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在冷面醫生的退開，才得以成全，
透著光的明白瞬間，我突然紅了眼眶，
感激起這位冷面醫生的慈悲，
教會我在臨終陪伴「空掉」心智自我，
才能讓本真與存在相隨。
婆婆即將往生的那一週，病情變化快速，我得頻繁地去家庭醫師的診所，報告婆婆的身體狀況，以及請求醫療支援。
婆婆最先是出現喉頭腫脹、吞嚥困難的症狀，醫生便交代我無須再給予藥物與施打針劑；後來婆婆則是呼吸不順暢，以及時有哮鳴的異聲，醫生只是說這都是臨終正常的現象。
「是不是還有什麼別的方法？需不需要鼻胃管餵食、施打營養針或靜脈注射？」
「需不需要氣切？或者使用呼吸輔助器？」
我的腦袋自動輸出臺灣的急救「全餐」菜單，不僅醫生感到很詫異，就連我也覺得自己怎麼會對這些「管」很大的維生系統如此熟稔，這真是得感謝臺灣媒體與戲劇的涵化影響。
然而，我這對「管」很大具有充分知識的臺灣媳婦，最艱難的反倒是得生硬地將這些維生系統的醫療專有名詞，勉強拼湊成德語，並且捕捉醫生難得的表情，看自己是否能乞求成功。
「針跟藥，以及人工維生系統都是不必要的，如果她出現疼痛就給予支持性止痛。」醫生低頭書寫著，頭也沒抬地回答。
「那是不是……是不是？」我囁嚅地說著，腦中翻攪著幾個「快死了」、「沒救了」、「放棄了」、「死定了」等德語詞彙，卻不確定該選哪個才比較適當，或者，怎麼說才不會讓自己乍忽無望地崩潰。
沒想到醫生倒是發現了我的踟躕，快速接續了我的詞窮，俐落爽脆地說：「沒有必要了！」
瞬間，一陣鼻酸，忍住淚，腳下像被抽掉了立足的方寸，虛虛晃晃的。
好像被判死刑的是我自己！
在那幾分鐘，我貌似呆若木雞與無言。
醫生簡單地解釋維生系統只會加劇病人的痛苦，看似多延續了幾天的生命，卻也同時加乘了身體的折磨。吃不下東西，就表示身體並不需要這些養分了，何必外力灌食，造成水腫與不適呢？
「身體有自然敗壞的過程，順應這一切，反而能減少臨終不必要的痛苦。」醫生堅定說道。
那一刻我再度慌亂，腦中一片空白，覺得眼下婆婆就要被醫生放棄了，而我的照顧工作也被除役了。
原來，上一秒像自己被判死刑的絕望感，其實是身為「照顧者」與「媳婦」的角色，被宣判出局。
被剝奪了這兩個角色，那我還是誰呢？
臨走前醫生寫下溼潤與清潔口腔用的泡棉棒，以及緩和支持的醫療用品，要我去山下的藥房採買。
「只要減緩病人的不適與痛苦，這樣就可以了。」
當我猶豫地轉身離去前，醫生再次交代，特別是這句「這樣就可以了」，反覆撞擊著我的腦袋。
走在蜿蜒的山路上，我開始放聲痛哭，就像迷路的孩子，邊抹淚水邊無意識地走，竟走上通往臨鎮的無人叉路，許久才回神過來。
再次折回，走到山腳下的藥房買了醫生交代的用品，淚水差不多被料峭的寒風給吹乾，但心卻依然溼淋淋的，只因為怕被熟人撞見，意外地躲進那家有三角窗的麵包店，喝一杯熱可可，稍微緩和一下情緒。
這位醫師是婆婆鄉居小村莊唯一的家庭醫生，幾乎為每一個家庭的三代人服務過，記得婆婆多年前曾告訴我，先生小時候罹患麻疹發高燒，醫生還特別在嚴寒低溫的大風雪半夜到府診視，並且帶回檢體回診所觀察，然後凌晨時分於每個人都尚在被窩熟睡時，再度敲門進屋，仔細檢查先生的狀況。
「他是位認真的家庭醫生，對每個人的狀況都很細心診治。」婆婆常常這麼說。
由於德國人對於健康保險制度有深度的認知與支持，所以德國更能落實醫療分級制度，以及有意識地不浪費醫療資源。就我貼近觀察婆婆與先生十六年，他們幾乎不輕言看醫生，而是在有小病痛時，先自力以物理方法救濟或尋求另類自然療法與家庭祕方，例如發高燒時先用浸過白醋的微溫布巾綁小腿，藉此帶走高溫。非得必要時才從小村家庭醫師開始，並且全然信任醫生的專業與轉診建議。
醫病關係的和諧，也提高了相互信任感，這或許正是臺灣最缺乏的良性循環。
然而，我來自醫療資源幾乎充裕到氾濫的臺灣，做為家屬的期待，「應該」是一切人為維生系統必須作好、作滿，自然無法理解這位德國家庭醫生的不作為。於是我就請教了隔壁老鄰居艾誠，而她也與我分享了她先生在十多年前失智與長年臥榻後，臨終的那一個月，這位家庭醫生也是冷冷地跟她說：「狀況只會越來越差，不會變好！」
「那時我也一直哭呀，覺得醫生好殘酷，怎麼都不會安慰病人家屬？他以前不是這樣的呀！」艾誠無奈又不解地說著。「但他一直是全村人的家庭醫生，也診治了我們三代，小孩都是他一手照料長大的，我們還是得相信他的專業判斷。」
