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今年夏天要辭掉（東華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的工作嗎？
A：對。人文社會科學院發展到現在，還算不錯，我想我的工作也差不多了，接下來就是看以後的人怎麼把它維持下去，作得更好。
Q：你可以談談辦這個學院的理念和原則嗎？
A：我對大學的精神和所謂「學院」的理念有絕對的信仰，例如學術自由、倫理，專業的研究、交流、發表和傳授等，都是我奉為無上崇高的行事原則。我尊重同學的學習意願，對他們的求知熱忱具有信心。對同仁，我採取合作的態度，這個學院是我們大家共同的研究計畫（research project），我希望年輕的老師因為介入這個project而準時達到預期的功效，成為這一行最傑出、最受尊敬的學者。
Q：那你的角色是什麼？
A：我基本上沒法配合，必要的時候提出追求卓越的方法，或建議修正。
Q：你干預的多不多呢？
A：不多。其實，我想一個院長應該做的事，基本上有2件。第1是把他自己的學術做好，給年輕人一個表率吧！第2是將院裡同仁的研究、教學、服務以最合理的表現方式，讓大家一起成長，邁向優異的學術境界。與其說是「干預」，不如說是「保護」更接近事實。
Q：你願意回東華大學，是想在自己家鄉辦一個不一樣的文學院？
A：可以這樣說。在1990年以前，我只是回來台灣客座。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我是創校教授團的一員。開學典禮那一天，大家把代表學術榮譽的博士服、方帽子穿戴起來。以前，香港只有兩個大學，就是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現在加上科技大學有3個了。我在香港待了2年，幫他們建立人文科，這個經驗對我來說很有幫助。
我在花蓮出生，讀小學，花蓮中學初中部、高中部，所以對花蓮有點不一樣的感情。我比較年輕的時候，有一次陪別人去教育部，部長問我：「花蓮辦個大學，你有沒有意見？」我回答說：「那倒無所謂，花蓮子弟畢業後去外地念書，看看這個世界也不錯。」
本來我是那樣想，現在覺得那時的想法是錯的。因為那時候不曉得我們也應該可以吸引別的地方的青年來花蓮。我們在東華辦了4年的大學部，吸引到很多外地學生，去年有一個系，全系沒有一個花蓮人。所以，這方面說起來，花蓮是可以，也應該有一個大學。5年前有一天，牟（宗燦）校長打電話要我到東華大學辦社會人文科學院。我說，大概可以吧，就試試看。
進入古典，重新創造
Q：有人說，中國古典文學的訓練和現代文學創作是相通的，古典的訓練有助於現代的創作，從你身上的確是做到這個部分，是嗎？
A：我對文字充滿好奇，以前在大學念外文系，也修了很多中文系的課，讀很多好文章。你剛剛講的的確是，讀古文對於文字運用和文章結構是有幫助的。如果我們要把散文寫好，讀現代的散文沒有什麼用處，不如去讀古文，學那些筆法、文字，學完以後不是為了寫古文，而是寫白話文。讀那些古典的東西不是充實自己而已，其實是把它消化，拿出來用。
要創造自己的風格，要把散文寫好，五四以後的白話文沒什麼用，乾脆努力讀古文算了，學習文章結構和肌理。
Q：你為什麼有這種毅力、企圖心？
A：在大學的時候就這樣。有一次，我在圖書館看到李商隱的詩集，就借回來，一邊看，一邊抄，再把書還回去。後來我用李商隱的口氣創作一首詩，寫他的感觸，借用他的詩句、語法、詞藻，我就是覺得自己要進入古典，不能耽溺於朱自清、徐志摩、冰心那樣新詩的傳統，我要找到真正的傳統。
Q：是因為李商隱詩的內容吸引你？
