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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如秤

嚴定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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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定暹

200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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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如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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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2001 / 4月號雜誌 第178期遠見雜誌

一、好謀而成

孔老夫子有一次讚美弟子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子路立刻吃飛醋,問老夫子,「如果出兵打仗,要帶誰去?」

子路心想:老師如果打仗,文弱的顏淵,豈能勝任?當然是帶我去;豈知孔老夫子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敬,好謀而成者也!」──有勇無謀,以為憑著勇力就可以和老虎打架,仗著會游泳不管水流是否湍急就游泳渡河,這種不顧危險、死而不悔的人,即使是出去打仗我都不會與他同行;我真正喜歡的弟子是:面對事情認真而謹慎,做任何事情能做周全的規劃,並且是朝成功的方面做規劃──至聖先師「好謀而成」四個字真正點出了《孫子兵法》的精義。

《孫子兵法》「謀攻篇」提出了「全勝」思想,強調:「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要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是「全方位的審慎規劃」,即「上兵伐謀」;而「軍爭篇」提示了攻城掠地的實戰最高指導原則為「懸權而動」——「權」的本義為「秤錘」,在電子秤普及前,中國人秤物輕重的工具為「桿秤」,桿秤有一個秤錘,秤錘的正式名稱叫做「權」;桿秤的秤錘並不固定,視所秤之物的輕重以定秤錘的位置,即秤錘的擺置在對應所秤之物而使桿秤之桿得以平衡——「權衡」之詞原出自於「桿秤」。

《孫子兵法》提示實戰的最高原則——「懸權而動」,這是以具象之事物闡發「落實決策規劃」之準則;以桿秤秤物時,秤錘的擺置,須視所秤物之輕重以定,藉此「權衡輕重」的實相,以闡發實戰之秘笈;作戰之時,戰略規劃既定之後,須因應實際的形勢、敵情動態時時調整作法,此一「戰略之彈性應用」觀念在「孫子兵法」中一再提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踐墨隨敵」(「地形篇」)。所謂「因敵變化」,所謂「踐墨隨敵」,是指:在既定的戰略規劃之下,須因應瞬息萬變的戰爭形勢而做相應的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所有的變化絕不可天馬行空,率性任意而行,所有的應變以落實、貫徹既定之戰略為宗旨,此之謂「好謀而成」「懸權而動」,精實的說法就是「權謀」。

二、功蓋三分國

翻開中國正史,諸葛武侯是擔得起「權謀」二字。

《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所載之「隆中對」,並亦見載於正史《三國志》。當時孔明二十七歲,「諸葛大名垂宇宙」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在此「隆中對」──這份針對劉備當時無立錐之地的窘況所做的企劃案雖是前有所承(理念緣自漢初三傑之韓信的漢中策),但是,推陳出新、宏觀全局並兼籌時勢——宏觀當時中國的自然地理形勢、政治經濟實況,割據群雄各自的籌碼,藉由對現況的深入體察所作的前瞻性規劃,此一企劃案不僅有長遠之規劃:「可圖中原」;更有階段性的目標:「成鼎足之勢」。而且在諸葛亮的縝密規劃下逐步落實,形成中國正史上空前絕後的「三國鼎立」的時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是中國歷史長流中不變的律則,只是分崩離析時,或為南北、東西之對峙,或為群雄割劇,三國鼎立的形勢為唯一的一次,三國鼎立前後計七十餘年,詩聖杜甫以「功蓋三分國」為諸葛武候功業的定評,千年而下,無人能置喙,無人有異議!

在劉備尚無立足地的狀況下,諸葛亮為劉備確立建功立業的方向:「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基於此一既定規劃,當赤壁之戰火光沖天之際,為曹操留一條生路──史家公認「赤壁之戰奠定天下三分的情勢!」而讓關公「華容義釋曹操」乃是在「天下三分」的既定策略下的一次「權謀」──試觀當時倘若赤壁之戰就把曹操給斃了,劉備的前途恐怕也灰飛煙滅──以劉備當時的實力豈能吞下曹操所留下的江山?所以,曹操完蛋,劉備的赤壁戰大有可能白忙一場;大好天下即便是孫權不能盡吞,也是如曹操所說,「當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群雄割據局面;孫權豈肯將荊州借給劉備?桃園三兄弟哪裡還會有機會西入巴蜀?

知識與美味同行,遠見請客西堤

劉備入蜀之後,孔明所擬之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曾引起當地仕紳法正的不滿,希望孔明效法劉邦入關中之行事,能「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乃與法正溝通,強調「法」之施行是從嚴或從寬須權衡時、勢──「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這段話的意義是揭示:賞罰只是手段,藉賞罰之制幫助人民進入社會秩序,使上下有節,國泰民安。

孔明雖明刑重典以治蜀,蜀地百姓對於嚴刑峻罰毫無怨言而且感恩戴德《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唐太宗就曾萬分感佩地說,「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致傾敗。」(《貞觀政要》第三十二論赦令)史家每以孔明治蜀乃行法家之道,或以為孔明為法家;而清代中興名臣曾文正公對孔明的定評是「被服儒者,從容中道」,為有德業之賢聖,是醇之又醇之儒者──既是「醇儒」,為何行法?因為權衡時、勢、人、地之宜而為最確當之規劃,所謂「好謀而成」者也。

漢建安十二年(西元207年),諸葛亮向劉備提出「天下三分」的「隆中對」,至西元280年,東吳亡於西晉,「隆中對」的對策籠罩中國的政治布局達七十餘年,「隆中對」可謂「中國第一人謀」;諸葛孔明二十七歲出茅廬,五十四歲因病於五丈原歸神,二十七年間,為落實隆中對策時時權衡、人、地、時、勢,審慎擘畫,鞠躬盡瘁;孔明歸神之後,蜀漢國祚仍延續二十九年──論到「權謀」,孔明一出,誰可爭鋒?

三、名可名,非常名

「風流」原是稱美男士丰神俊秀、儀表不凡,於今竟成為「濫情」「好色」之同義詞;「權謀」——此「兵法」之最高境界,非上智至德之人不能達到之境,而今卻每每予人負面之印象,無怪乎老子感歎,「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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