰」的口號。令人感到相當尷尬的事實卻是美國的毒品市場規模也居全球之冠。如此說來,法令嚴苛與否和毒品普及程度之間似乎沒有絕對關係。

美國政府試圖斷絕供給的作法並沒有締造太好的成績。電影「天人交戰」所呈現的美墨邊界往來頻繁的交通流量,足以說明執法單位緝察毒品走私時所面臨的巨大無力感。事實上,走私業者可能擁有全球產業中機動性最高的運輸後勤技術。

同時間,美國政府也運用直搗產地的戰略,派遣飛機噴灑除草劑以消滅毒品作物的「哥倫比亞計畫」就是其中一例。然而此計畫執行以來,來自人權組織以及地方政府——特別是種植古柯鹼和罌粟地區——的抗議聲浪一直不斷。7月底,法官曾一度下令暫停此一計畫,因為亞馬遜地區的原住民抗議哥倫比亞政府未曾調查噴灑藥劑是否會危害人體健康、生態環境以及食用作物,即進行噴灑作業。反對者同時也擔心古柯農會深入更偏遠的地區,而且增加種植量,以做為保障,使得消滅毒品的行動更加艱難。

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供給,這是任何經濟活動所遵循的不變法則,更何況這個產業的利潤實在太大了。若不是非法,毒品業絕對是最合乎全球化潮流的產業。毒品業者不必仰賴傳統的宣傳和廣告造勢,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年輕消費族群。最諷刺的是,毒品業者還替那些身處貧窮國家的弱勢族群和缺乏技能的人們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

美國的毒品政策改革者認為,把吸毒者和毒販關到監獄去,根本不具嚇阻作用,既不能解決問題,更不能就此平息反毒大戰。照理說,加強教育應該是一個最理想、也最合理的替代方案,但是已有一些報告提出質疑,美國政府挹注在教育和宣導等預防性措施的鉅額公共資金,似乎和績效不成比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雖然同屬西方世界,大西洋兩岸地區處理毒品的態度顯然不盡相同。位於瑞士伯恩(Bern)一處僻靜巷弄裡的海洛因維護中心,每天提供一百六十名病患二至三次的藥用海洛因。基本上這些病患必須是當地的居民,而且是具有嚴重心理問題的毒癮者,他們其中半數住過精神病院,近半數曾經試圖自殺,而絕大多數均患有嚴重憂鬱症。負責此一中心的醫生表示,經過一年的治療,仍有76%的病患繼續回診,一年半後則剩下69%。相對於其它勒戒體系,放棄治療的比率明顯低了許多。

不再回診的病患當中,三分之二已經改用替代藥物(例如methadone),或是完全戒除毒癮。而那些持續使用固定劑量的病患當中,三分之二已經重新投入職場。這一群病患大多數不再因為犯罪而現身警察局,而且幾乎沒有人再試圖自殺或是感染愛滋病,因為他們每天都會前來中心報到,醫生可以同時追蹤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況,並給與適當的治療。

伯恩的案例的確令人驚豔,但是瑞士政府並未因此推廣海洛因維護計畫。目前瑞士境內約有三萬三千名海洛因毒癮者,只有一千名接受此一治療。不難想像,瑞士政府並不認為海洛因維護計畫適用於任何國家。一名衛生部門的高級官員指出,若想成功複製伯恩經驗,前提是參與計畫的專業人士必須得到良好的待遇,而且當地醫療體系的腐敗程度也必須相當輕微。

前述這名高級官員也指出,完全戒除或許不是治療毒癮病患的正確目標。專家表示,人類可以忍受長期使用固定劑量,但是一旦停用一段時間,突然又開始使用,很容易造成服毒過量。要向政治人物解釋完全戒除對吸毒者而言反而是一件危險的事,並不容易。

過去二十五年來,荷蘭政府處理大麻的態度非常類似於伯恩的案例。荷蘭衛生當局的藥物政策顧問指出,此項政策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隔離非法毒品市場,防止那些使用所謂「軟性毒品」(soft drugs)的吸毒者接觸更為重量級的毒品,從而避免吸毒者被邊緣化的可能性。

此外,荷蘭政府亦出資協助民間機構替民眾測試他們所服用的快藥丸是否摻雜了其他的有害添加物。一旦發現含有添加物,政府則立即發布公開警告。阿姆斯特丹的許多咖啡廳就以煙霧繚繞而聞名於世,據悉只要來客不破壞公共安寧,店家不出售大麻給未滿十八歲的客人,店裡的大麻庫存量不超過五百公克,而且每次出售不多於五公克,執法單位就不會出面取締。

荷蘭政府一向採取權宜態度處理具有道德爭議性的議題,包括墮胎、安樂死以及目前的毒品問題。依法而言,這些活動皆屬非法,但是在某些特殊狀況下,執法者按兵不動,暫不處理。荷蘭政府不得不採行這種自相矛盾的毒品政策,一方面他們不希望荷蘭變成鄰近國家吸毒者的度假天堂,另一方面荷蘭政府已經簽署1988年的聯合國公約,禁止大麻交易與持有合法化。換句話說,就技術面而言,所有涉及毒品的活動仍不合法。

歐洲趨勢登陸美洲

近來,大西洋東岸的毒品政策頗有逐漸登陸美洲的趨勢。加拿大政府於今年7月底立法通過醫療用大麻合法化,不過僅適用於疾病末期病人,以及相當有限疾病種類,例如多發性硬化和癲癇。加拿大人民總算不必樣樣羨慕國境以南的美國鄰人了。

在美國,要求政府開放醫療用大麻的呼聲時有所聞,但是根據最高法院新近做出的相關判例看來,短期內放寬政策的可能性並不高。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加州於今年7月間通過特別創制案,往後加州境內使用和攜帶毒品的罪犯不必先行入獄,就可以直接移送勒戒中心,接受適當的治療。此一創制案的制訂人表示,加州政府的革命性創舉代表司法制度看待吸毒者的方式,已經出現了改變。其實,此一創制案正好呼應了歐洲所遵循的「治療重於刑罰」的毒品政策。

瑞士和荷蘭的經驗顯示,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願意抱持開放的態度,把吸毒視為公共衛生,而不只是犯罪的問題,「降低傷害」的毒品政策才有可能奏效。

其實,歐洲民眾對於毒品的態度轉變,也就是民意,才是這股潮流的原動力。對大多數的歐洲民眾而言,吸毒的爭議屬於道德層次,就像離婚或是墮胎一樣,很難做出黑白分明的裁決,因此才會出現兼顧自由和實際的權宜政策。

在一個理想的文明國度裡,個人對於自己的身體和心智理應擁有最高的自主權,只要不傷及旁人,執法單位不應介入。然而不容否認的事實卻是,吸毒造成的傷害經常不止於個人,實則尚會延伸至整個社會,影響家庭和諧、工作表現和公共安全,特別是那些不知節制的吸毒者極可能犯下罪刑。「降低傷害」的權宜措施,很可能會演變為傷害的重新分配。

很難想像如果這股潮流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來到東方的亞洲,該會造成多大的衝擊?以台灣社會目前的民主素養和法治精神看來,瑞士和荷蘭的作法幾近匪夷所思。在人民的智慧尚不足以形成合理和成熟的集體判斷之前,政府恐怕還是得負起把關的責任。

本文出自 2001 / 09 月號

第183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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