A：是詩的內容和表現方法，如何從這樣的意念跳到另外的意念，只用7個字，把意念帶出來、開啟、發展、約束、結論。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學。後來讀研究所的時候，覺得不應該受到格律的約束，就讀古體詩。古體詩可以學到怎樣在思惟想像的範圍，自動有機發展下去，這是也是現代詩、自由詩的一個精神。
Q：你這樣的想法，是受到理論支持？還是你自己的嘗試？
A：我想絕對不是受到理論的影響或支持，應該是自己的嘗試。
Q：聽說你下午習慣在文學院散步，看看窗外，這是每天的思考時間嗎？
A：對，已經是習慣了。不是真的去構思一個東西，有時候是空白的，沒有特定去觸及什麼主題，就是讓思緒在那裡浮沉，鍛鍊你的感情、經驗，而不是完全定義下來。到處走走、看看，要不就是把這個感覺拋棄掉，再換一個。
一桌子寫創作，一桌子做研究
Q：桂文亞採訪你，提到你在柏克萊的時候1張桌子寫創作，1張桌子寫論文，現在還是這樣嗎？
A：喔！是有這麼一回事。我平常不一定在書桌寫東西，有時候在餐桌擺一擺就開始寫。我以前寫論文，又想創作，覺得東西收來收去很麻煩，就分成2張桌子寫，主要是為了工作的性質。在西雅圖的家也是這樣，我有3張桌子。
Q：你怎麼分？
A：有1個桌子後面是英文書，寫英文論文。最常坐的桌子後面擺中文書，中文創作在這裡。如果寫1篇論文要講明末志士抗清的文學，那就在中文書桌寫。
不過，這有個麻煩，寫英文文章時也常常想到另外一個講法，就要去查中文書。就像我在翻譯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完成後，我要寫一個導論，那時候下定決心，導論一定要用中文寫，而且對同行的人提出建議，用中文也可以將莎士比亞的來龍去脈、內涵、精神寫清楚，我就從英文的座位跑到中文的坐位，而且中文座位有竹子的倒影，是我很喜歡的角落。
寫了之後，就在中文的桌上找英文的資料。這樣感覺也很不錯，2個位子我都喜歡，2個桌子的功課我都心甘情願。
我向來都是手寫，用鋼筆寫。不久以前，我兒子送我一支羽毛筆，還有墨水，我上次寫新近要出版的評論《隱喻與現實》序文的時候就拿它來寫，一邊寫要一邊沾墨水，感覺還不錯，沾墨水的時候可以停頓一下，整理思緒，只是有時候搞得很髒。
Q：你同時寫中文或英文，創作或論文，在時間上需要分開嗎？
A：不需要，我可以同時進行，我很高興這樣。
寫一寫學術論文，累了，就換張桌子寫首新詩，調劑一下。有人覺得這種調劑很沒有樂趣，但對我來說卻很好。
Q：為什麼你可以很純粹地使用中文或英文？
A：我對文字的態度，極端嚴肅，我幾乎從來不寫應景文章，我編副刊的朋友都知道。寫文章的時候，1個字應該擺在哪裡，我絕不鬆懈。我英文寫作最密集的時候是28歲到40歲，29歲寫博士論文，也想把文字寫得乾淨，不準確、虛妄的東西不用。
我現在回想，可能是因為使用中文和使用英文的態度都一樣很認真，兩者互相有了正面的影響。
Q：你在花蓮的生活如何？除了學校的事情，就是看書、寫東西嗎？
A：是啊。最近這1、2年很奇怪，有時會把20幾歲時候的書拿出來看。去年暑假我連做2次這樣的事情。
重讀英國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書，真的和年輕時候讀起來感覺不一樣了，更佩服這位女性作家，這麼有想像力和深不可測的思考方式。
另外，重讀古希臘詩人平達爾（Pindar）的作品，把希臘文和英文版本對照讀，收穫很大。平達爾的時代和孔子差不多，他專門寫詩歌頌運動比賽得第1名的冠軍。
我讀了真的很感動，本來年輕的時候不太能夠接受1個人寫詩為的是歌頌別人，不太理解那個意義，去年再讀的時候，可以體會他的喜悅。因為我是長期研究古典文學的，以前看不太懂，現在重讀，看他如何結構他的詩，如何舉例，如何分叉出去、闡揚、渲染，很精采。
以文學安身立命
Q：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決定要當文學家？高中的時候？
