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見！」三月上旬，苗栗通霄外海傳來好消息。生態攝影家很清楚地拍攝到中華白海豚的芳蹤，兩大一小的白色海豚悠游於藍色海洋之中，即使只是透過鏡頭，也忍不住興奮起來。
中華白海豚原名稱為「太平洋駝海豚」，一般的海豚屬於灰色系，只有牠是通體淺白色，相當特殊，由於過去經常在大陸兩廣、台灣海峽、香港、泰國、印度洋一帶出沒，因此才被命名「中華白海豚」。
中華白海豚已是瀕臨絕種的動物，即使在過去的台灣海域，也只是春天的驚鴻一瞥，近年來在台灣西海岸一片污染的陰影下，人們對中華白海豚的印象愈來愈模糊，過去兩年，只在金門與苗栗海岸各發現了一隻擱淺死亡的中華白海豚。
「物種滅絕」是現代保育的熱門議題。當大家把焦點都放在陸地生物之際，台灣的海洋生物正在快速消失中。
著名作家賈福相（莊稼）研究了一輩子的海洋生物 ，有一次，他在演講時，對滿座的年輕學子說，「我看過的，你們現在都看不到，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
上一代看過的，我們這一代卻已經看不到，這是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悲哀。看不到的不只是中華白海豚，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已面臨物種快速滅絕的危機，還有數不完的例子：美麗的馬蹄鐘螺已經二十年未再見過；每年只有幾隻綠蠵龜上岸產卵；被當作珍貴藥材的海馬，早已成為台灣海域最罕見的魚類。
台灣海洋生物相原本非常豐富，魚類總數達全球的十分之一，不亞於澳洲大堡礁。根據記載，全球有效魚種約兩萬六千種，台灣魚種多樣性甚高，約占全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特有種比率相當高，目前淡水魚特有種在三十種以上，海水魚四十種以上。以台灣只占全球陸地不到千分之三的面積比率而言，可說是得天獨厚。
但是，由於「過漁」「污染」和「棲地破壞」，我們發現新物種的速度遠不及物種滅絕的速度，許多物種在來不及發現它之前，已經先從地球上消失。台灣海域漁業資源的「質」與「量」都在快速地萎縮，漁業的永續發展正遭受挑戰。
海洋生物多樣性帶給台灣的危機，不僅止於生態與漁業發展，更有遭到經濟制裁之虞，尤其是國人愛吃的鯨鯊（豆腐鯊）。台灣是全世界極少數吃豆腐鯊的國家，根據漁業研究的估計，台灣一年吃掉兩百多條鯨鯊。
在海洋生態的研究中，鯨鯊仍是一個謎。目前僅知鯨鯊繁殖數量少、成長緩慢，是全世界只有一種一屬的最大體型魚類，成魚體型可達六公尺以上。雖然瞭解不深，但生態學者大多肯定其在整個海洋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最近甚至有科學家在牠身上發現醫學價值（肝臟具有抑制腫瘤細胞的功效）。
但是近年來，台灣沿海捕獲的鯨鯊年齡、體型有逐漸小型化的趨勢，絕大部分捕獲個體都是未成年鯨鯊；海洋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教授陳哲聰曾統計，豆腐鯊前幾年還可以一年捉到三百隻以上，由於濫捕，現在一年捉不到一百隻。
不只數量變少，台灣捕鯊王國近年來所抓到的鯨鯊，其中不少是只有三百多公斤的年幼鯨鯊，漁業署委託學者的研究更指出，體長在五公尺以下者，比率高達63％。
此一趨勢非常不利鯨鯊生存和繁殖，而且也容易遭受國際保育團體攻擊。
農委會漁業署也曾考慮接受國內學者建議，評估禁捕鯨鯊的可能性。例如，漁業署去年十月曾召開「研商台灣地區鯨鯊管理措施」，保育專家提出全面禁捕和部分限制兩大方案，但遭到多個地方漁會的強烈反對。漁民代表認為，台灣沿岸鯨鯊族群數量統計資料尚未完備，鯨鯊屬於全球性洄游魚種，如果決定禁捕，將會影響漁民的生計。
漁民生計確實值得重視，但國際制裁壓力旋踵而至也是事實，鯨鯊多次名列國際生態保育會議的保育對象建議名單。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去年四月間曾在肯亞舉行研討會，會中有多個國家代表提案討論保育「鯨鯊」議題，要求將其列為保育類動物。
更令人擔心的是「華盛頓公約」（國際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貿易公約；CITES），去年曾提案將鯨鯊列名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雖然沒有通過，但相信未來很快將會入列。一旦鯨鯊被列入 CITES 的保護中，台灣又沒有明確的保育措施，屆時難保不會重演數年前的犀牛角與虎骨事件，成為全球眾矢之的。
