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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文 / 李宛澍    
200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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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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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今年夏天要辭掉(東華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的工作嗎?

A:對。人文社會科學院發展到現在,還算不錯,我想我的工作也差不多了,接下來就是看以後的人怎麼把它維持下去,作得更好。

Q:你可以談談辦這個學院的理念和原則嗎?

A:我對大學的精神和所謂「學院」的理念有絕對的信仰,例如學術自由、倫理,專業的研究、交流、發表和傳授等,都是我奉為無上崇高的行事原則。我尊重同學的學習意願,對他們的求知熱忱具有信心。對同仁,我採取合作的態度,這個學院是我們大家共同的研究計畫(research project),我希望年輕的老師因為介入這個project而準時達到預期的功效,成為這一行最傑出、最受尊敬的學者。

Q:那你的角色是什麼?

A:我基本上沒法配合,必要的時候提出追求卓越的方法,或建議修正。

Q:你干預的多不多呢?

A:不多。其實,我想一個院長應該做的事,基本上有2件。第1是把他自己的學術做好,給年輕人一個表率吧!第2是將院裡同仁的研究、教學、服務以最合理的表現方式,讓大家一起成長,邁向優異的學術境界。與其說是「干預」,不如說是「保護」更接近事實。

Q:你願意回東華大學,是想在自己家鄉辦一個不一樣的文學院?

A:可以這樣說。在1990年以前,我只是回來台灣客座。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我是創校教授團的一員。開學典禮那一天,大家把代表學術榮譽的博士服、方帽子穿戴起來。以前,香港只有兩個大學,就是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現在加上科技大學有3個了。我在香港待了2年,幫他們建立人文科,這個經驗對我來說很有幫助。

我在花蓮出生,讀小學,花蓮中學初中部、高中部,所以對花蓮有點不一樣的感情。我比較年輕的時候,有一次陪別人去教育部,部長問我:「花蓮辦個大學,你有沒有意見?」我回答說:「那倒無所謂,花蓮子弟畢業後去外地念書,看看這個世界也不錯。」

本來我是那樣想,現在覺得那時的想法是錯的。因為那時候不曉得我們也應該可以吸引別的地方的青年來花蓮。我們在東華辦了4年的大學部,吸引到很多外地學生,去年有一個系,全系沒有一個花蓮人。所以,這方面說起來,花蓮是可以,也應該有一個大學。5年前有一天,牟(宗燦)校長打電話要我到東華大學辦社會人文科學院。我說,大概可以吧,就試試看。

進入古典,重新創造

Q:有人說,中國古典文學的訓練和現代文學創作是相通的,古典的訓練有助於現代的創作,從你身上的確是做到這個部分,是嗎?

A:我對文字充滿好奇,以前在大學念外文系,也修了很多中文系的課,讀很多好文章。你剛剛講的的確是,讀古文對於文字運用和文章結構是有幫助的。如果我們要把散文寫好,讀現代的散文沒有什麼用處,不如去讀古文,學那些筆法、文字,學完以後不是為了寫古文,而是寫白話文。讀那些古典的東西不是充實自己而已,其實是把它消化,拿出來用。

要創造自己的風格,要把散文寫好,五四以後的白話文沒什麼用,乾脆努力讀古文算了,學習文章結構和肌理。

Q:你為什麼有這種毅力、企圖心?

A:在大學的時候就這樣。有一次,我在圖書館看到李商隱的詩集,就借回來,一邊看,一邊抄,再把書還回去。後來我用李商隱的口氣創作一首詩,寫他的感觸,借用他的詩句、語法、詞藻,我就是覺得自己要進入古典,不能耽溺於朱自清、徐志摩、冰心那樣新詩的傳統,我要找到真正的傳統。

Q:是因為李商隱詩的內容吸引你?

A:是詩的內容和表現方法,如何從這樣的意念跳到另外的意念,只用7個字,把意念帶出來、開啟、發展、約束、結論。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學。後來讀研究所的時候,覺得不應該受到格律的約束,就讀古體詩。古體詩可以學到怎樣在思惟想像的範圍,自動有機發展下去,這是也是現代詩、自由詩的一個精神。

Q:你這樣的想法,是受到理論支持?還是你自己的嘗試?