A：甚至更早。年輕時候和1位好朋友黃用通信，他開玩笑說長大後要當「奸商」，我說，我要做文學家。不過，他後來從經濟轉到化學，現在是化學家。
Q：你從高中開始辦詩社、寫詩嗎？
A：那時候高3陳錦標辦詩刊，我幫他的忙，我覺得他很努力，做的東西很有意思。我其實就是去跑印刷廠，把稿子送去印。
我們那時候寫新詩，全校老師不過1、2位贊成；有老師說，你寫普通文章就好了，寫這些新詩做什麼？我就寫一堆舊詩送出去。他又問我會不會寫文言文，我說會啊！就交了一些文言文給他。那個時代，台灣的中學老師可能還好，大學老師幾乎沒有人鼓勵現代詩和現代文學。
Q：你們會被認為是問題學生嗎？
A：有一點，寫新詩還不如讀化學、物理、數學。而且，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我們中學生辦了一個刊物，自己油印，叫《共鳴》，訓導處就說，「你們要提倡共產黨嗎？」我們趕快改名字。
Q：那是文字獄的時代。
A：那時候做現代文學創作，是有點奇怪。
Q：《奇萊書》中看到你那麼年輕就決定要走文學的路，可是在當時的氣氛中，這並不是很「主流」的選擇，你為什麼可以這麼堅定？
A：我也有別的幻想，只是沒有去追求。《方向歸零》中有1篇「大虛構時代」，有7、8種東西我想過的，船員、森林巡守員、戰地記者、燈塔看守員……。我曾經真的想去當戰地記者，被我的老師陳世驤先生阻止，那是越戰剛開始，美軍剛剛到東京灣的時候。我曾經想過念文學或念傳播的問題，後來選擇文學。事實上，我很喜歡文學，文學是我可以為它投入、獻身、安身立命的地方。
戴著面具寫詩
Q：你開始寫詩是因為寫情詩嗎？
A：並不是針對一個固定的對象。我喜歡虛擬，幻想我是誰，你是誰，幻想一個情節，也不見得是情詩。
我16歲的時候想像自己是個飽經風霜的歸人，寫詩。事後想想，覺得自己蠻奇怪的，為什麼不寫自己，要寫別人，後來念了英國文學以後就更是這個樣子。中國文人都是寫他自己，像陶淵明、謝靈運、蘇東坡，尤其杜甫，都是寫自己，詩言志，言我的志。西方的文學傳統不是這樣的，可以寫虛構的故事，像拜倫不是唐璜，可是他可以不停地寫。
詩人應該要有很多面具，戲劇、詩都是這樣做，這是西方與東方文學最不一樣的地方。詩人有時候戴這個面具，有時候戴另1個面具。我發現自己從小就習慣這樣做。
Q：有人對你的創作時期分類，你自己的版本是怎樣呢？
A：如果說要分類，那麼，最早的就是《水之湄》《花季》《葉珊散文集》和《燈船》。《葉珊散文集》很多是大學3、4年級寫的，當兵在金門也寫了很多，加上一些出國的時候寫的。那是葉珊時期。
後來，在柏克萊念研究所，後來開始教書、當助理教授、副教授，回台灣在台大當客座教授、離婚。那段時間我寫了平生最難過的詩，一直挖掘自己，挖掘自己的狹小、自大。整個人在知識和感情上完全成熟。我自己感覺這段時間的詩找到一種厚度，找到新的力量。
40歲結婚，一路到現在，都是在做文學創作和研究，相同的事，只是加深一些、加厚一些吧！
同時也寫評論文章，後來變成《柏克萊精神》《交流道》《飛過火山》。那時候快要解嚴，我覺得要衝破緊張，爭取言論自由。我在柏克萊的教育告訴我，看到社會問題、原住民、都市問題，都要去想，而不是因為念文學，把自己弄得只是每天埋首在文學的領域中。
唯一意外的就是到50歲，開始認真做一些翻譯這件事情。我本來想，我能創作為什麼要翻譯？我是在香港科大的時候，翻譯葉慈的詩，翻完之後覺得蠻高興的，因為翻譯對我的思考有好處，我又多了1個面具。
3、4年前，我在東華開始翻譯《暴風雨》。很高興竟能說服自己繼續做翻譯。
Q：你的自傳體散文《奇萊書》為什麼只寫到高中？
A：不曉得應該怎麼寫下去。我也想寫，只是很多人都健在，難以下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