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諒不是要遺忘。原諒是要免於仇恨。
——薇拉瑞．考瑞（Valarie Kaur）印度裔美國律師、紀錄片導演
這是場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我聽說在盧安達犯下集體屠殺的不單是胡圖族轄下的軍隊，或者甚至是聯攻派（interahamwe），也就是胡圖族平民極端份子所訓練而成的武裝民兵，還有胡圖族的平民在後院拿起大刀就近距離把鄰居給砍死，近到足以讓凶手和受害者四目交接。
對於胡圖人當真把朋友給殺了，我在去盧安達前心想，一定不會是真的如此。在我的想像中，歷史學家所指的應該相當於，我突然攻擊住在街道前方的那個人，他是我路過時會固定打招呼的人，但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或是他的任何事，所以我們嚴格來說不算是朋友。這本身當然就可怕得很了。但我不久後就得知，在許多案例中，胡圖人和他們所殺的圖西人真的是朋友，而且還是摰友。我見了好幾位胡圖族的行凶者都是圖西族朋友小孩的教父母，每週會一起吃家族晚餐。事實上，在某些胡圖—圖西族的混合家庭裡，有人還是遭到自己的先生或太太所殺害。
雖然我保證，我在派對上真的很風趣，但每當我在交談中提起盧安達的集體屠殺時，沒有人認為自己真能宰殺鄰居，更不用說是家人。跟我聊天的人有很多都反對酸言、霸凌和政治不文明，但起碼能體認到，同樣那股恨意的種子就藏在自己的內心。靠著足夠的思量，他們可以想像到，極端的生活環境有可能把自己變成像阿爾諾那樣的種族主義份子，或是像巴薩姆那樣的恐怖份子。但宰殺鄰居？會這麼做的人一定是禽獸，對吧？
說實話，像盧安達的集體屠殺這種大規模的殘暴會讓人這麼難理解，就是因為有這麼多「正常」到不行的人不但對恐怖裝聾作啞，還常常主動、甚至是熱衷參與。在盧安達，有數十萬人遭到殘殺，有數十萬人遭到強暴和傷殘，有數百萬條人命遭到摧殘與流離失所，並不是因為有少數邪惡的禽獸幹了難以啟齒的惡事，而是因為大體上還不錯、甚至是慈愛的人卻幹了難以啟齒的惡事。我見了其中許多人，而他們並不是禽獸。
同樣令人錯亂的是，殺戮並不能歸因於胡圖人失去了理智，使控制不住的暴怒大舉發作。儘管快，這場屠殺仍持續了一百天。我見到的胡圖族行凶者告訴我，在造成恐怖的期間，他們並沒有喪失意識或良知。在當下，他們都知道自己做的是錯事。有些行凶者甚至幫忙搭救和藏匿了圖西族的小孩或朋友，同時卻去殺其他的圖西人。有胡圖族的幫派份子對記者敘述說：「假如不幸看到了熟人，例如像是踢足球的伴，我就會心裡糾結成一團，而把他留給附近的同夥。但我必須默默這麼做，不能把善心表露出來。」他的「善心」可以對他呼喊，然而他也可以殺個不停。
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把她談集體屠殺的著作取名為《來自地獄的問題》（A Problem from Hell）。但法國哲學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固然寫過「地獄即他人」，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卻主張「地獄就是你自己」。美國倫理學家內爾．諾丁斯（Nel Noddings）警告說：「邪惡沒有令人反胃的惡臭，也不會以可觸及的冷酷與黑暗來宣告自身的存在。我們不是倒楣地掉進去，它也沒有誘捕（魅惑）我們。我們反倒是常常存心與它勾結。」
這種大規模的殘暴事件會發生，只可能是因為有很多在根本上算是正派的人類參與，以及其他許多正派人士沒有介入。一旦搞懂這點，我們就會領悟，集體屠殺令人驚駭，不只是因為它發生在他們身上，也是因為它可能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而且我們可能同樣容易就成為受害者或行凶者。
