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葉史瓦大學的神學院學生正和一群演員進行角色扮演，設想日後當上猶太教拉比、面對教會會眾可能遇到的棘手狀況。據保羅．范提洛在《紐約時報》上的報導，他們設定的劇本往往情境複雜，同時帶有強烈情緒，例如和想自殺的青少年聊天，安慰深覺老年毫無尊嚴、飽受忽略的老嫗，給童年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忠告，或在訪視某個猶太教堂時，告訴一個男人他太太因動脈瘤破裂死了。
上述的最後一個情境交由24歲的學生班傑明．胡本負責。范提洛是這樣描述這一場戲的：「為了演好這一幕，胡本在教室外站了一會兒，試著揣摩死亡的感覺。他走進教室，臉上滿是哀戚神色，只盼無聲傳達出正要說的話。但對戲的演員不肯讓他輕鬆過關，他還等著被告知，接著用胡本口中的『厲害技巧』演出崩潰的模樣。胡本光是重述這一幕，臉就忍不住垮掉……他說自己從這場戲裡學到很多，你對人們說出真相，但他們可能不相信。這個打擊太大，他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來慢慢消化，但往往之後只會變得更糟。」
起初練習沒請演員加入角色扮演，而是由學生們互相穿插演出。但有個問題：「不夠真實，」身兼猶太「拉比」和神學院院長一職的梅納罕．潘訥表示，「雖然有教育性，但實驗性不足。從書上讀到的知識，和親身實踐的體驗不一樣。而演員能創造出一定程度的張力，讓角色扮演的練習更具價值。」
訓練更勇敢的重點是確保將來面對類似情事時，能展現必要的勇氣。納許維爾市學生的排演中，勞森召來幫凶對這群抗議學生咒罵、嘲弄、推搡。而「拉比」潘訥的神學院學生則面對一群哭喊、甚至情緒崩潰的專業演員。即便學生們的內心深處知道這不是「真的」，但那一刻卻無比真實。
學生練習過充滿憂慮、必須小心處理的對話後，自信心油然而生。「我們發現，學生只要有練習，就算只練一次，一旦真的碰到類似情況，也會顯得平靜許多，態度從容。」潘訥說。
在這種痛苦的情況下給人忠告，需要有勇氣，而這份勇氣將透過練習而增強。
大部分公司不會叫員工處理這種重大狀況，但人難免碰到非溝通不可的壞狀況。你如何挺身面對專橫的主管？你要怎麼對重要的客戶說「不」？你該如何開除某個員工，即使明知他不會善罷甘休？若公司不再需要某個忠心耿耿的員工，你要怎麼解雇他？每個產業都會出現令人情緒激動的情況，雖然原因各不相同：機場櫃台人員必須幫助因遲到一分半鐘、錯過轉機航班而氣急敗壞的旅客；老師必須告訴家長，孩子不守規矩；理財專員必須告知年邁的寡婦，由於股價盤整，她損失了五分之一的積蓄。
焦慮會在艱難時刻蒙蔽人的心智，而練習能平息心中的焦慮。若我們欠缺練習，再好的意圖也會消退。以美國的反毒教育（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 D. A. R. E.）為例。這項計畫始於1983年，邀請警官走進校園宣導毒品的害處，鼓勵學生在生活中絕對不碰毒品。這是立意可嘉的方式，而且是被美國最廣泛採行的毒品防制計畫，但好幾項研究皆證明它根本無效。一項後設分析發現，加入D. A. R. E.計畫的青少年，跟沒加入的同儕一樣可能吸毒。
D. A. R. E.為何無效？這項計畫的缺失可在皮姆．屈伯斯（Pim Cuijpers）的研究中窺見端倪。屈伯斯探究某些反毒計畫何以成功，結論很簡單：採用互動方式的計畫有助於減少吸毒，未採此方式的計畫則無效。
也就是說，學生若想抵抗毒品的誘惑，得有機會鍛鍊拒絕的勇氣。知道什麼是該做的事並不難，難就難在著手去做。16歲的孩子參加派對，難免會有人用酒或大麻引誘他。假如他們從未排練當下的做法或應對之詞，原先的決心就有可能動搖。