世界各國都已開始重視鯨鯊問題，台灣的鄰近國家中，菲律賓已明文禁止捕捉鯨鯊。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卸任前也簽署一項法案，禁止漁人將鯊魚鰭割下，再將垂死鯊魚投棄海中。美國商務部1993年曾以行政命令頒布這項規定，如今它更提高至法律層面。
鯨鯊保育只是整個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一環，光是保育單一明星物種，對於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幫助有限。當今保育趨勢已朝向「棲地保護」的道路前進，這遠比「物種保育」來得更重要。只有對保護整個棲地所有的物種，不分大小、貴賤、捕食者或被掠食者 ，整體的保護才能使生態系獲得永續保存。
「棲地保護」觀念在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中更為重要，海洋生物彼此之間構成非常複雜的食物網（而不只是食物鏈），緊密地結合為生命共同體，一旦其中一環遭到破壞，整個生態系都會面臨巨大改變。保護整個海洋生態系，才能夠真正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保護棲地的各種策略和行動方案中，又以劃設「海洋保護區」最為簡單有效。
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公園設立於西元1872年，但一直到了1935年，美國才在佛羅里達州南端設立第一個海洋公園；1962年，IUCN 向世界各國發出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呼籲，海洋保護區才成為全球性的保育策略。
國際間兩千位生態學者更在1996年提出「惡水宣言」的呼籲，希望各國政府將20％的海岸線列為保護區，避免過度捕魚、污染帶來的破壞。
世界各地一百五十位權威海洋生物學家，今年二月剛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美國科學促進年會」中，共同簽署一份聲明指出，目前已有充分的科學證據顯示，海洋保護區可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促進漁業的永續發展，並且有助於補充海洋資源。
台灣在3.6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已有12％的保護區，但對於十七萬平方公里的「領海」，保護措施卻少得可憐。許多漁民一聽到「保護區」，自然而然地出現反抗的情緒，事實上「海洋保護區」政策可有相當的彈性。
海洋保護區不一定非得是永久的，可以採輪流的方式；也不見得要禁絕所有的活動，可以適度地開放非破壞性活動；也可以依照環境特性，將保護區分成不同等級。
而且由於保護區的面積有限，雖然在保護區內不能捕魚，但海水並沒有任何的藩籬限制，在保護區內繁衍的各式魚類，仍有機會游到外圍的非保護區，對於漁民而言，只是某些區域不能捕魚的差異而已。
一旦海洋生態回復榮景，從日本的實例得知，觀光的收入更勝於漁獲。IUCN早在十五年前已展開推動海洋保護區的工作，把全球海域規劃有十九個區域；IUCN 更在全球挑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海洋保護區系統，大陸有六處，日本與南韓也各有四處及一處，海洋生物物種數達全球十分之一的台灣，卻根本沒有入列，顯示國際根本不認同台灣在海洋生態上的努力 （或者根本是沒有努力）。
國際間也為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而多所努力，包括1997年的「國際珊瑚礁年」、1998年的「國際海洋年」與今年的「生物多樣性觀察年」，目的都是要喚醒各國對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視。但這些動作對高喊「全球化」的台灣而言，似乎仍是耳邊風。
對於在台灣海域劃定一至數個海洋資源保育區，許多專家學者也都曾提出不同的建議，包括政府正在考慮撤軍東沙島附近海域，也有人提出將綠島附近劃為保護區，但遲至今日仍無明確結論。
不論設在何地，從紐西蘭、澳洲、日本等先進國家的實例可證明，劃設保護區都需要一段時間與當地漁民溝通，面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嚴重危機、面臨國際保育制裁的沈重壓力，「海洋台灣」需要加快腳步了。（作者為資深科學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