A:我想絕對不是受到理論的影響或支持,應該是自己的嘗試。

Q:聽說你下午習慣在文學院散步,看看窗外,這是每天的思考時間嗎?

A:對,已經是習慣了。不是真的去構思一個東西,有時候是空白的,沒有特定去觸及什麼主題,就是讓思緒在那裡浮沉,鍛鍊你的感情、經驗,而不是完全定義下來。到處走走、看看,要不就是把這個感覺拋棄掉,再換一個。

一桌子寫創作,一桌子做研究

Q:桂文亞採訪你,提到你在柏克萊的時候1張桌子寫創作,1張桌子寫論文,現在還是這樣嗎?

A:喔!是有這麼一回事。我平常不一定在書桌寫東西,有時候在餐桌擺一擺就開始寫。我以前寫論文,又想創作,覺得東西收來收去很麻煩,就分成2張桌子寫,主要是為了工作的性質。在西雅圖的家也是這樣,我有3張桌子。

Q:你怎麼分?

A:有1個桌子後面是英文書,寫英文論文。最常坐的桌子後面擺中文書,中文創作在這裡。如果寫1篇論文要講明末志士抗清的文學,那就在中文書桌寫。

不過,這有個麻煩,寫英文文章時也常常想到另外一個講法,就要去查中文書。就像我在翻譯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完成後,我要寫一個導論,那時候下定決心,導論一定要用中文寫,而且對同行的人提出建議,用中文也可以將莎士比亞的來龍去脈、內涵、精神寫清楚,我就從英文的座位跑到中文的坐位,而且中文座位有竹子的倒影,是我很喜歡的角落。

寫了之後,就在中文的桌上找英文的資料。這樣感覺也很不錯,2個位子我都喜歡,2個桌子的功課我都心甘情願。

我向來都是手寫,用鋼筆寫。不久以前,我兒子送我一支羽毛筆,還有墨水,我上次寫新近要出版的評論《隱喻與現實》序文的時候就拿它來寫,一邊寫要一邊沾墨水,感覺還不錯,沾墨水的時候可以停頓一下,整理思緒,只是有時候搞得很髒。

Q:你同時寫中文或英文,創作或論文,在時間上需要分開嗎?

A:不需要,我可以同時進行,我很高興這樣。

寫一寫學術論文,累了,就換張桌子寫首新詩,調劑一下。有人覺得這種調劑很沒有樂趣,但對我來說卻很好。

Q:為什麼你可以很純粹地使用中文或英文?

A:我對文字的態度,極端嚴肅,我幾乎從來不寫應景文章,我編副刊的朋友都知道。寫文章的時候,1個字應該擺在哪裡,我絕不鬆懈。我英文寫作最密集的時候是28歲到40歲,29歲寫博士論文,也想把文字寫得乾淨,不準確、虛妄的東西不用。

我現在回想,可能是因為使用中文和使用英文的態度都一樣很認真,兩者互相有了正面的影響。

Q:你在花蓮的生活如何?除了學校的事情,就是看書、寫東西嗎?

A:是啊。最近這1、2年很奇怪,有時會把20幾歲時候的書拿出來看。去年暑假我連做2次這樣的事情。

重讀英國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書,真的和年輕時候讀起來感覺不一樣了,更佩服這位女性作家,這麼有想像力和深不可測的思考方式。

另外,重讀古希臘詩人平達爾(Pindar)的作品,把希臘文和英文版本對照讀,收穫很大。平達爾的時代和孔子差不多,他專門寫詩歌頌運動比賽得第1名的冠軍。

我讀了真的很感動,本來年輕的時候不太能夠接受1個人寫詩為的是歌頌別人,不太理解那個意義,去年再讀的時候,可以體會他的喜悅。因為我是長期研究古典文學的,以前看不太懂,現在重讀,看他如何結構他的詩,如何舉例,如何分叉出去、闡揚、渲染,很精采。

以文學安身立命

Q: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決定要當文學家?高中的時候?

A:甚至更早。年輕時候和1位好朋友黃用通信,他開玩笑說長大後要當「奸商」,我說,我要做文學家。不過,他後來從經濟轉到化學,現在是化學家。

Q:你從高中開始辦詩社、寫詩嗎?