在每場集體屠殺中，都有一些人會加以反抗。有很多人都知道的保羅．魯塞薩巴吉納（Paul Rusesabagina）是胡圖人，在基加利高檔的米勒科林斯飯店（Hôtel des Mille Collines）擔任門房，幫忙藏匿及保護的圖西人和胡圖人超過了一千兩百位。他的故事就是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的原型。當然也有其他人出手搭救，但確切的人數不明。在集體屠殺中，遭到殺害的胡圖人據估有兩萬五千到四萬五千人。但其中有很多人遭到殺害，純粹是因為屬於不支持極端主義政府的溫和派，而不是因為介入去援救圖西人。其他人遭到殺害，則是因為長得像圖西人的樣子。
截至二○一六年，以在集體屠殺期間出手搭救的人來說，獲得印證的不到五十例。知道這些勇敢的靈魂存在，固然令人振奮和有啟發性，但在一九九四年，以胡圖人在盧安達的總人口達五百九十五萬人來說，他們所占的比例極低。同樣地，在大屠殺期間，對於納粹殘暴對待猶太人，主動反抗的人在整個平民人口中據估只占了1％的一半。
我們或許全都喜歡去相信，要是在歷史上面對那一刻的人是自己，我們就會做對的事。我在莫頓博物館跟史柯蒂．奈爾．休斯交談時，她就是如此。但問題是，數字卻一再鮮明地顯示出，大部分的人並不會。
盧安達的相關問題是：對那些想要阻止恨意在我們的文化中散布的人來說，集體屠殺帶來了什麼啟示？好人怎麼會這麼願意接受招募，去為仇恨的利益服務，連在後果這麼極端時也是？我想要了解，這麼強烈的恨是如何系統性地把整個社會給吞沒，以及要如何才能系統性地防止它散布，集體屠殺能告訴我們什麼。我所得知的是，長期醞釀的憤慨，加上公然的非人化宣傳，以及官方允許暴力，都助長了恨意引爆。集體屠殺不會就這麼自動爆發，連快速延燒到這麼凶猛的盧安達集體屠殺也一樣。火焰是受到策略性、社會性地煽動。而且在盧安達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啟示上，我發現深為麻煩的是，恨意現今正在這麼多的地方以這麼相似的方式死灰復燃。
在二○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我見了年輕的圖西人雅尼克．托納（Yannick Tona）。他從盧安達的集體屠殺中存活下來，靠獎學金去念了德州基督教大學（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雅尼克立刻就以預示的口吻開啟了我們的交談。「噢，天哪，你們在做的事就是我們在國內集體屠殺前二十五年所做的事，或是集體屠殺前十年。」雅尼克說。在學校書店的休息區裡，他幾乎是從所坐的沙發上跳了起來。「也許跟我們國內當時的程度不一樣，或是沒那麼極端，但大抵就是這樣，而且我就說了：『這個國家是怎麼回事？』我在這住愈久，對它就愈感到鬱悶。像是『噢，天哪，這比我想的還糟』。」
在盧安達的集體屠殺中，雅尼克的大家庭有四分之三的人遭到宰殺。他現在是在警告我們，同樣的事有可能在美國發生。也許盧安達、納粹德國、柬埔寨和前南斯拉夫並非怪異的反常，而只是證明任何國家的任何文化都可能變成禽獸的例子。
我並非在暗示，我認為集體屠殺的風險在美國是近在眼前。只不過最起碼，美國人應該會嚇到，從盧安達的集體屠殺中存活下來的人所聽到的是，使自己的國家燃起烽火的同類恨意正在此地噴發。而對於當地所呼喊出的恨意正在上升，歐洲人應該也會如此。畢竟歷史上最慘烈的集體屠殺並不是發生在非洲或中東，而是在德國。盧安達的集體屠殺充分說明了以操弄的方式讓社會群體互相拚鬥的危險，而在美國和全球各地散布恨意的思想領袖卻是拚了命在做同樣的事。這可能真的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對於我們或許認為本身的恨意形式微不足道，卻如何能變得致命，它也是個啟示。
本文節錄自：《逆轉恨意：洞察仇恨的源頭，讓善意與惡念開始對話》一書，莎莉・康恩著，戴至中譯，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