青少年不明白的是，一旦他們拒絕吸毒或喝酒，其他人便容易起而仿效。勇敢的行為有助於增進其他人的決心。有一位高階主管舉例說明，他如何在公司運用這種觀點：「每回開會，我都會先安插一名臥底，負責提出某個困難的問題。」他說道，「就我們所知，都是那種大家私下會爭相詢問、討論，卻不敢真正向管理階層提出來的問題。我這麼做是為了『率先打破沉默』，讓大家知道儘管談無妨。」他的確有理由擔心人們會保持緘默，因為某項研究發現85％的員工覺得「無法向主管提出問題或擔心的事，即使他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
他安排同夥提出難以開口的問題，這種解決方式獲得充分的證據支持。查爾蘭．納梅（Charlan Nemeth）與辛西亞．喬爾思（Cynthia Chiles）曾主持某項重大研究，證明了勇敢的行為是環環相扣的。假設你有參與該項研究，和另外三人組成一個小組，研究人員讓你們看二十張投影片。每放完一張投影片，他便停下來問每一個人剛才這張是什麼顏色？這項任務很簡單，所有的投影片都是藍色，你們四人被問了20次，一律回答是「藍色」。
然後，小組解散，你被分到新的小組。任務相同。不過，這次第一張投影片是紅色。奇怪的是，另外三名組員都說它是「橘色」。你要怎麼形容它？看起來是紅色沒錯，但有沒有可能是你錯了？同樣情況又發生了19次，其他組員都回答是「橘色」，而且你每回都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講出答案。
你置身於這種情況依舊堅定不移——或許你真的可以——但這下你變成了少數，因為大多數的受試者都妥協了。據統計，他們在20張投影片裡面，平均其中14張會附和是「橘色」，服從大多數的錯誤看法。（你大概已經猜到，另外三名說紅色投影片是「橘色」的組員是研究團隊的「臥底」。）
另一組受試者也按上述順序完成了試驗，但有一個重大分野：這次，研究者也在第一組（觀看藍色投影片）中安排了一個臥底，按照指示說藍色投影片統統是「綠色」。姑且叫他「犯錯的勇敢傢伙」吧。另外三位正常的受試者聽到他這種有如色盲的回答，大概會覺得困惑，但他們要堅守立場滿容易的，看到藍色投影片便說是「藍色」。
第二組出現了驚人的變化。受試者觀看了紅色的投影片，如同前面所述，三名同夥從頭到尾都說是「橘色」。然而這一次，受試者不輕易妥協！他們違逆多數人的意見，在20張投影片中，平均認定17張是紅色。
請注意，即使他們從未訓練過勇氣，卻仍舊勇敢。他們只是親眼見到——有個「犯錯卻勇敢的傢伙」為自己辯護，儘管他說錯了顏色。但這種表達異議的舉動，無形中強化了其他受試者的決心。如同研究人員所寫：「看到力排眾議的行為，就算那個觀點本身並不正確，也會促成了獨立的海嘯。」
就這個例子而言，壞消息是我們的本性是屈從於多數人的意見。如果大家都說紅色卡片是橘色，我們會以為自己一定搞錯了，也跟著說它是橘色。
好消息是，只要有一個人敢挺身違抗大多數人，我們也會變得勇敢。我們不再孤單，也沒有失去神智，而且我們覺得大可把紅色說出來。
簡言之，勇氣是會傳染的。從具有歷史意義的抗議活動，乃至日常行為；從美國民權運動，乃至某個員工提出難以回答的問題，在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要展現勇氣是很難，但是透過練習，會變得比較容易。一旦你挺身而出，其他人便會加入。
不妨這麼想：你展現勇氣的一刻，或許正是他人的關鍵時刻——讓他們知道紅就是紅，錯便是錯；假如我們一起並肩對抗，錯誤也可以導正過來。
本文節錄自：《關鍵時刻》一書，奇普．希思（Chip Heath）、丹．希思（Dan Heath）著，王敏雯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