A:那時候高3陳錦標辦詩刊,我幫他的忙,我覺得他很努力,做的東西很有意思。我其實就是去跑印刷廠,把稿子送去印。

我們那時候寫新詩,全校老師不過1、2位贊成;有老師說,你寫普通文章就好了,寫這些新詩做什麼?我就寫一堆舊詩送出去。他又問我會不會寫文言文,我說會啊!就交了一些文言文給他。那個時代,台灣的中學老師可能還好,大學老師幾乎沒有人鼓勵現代詩和現代文學。

Q:你們會被認為是問題學生嗎?

A:有一點,寫新詩還不如讀化學、物理、數學。而且,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我們中學生辦了一個刊物,自己油印,叫《共鳴》,訓導處就說,「你們要提倡共產黨嗎?」我們趕快改名字。

Q:那是文字獄的時代。

A:那時候做現代文學創作,是有點奇怪。

Q:《奇萊書》中看到你那麼年輕就決定要走文學的路,可是在當時的氣氛中,這並不是很「主流」的選擇,你為什麼可以這麼堅定?

A:我也有別的幻想,只是沒有去追求。《方向歸零》中有1篇「大虛構時代」,有7、8種東西我想過的,船員、森林巡守員、戰地記者、燈塔看守員……。我曾經真的想去當戰地記者,被我的老師陳世驤先生阻止,那是越戰剛開始,美軍剛剛到東京灣的時候。我曾經想過念文學或念傳播的問題,後來選擇文學。事實上,我很喜歡文學,文學是我可以為它投入、獻身、安身立命的地方。

戴著面具寫詩

Q:你開始寫詩是因為寫情詩嗎?

A:並不是針對一個固定的對象。我喜歡虛擬,幻想我是誰,你是誰,幻想一個情節,也不見得是情詩。

我16歲的時候想像自己是個飽經風霜的歸人,寫詩。事後想想,覺得自己蠻奇怪的,為什麼不寫自己,要寫別人,後來念了英國文學以後就更是這個樣子。中國文人都是寫他自己,像陶淵明、謝靈運、蘇東坡,尤其杜甫,都是寫自己,詩言志,言我的志。西方的文學傳統不是這樣的,可以寫虛構的故事,像拜倫不是唐璜,可是他可以不停地寫。

詩人應該要有很多面具,戲劇、詩都是這樣做,這是西方與東方文學最不一樣的地方。詩人有時候戴這個面具,有時候戴另1個面具。我發現自己從小就習慣這樣做。

Q:有人對你的創作時期分類,你自己的版本是怎樣呢?

A:如果說要分類,那麼,最早的就是《水之湄》《花季》《葉珊散文集》和《燈船》。《葉珊散文集》很多是大學3、4年級寫的,當兵在金門也寫了很多,加上一些出國的時候寫的。那是葉珊時期。

後來,在柏克萊念研究所,後來開始教書、當助理教授、副教授,回台灣在台大當客座教授、離婚。那段時間我寫了平生最難過的詩,一直挖掘自己,挖掘自己的狹小、自大。整個人在知識和感情上完全成熟。我自己感覺這段時間的詩找到一種厚度,找到新的力量。

40歲結婚,一路到現在,都是在做文學創作和研究,相同的事,只是加深一些、加厚一些吧!

同時也寫評論文章,後來變成《柏克萊精神》《交流道》《飛過火山》。那時候快要解嚴,我覺得要衝破緊張,爭取言論自由。我在柏克萊的教育告訴我,看到社會問題、原住民、都市問題,都要去想,而不是因為念文學,把自己弄得只是每天埋首在文學的領域中。

唯一意外的就是到50歲,開始認真做一些翻譯這件事情。我本來想,我能創作為什麼要翻譯?我是在香港科大的時候,翻譯葉慈的詩,翻完之後覺得蠻高興的,因為翻譯對我的思考有好處,我又多了1個面具。

3、4年前,我在東華開始翻譯《暴風雨》。很高興竟能說服自己繼續做翻譯。

Q:你的自傳體散文《奇萊書》為什麼只寫到高中?

A:不曉得應該怎麼寫下去。我也想寫,只是很多人都健在,難以下筆。

本文出自 2001 / 05 月號

第17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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