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做遊民外展服務的時候，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想辦法安置路上的街友。有些街友會對天空喃喃自語、咆哮，讓路過的人感到很害怕，於是民眾就會打一九九九，請社工到現場處理。
我不是神，也不會心靈控制術，如果遊民不想去看醫生，不想接受安置，我也不能拿他怎麼辦。
民眾問我為什麼不帶遊民去看醫生。但遊民說，他不想去呀。民眾會說：「你們應該強制他去啊。萬一他砍人，怎麼辦？」
社工沒有強制遊民就醫的權力，不過，我們可以辦聯合會勘，請警消、里長，還有衛生所的公衛護士，到場評估。
只是，能夠在外露宿長久的疑似精障者，在沒有攻擊別人與傷害自己，只是喃喃自語或對空氣謾罵的個案，通常公衛護士都會說：「他沒有自傷傷人之虞。」因此無法強制就醫。然後民眾一直通報，我們也只能寫上「無安置意願」來回覆陳情，然後再繼續面對每天無止境的個案。
整個遊民外展服務只有三名第一線社工、一名督導，加上一名主任，卻要應付整個新北市，包含金山、萬里、深坑、石門、淡水的街頭遊民與疑似街友。
如果可以不用考慮社工建立關係的那一套，而我能以影分身之術，複製一千個社工的話，應該就可以吧。
雖然我自己也不喜歡強迫別人去做他不喜歡做的事，但如果一直被重複通報同一個案件，我也會覺得自己很無能，沒把事情做好。
我夾在中間，像夾心餅乾。
我很苦惱的打電話去問衛生單位，這種案件他們都怎麼處理，有沒有什麼街頭的精神資源是我可以使用的。例如，請精神科醫師到街頭或社區來協助等等，對方冷冷的說，沒有這種服務。因為要去醫院，才有治療或診斷的工具，而且在街頭上不能刷健保卡（註）。
註：每一個縣市的做法與資源不一樣。例如，台北市的遊民社工就可以使用遊民重建金，來支付街頭精神醫療的支出，但在我的新北工作經驗裡，並沒有這份資源。
當我一聽到「在街頭上不能刷健保卡」時，我整個傻眼。如果是這種事，那麼，我們想一點行政流程改善的方法來解決就好了，不是嗎？
我接著問對方，那麼，還有其他可行的建議嗎？
對方隱晦的說，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我們在跟個案會談的時候，如果「不小心」激怒他，讓個案對我動手。公衛護士就可以說他有傷人之虞，把他強制就醫。
這個建議真是太讓人憤怒了。這不是挖洞給個案跳嗎？我是從事助人工作，如果這樣做，那麼，我與國家控制的機器有什麼不同？我寧可辭職。
在某一次的「全國遊民聯繫會報」裡，有社工提出這個困境，他問公衛護士，為什麼要把強制就醫的門檻設這麼高。
公衛護士看起來積怒已久，一抓起麥克風，就劈里啪啦：「評估有評估的要件與程序。你們每次都說要強制就醫，要強制就醫，到時候當事人有質疑，有想過被告的是我們嗎？我們只是關懷個案，為什麼還要扛強制的責任？！實際上，也沒有法律授權給我們或醫師，是警察才有管束的權力。」而醫院社工也很不高興這個程序把喝酒的、街頭沒病的都丟去醫院。
於是，整個會報討論了半天，所有的衛生單位、社福單位、醫療等第一線單位，大家都很生氣，但還是沒有任何結論。
在某一次的教育訓練上，我問消防學長：「聽說有些消防學長會故意惹怒街頭上的精神病人，等他們動手的時候，就把他們強制就醫。請問，這是真的嗎？」
學長老神在在的說：「對呀，有些人會這樣啦，比較乾脆。不然他們會一直打進來叫救護車……」
他頓了一下，「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啦，有些人而已。」
實情是，也不是只有故意惹怒對方這個方法而已，另一種是和醫院熟識的醫師說好，醫師直接隨著民間救護車一起來，當場就把病患約束、收治進醫院。
強制就醫是一件非常灰色地帶的事情。雖然在現有的法規下，看起來不能隨意把人強制就醫，但如果真的要這麼做，還是有很多方法的。
除了可能造成人權的侵害以外，醫院也不可能讓病患住院一輩子。出院之後的病患沒有地方可以去，又回到原來的環境，又繼續發病，又再把他／她強制就醫，又再放出來，又再抓回去……除了浪費時間，浪費人力，浪費金錢以外，沒有任何好處。
與其把錢、時間、人力花在無效的行政流程上，還不如好好協助精神病人的家庭支持、人際網絡、醫療補助與居家服務、社區精神復健中心、街頭醫療資源，好好的把網補好。
將資源投入在社區服務網絡的建立，讓病人可以重返社區，在社區中復健或生活。
強制就醫就只是「強制」「送到醫院」。醫院關不住病人的行動，多半還是要回歸到社區，進不了家庭，就回到了街上，無限輪迴。
本文節錄自：《你不伸手，他會在這裡躺多久？：一個年輕社工的掙扎與淚水》一書，李佳庭著，寶瓶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