「真不知道這幾年他發生了什麼事，才會讓他這樣不近人情？」
事後回想，或許連老鄰居艾誠也遺忘了，家庭醫生當年對他們孩子的責任是「救生」，而對他們已經進入老年期的這一代，最重要的任務便是「送死」。
「救生」與「送死」之間，的確有相異極大的處置與方法，這卻是身為家屬最容易忽視的盲點，尤其在無法體會生命自有韻律，卻一昧相信人定勝天的情況下，醫生就成為被直接指責的對象。
我承認，當時對這位醫生有怨懟，覺得他不僅殘忍地宣告婆婆的無力回天，並且將我這照顧者猛力拋到「無三小路用」的境地，慌亂地不知所措。
然而，就在婆婆往生一年半後，再次翻閱當時居家臨終照顧的日記，我竟訝異地發現，正是在被醫生拋到「無三小路用」的境地之後，病榻邊的我才有了關鍵的轉化，從扮演媳婦的「世俗功能」角色，盡義務似地小心翼翼照顧婆婆的身體，驟然演變到將媳婦、照顧者，甚至連在世者的諸多角色都全然脫落，連帶的所有與角色相應的工作與義務也掛零。
但弔詭的是，無法可施、徹底失能的我，當下唯一的「做」僅剩相隨性存在，返回自身本真的存在，用生命陪伴與共度，並老實地心推手、手傳心地做柔適膚慰，僅僅是握著漸次冰冷的手，都有難以言喻的貼近；而醫生不願在婆婆身體上採取任何插管，我才能在「管」不了的無路之下，真正去尋找睜眼世界之外，自己真正願意且可以給婆婆的愛，並向內探尋管道，以此連結婆婆的心靈，直至婆婆往生的那一刻。
臨終最美的陪伴，正是由「無三小路用」的自己所完成的。
幡然領悟，對於臨終病人的凌遲般插管，或許那只是在世之人執迷在睜眼世界中，以為這是唯一給出愛的方式，藉此掩蓋為時已晚的焦躁，以及逃避探索自身情感脈流竄溢，卻一時找不到出口的驚恐。於是，強灌進去的食物、輸進去的點滴，都彷彿鉛重，承載了家屬的無明與負疚，讓臨終者的身體與靈魂一起陷溺在苦海裡。
插管，以愛為名的維生醫療手段，或許是在世者的取巧，怠惰向內探索愛的管道的可能。
事後回憶居家安寧照顧，最讓自己有感且覺得安慰的，竟是這段看似無管可用的靜謐臨在陪伴。
坐在病榻旁，看著婆婆呼吸不順，且時有卡痰與喉間低鳴，我反射性地自身模擬那樣的呼吸，直覺地幫她翻個側身、輕柔拍背，並且在冥想之中運用脈輪清淨法，以嬰兒藍的光的能量，來勻順婆婆喉輪的不適。
撫摸婆婆溫度漸低的肌膚，以及危脆的角質皮屑，眼見肌膚皮層漸緩轉為乳白色，感知她的生理機能正慢慢消退，便為她換上一床較輕舒的被單，並定時再取下拍鬆、蓋上。於此同時，我含著淚水無限感激婆婆的身體，讓她的靈魂得以透過這肉身，與我結緣這一世，並且無聲低語送出祝福，告訴這身體已功德圓滿，可以慢慢跟靈魂告別了，而我與婆婆的緣分也會就此從肉身，轉為靈魂的相接。
譫妄頻繁的躁動，乃至明昧中時有晃動雙腳、側身下床滾落的跡象，我聽從基福會照護員的指導，將病床邊柵豎起，湊身至婆婆旁邊，將手心伏貼在她胸口，試圖以溫度安神，再將臉湊近她的耳邊，以想像的說故事，配合她譫妄時演出一幕幕彷若遠行的戲。
「管」不到的愛，反而開放了心靈的向度，也發掘了愛的寶藏，就在婆婆瀕死的階段，擺脫對現代醫療的全面依賴，以及扭轉主流價值的「戲劇」化發展，我回到人本初心，向內挖掘另一條與婆婆情緣不斷的愛的管道，至今依然豐沛脈流，循環不絕。
醫療管不到的愛，由心接管！
這一切在冷面醫生的退開，才得以成全，透著光的明白瞬間，我突然紅了眼眶，感激起這位冷面醫生的慈悲，教會我在臨終陪伴「空掉」心智自我，才能讓本真與存在相隨。
我在想，這遲到的懂得與感激，也讓我領悟人際間的第一火線，或許情緒都是虛妄的煙霧彈，非得等到事過境遷回頭看，才能收到對方隱藏的祝福。
慈悲，總是突破人僵化意想地多元呈現，特別是在生死一線間的醫療線上，以及臨終病榻邊掌握救死或重生的醫生身上。
期盼不管是病者或家屬，都能打開心眼看見，同時讓愛取代所有不必要的維生管線，成為生命最後也是最密緻的連結。
本文節錄自：《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臺灣女兒、德國媳婦的生命照顧現場》一書，吳品瑜著，時報出版。（圖／時報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