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格(Douglas Ginsburg)法官是雷根總統所提名的第二位大法官人選。不幸美國新聞界發現這位大法官的品格有一些瑕疵：他投資有線電視的行為，與其本身職務有利益衝突；他任職於法務部時，曾命令部屬銷毀一些敏感文件；他曾阻撓對使用石棉實施管制；他的妻子(婦產科醫生)曾違法從事過三次墮胎手術等等。
致命的一擊則是記者發現他在大學時代和任教於哈佛法學院時，曾吸過大麻。金伯格坦承以前偶而在社交場合吸過大麻，引起軒然大波，終於在獲得提名後的第九天，黯然宣佈放棄提名機會。
自從美國新聞界挖掘政治人物的隱私蔚為風潮以來，金伯格是最近的一位犧牲者。在他之前，尚有蓋瑞．哈特(Gary Hart)因為與模特兒有染，喬．拜登(Joe Biden)因為演講稿中大量抄襲他人作品，而分別被迫放棄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共和黨候選人派特．羅伯遜也深受隱私曝光之苦－－他的妻子在結婚前已懷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無人禁得起刨根
一九八七年美國政壇幾乎沒有幾個人能夠倖免於蜚短流長。難怪金伯格的一位朋友慨嘆，世界上可能沒有一個人能夠禁得起新聞界刨根究柢的追查。美國新聞界對政治人物私生活窮追不捨的後果，已嚇退了一些有才幹、卻不願將自己和家人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的人。
例如紐約州長柯莫雖被公認為民主黨中最具領袖潛能的人，卻為維護隱私而堅拒出馬競選總統提名。其他如俄亥俄州長理查．塞勒斯特，參議員山姆．南恩、比爾．布萊理和霍華．貝克等人也都認為參與總統競選，而犧牲全家人的隱私權，未免代價太大，尚需三思。
當然仍然會有人樂於參與角逐，但是他們必然會改變競選策略，以因應新聞界的窮追不捨。如今候選人為了要制敵機先，多半是一方面表現出自己對妻子多忠貞、對家庭多重視；另一方面則爭先恐後地公開自己的家庭悲劇或過去所犯的錯誤。
例如鮑伯．杜爾公開他在戰後曾有一段時間心神喪失；喬治．布希談喪女之痛；理查．蓋哈特坦言照顧自己的重病孩子的心路歷程；喬．拜登陳述妻女死於車禍的慘事。
而在金伯格宣佈放棄提名的同一天內，就有民主黨候選人亞伯特．高爾、布魯斯．巴比特和共和黨候選人克萊朋．派爾、紐特．金瑞契等四人，宣佈自己也曾犯過同樣的錯誤。這些候選人或許認為，與其日後被人發現自己品格上的弱點，不如事先交心。
像童子軍般純潔
美國學術界和傳播界的有識之士對這種過份渲染政治人物私生活的趨勢深以為憂。總統傳記作家史提芬．安伯羅斯說：「我們一方面希望總統的生活像童子軍一樣純潔，一方面又要他們能夠勇猛的去應付超級強權的冷戰。」社會學家理查．山耐特認為：「如果我們以候選人的品行為選舉的標準，則無異是以他們在私生活中的完美度，來衡量其是否為有能的政治家。」然而一個政治人物的品德與他的政治才能並無必然的關聯，這一點可由羅斯福總統和甘迺迪總統的表現獲得證實。
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將美國由經濟恐慌中拯救出來，甘迺迪總統處理古巴危機的能力也素為美國人所稱道。不過他們幸而未生在八０年代的今天，否則以這兩位傑出的政治領袖所傳聞的緋聞軼事之多，恐怕連贏得提名的機會都沒有。
不幸的是，一般民眾雖然知道一個政治人物是否誠實、勇於認錯、善於處理生活上的困擾，與他是否適合做一個領袖未必有直接關聯；卻由於沒有能力判斷候選人在複雜的政治問題上的立場，和處置重大問題的手段是否正確，而傾向於拿簡單的道德問題，例如他是不是誠實？是不是好人？作為判斷候選人的標準。
因此，雖然部份新聞記者辯稱，民眾有權瞭解一個政治人物的經歷、政見和品格，以判斷他是否適於某個職位；他們追查政治人物私生活的動機只是要讓選民知道這些人真正的品格。然而民眾對一些醜聞事件的反應顯示，品格問題經過新聞報導的渲染，極可能扼殺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
時代雜誌在蓋瑞．哈特事件之後所作的調查顯示，六０%的民眾認為哈特的婚外情與他是否適合做總統無關，但同時哈特的聲望卻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支持他競選的捐獻也幾乎斷絕。同樣的。金伯格在獲得雷根總統提名為大法官時，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均表示支持；但是在他承認曾吸食大麻之後的二十四小時內，這些支持者表面雖強調這件「小事」不足以影響金氏作大法官的資格，暗地即紛紛致電總統，請其收回成命，另提名其他人選。
重品格有後遺症
品格問題除了造成政治人物的無謂犧牲外，還有其他的後遺症。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大衛．萊斯曼就認為，競選話題泛道德化的另一流弊，是使候選人花太多的時間來塑造自己的形象，而規避談論真正重要的問題，例如美蘇武器競賽和經濟危機。許多評者就譏笑一九八七年的美國政壇有如一齣內容空洞的連續劇－－有家庭倫理、三角戀愛、吸毒問題……，獨缺政見。
其實今天這種混亂的場面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新聞界。本來美國新聞界是有一個君子協定－－避免報導政治人物的私生活，特別是一些有損其形象的內幕，更是在自我設限的範圍內。
但是一九六０至七０年代，發生了一連串政治人物自毀形象的事，如愛德華．甘迺迪與女友同車，在恰帕狄克失事，女友不幸身亡；眾議員威爾伯．米勒與脫衣舞壤酒醉滋事等，促使新聞記者突破禁忌，不再避諱報導政客們拈花惹草的消息。
水門事件發生後，新聞記者所揭發的內幕，不但將政治圈中從未曝光的黑暗面公諸於世，且迫使尼克森總統下台。自此新聞記者的權力意識高漲，也不再信任政治人物。他們自認有監督政客的社會責任。但是不可否認的，在新聞界扮演社會公義角色的背後，也有其黑暗面。
記者愛抓小辮子
華府地區的檢察官雷納．迦曼就曾直指，許多記者至今仍沉迷於「抓人小辮子」的遊戲，一心一意想發掘政治人物的真面目。只有少數記者願意承認，在這種心態的背面，是記者本身急切求名、爭奪獨家消息的私心。
從另一方面來看，美國政客對新聞媒體倚賴日深，又何嘗不是間接鼓勵了新聞界的權力意識。由於傳播媒體在近二十年來突飛猛進，如今已深入每一個家庭，成為大部份民眾資訊的來源；因而政客們無不樂於利用新聞媒體，直接向群眾作自我推銷。候選人不再花時間，透過政黨的地方組織，做扎根的工作；選民也無從透過政黨的推薦，選擇可信賴的候選人。
然而政客們透過電視、報章雜誌上「快速而短暫」的傳播，所能塑造的形象是如此膚淺、相似，使民眾和新聞界益發不能信任，而希望能獲得更完整、更真實的訊息。紐約時報總編輯麥克斯．法蘭可就說：「美國的政黨制度已經衰微，不再能為選民作篩選的工作。報紙和電視只是取代政黨，來做這份工作而已。」
不幸挖掘真象和刺探隱私往往只有一線之隔。當哈特事件發生時，許多新聞界人士雖然對邁阿密前鋒報採取跟蹤和窺視的手段不以為然，卻大致同意哈特是咎由自取。因為哈特早已花名在外，他還邀請記者跟蹤，故唐娜事件確實是暴露了哈特輕率、無法自律及缺乏判斷力的弱點。
因此儘管民意調查顯示，大部份民眾對新聞記者大肆報導政治人物私生活的作風深表不滿；但是新聞界仍辯稱哈特事件只是一個特例。直到金伯格事件發生後，連新聞界本身都為之嘩然。
新聞界自我糾正
揭發哈特緋聞的邁阿密前鋒報記者湯姆．費勒認為「品格問題」已被擴張到不合理的地步。華盛頓郵報記者大衛．鮑德也撰文呼籲：「在我們製造出更多的傷害以前，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自己究竟是在做什麼。」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新聞話題專家史蒂芬．海斯認為這是好現象，顯示新聞界已開始自我糾正了。
時代雜誌的專文指出，新聞界必須謹守的準則有二：相關性和比重。例如，哈特是「現行犯」，且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冒險行徑確與其是否適任總統有關。但是金伯格多年以前吸食大麻，卻與他將擔任的職務無關。二者的處理方式自應有別。
即使消息確實、與該政治人物的職務有相關性，報導時仍應保持質與量的平衡。例如喬．拜登在演講稿中大量抄襲他人作品，固然值得報導；但各報如此長篇累牘的報導，卻有失重之嫌。尤其是波士頓前鋒報在十月一日，以整整十一頁全版的篇幅，報導另一民主黨候選人麻州州長杜卡契斯的手下，故意洩露將拜登構陷於罪的錄音帶一事，更是典型的過度渲染。
當然，完全冀望新聞界自律也是不公平的。畢竟在自由經濟掛帥的美國社會中，新聞的供給還是由讀者或觀眾的需求來決定的。如果美國讀者一面責怪新聞記者侵犯政治人物的隱私，一方面部對這類「趣味性」遠超過「重要性」的新聞感到興奮，樂於閱讀或收看，則新聞記者在促銷心理的鼓舞下，恐怕仍會繼續追查政治人物的糗事，政客與新聞界之間的愛恨情結也將永遠無法解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