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得連圍巾都擋不住寒意的早晨，路上行人稀稀落落，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一早就有人登門探詢。
建築外觀雖然陳舊，但新裝潢的內部陳設卻令人眼睛一亮。一位工人打扮的中年人坐在看似新裝設的電腦桌前，手裡拿著滑鼠，怯生生地試著按下鍵盤，螢幕卻還是笑容滿面地說：「歡迎光臨！」他不安地望望身後的櫃台，深怕有人發現他不會用電腦。
另外一角，一名頭髮有些斑白的婦女填著一張張的表格，粗糙的手不習慣地握著筆，她似乎顯得有些困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不同於大學畢業生就業博覽會那般熱鬧喧騰、充滿活力，這兒的空氣瀰漫著中高齡失業的尷尬與無助，隱然可以嗅到這群激增的壯年族失業人口，是這波不景氣的高失業潮中相當棘手的問題。
依據主計處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去年十一月底止，台灣的失業人數達三十一萬九千人，比起去年十月，短短一個月增加了六千人；整體失業率則達到三．二三％，創下歷史新高。
統計數字還不只是這樣。若將長期失業而退出勞動市場的人口加進來，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辛炳隆說，「我們目前的失業率已經突破四％了。」
辛炳隆表示，這些激增的失業人口是因為所服務的公司或工廠關廠、歇業。在產業紛紛引進外勞、轉型或外移的情形之下，「失業族群明顯集中在中高齡勞工。」
根據勞委會估計，中高齡失業者的人數還會增加。今年加入WTO之後，對傳統農業與工業產生衝擊，國內的失業率更將至少提升○．二二％。在國內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之下，碰上全球經濟景氣循環走向衰退，中高齡失業人口短時間內不會減少，反而有可能長期性的增加。
棘手的是，長期處於高經濟成長與高就業社會，台灣對於失業者仍舊給與相當負面的評價，該有的社會救助體系卻連個簡單的雛形都還看不到。失業者除了要面臨社會無情的責難眼光外，還得面臨失去經濟來源的生活窘境。辛炳隆說，「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若不調整的話，將來生活會更不安定。」
電視新聞裡愈來愈多的搶劫、自殺、侵占公款等犯罪新聞，電視機前的民眾隱約可感受到，日趨嚴重的高失業率問題已成社會治安的隱形殺手。
大環境改變，勞動需求轉型
究竟台灣勞動市場這幾年來發生了什麼轉變，以致於失業率節節上升？
失業率升高有結構性的因素存在。自一九九五年下半年起，台灣的整體經濟雖仍處於高成長狀態，但內需傳統產業卻因產業轉型而開始低迷不振，逐漸釋出勞動力。辛炳隆說，「這些傳統產業釋出的中高齡勞動力不可能進入當時正在快速成長的高科技資訊、軟體或通訊產業，」故產生結構性的失業問題。結構性的失業問題尚未解決，緊接又遇到景氣循環的低迷難題。一九九六、九七年的金融風暴，影響一部分產業，延續至去年國內政經情勢不穩，到二○○○年底達到關廠歇業或緊縮業務的高峰。
景氣不好的確是去年底失業率突然飆漲的原因。據經濟部統計，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全國關廠歇業的企業有四百零一家，比八十八年同期增加六二．三五％；而主計處公布的十一月關廠歇業造成的失業人口占新增失業人口的八三％。（見表一）
二○○一年失業率將再突破新高。立法委員朱立倫認為，關廠歇業後被裁員的員工需經三個月才會被主計處納入失業人口，故去年底關廠潛在失業人數在今年第一、二季時會再爆發一次，「數據絕對不只這樣，」朱立倫說。
人口結構的歷史因素是中高齡族群在這兩年更快速增加的另一項原因。「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到這幾年正好是四、五十歲的年紀，」辛炳隆表示，長期來看台灣的勞動需求仍處於增加的情況，但是因為屬於嬰兒潮一代的低階技術勞動人口供給也增加相當多，所以就業人數雖增加，可是失業人數卻成長得更快。
這群曾為台灣的經濟成長打下一片天空的中高齡族群，在面對知識經濟快速發展時，因缺乏科技資訊方面的技術，失去人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104人力銀行求職服務及市場情報經理游偉誌認為，這個年齡層的族群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本來就較少；即使受過高等教育，最早也可能只有在約大二時才開始接觸電晶體，畢業進入勞動市場之後才開始進入PC時代，「他們大部分來不及也沒有資源再去跟下一個世代的人競爭新的電腦應用知識，」這成了中高齡族群尋找工作的致命傷。
104人力銀行一項針對四十歲以上就業成功數的統計，顯示中高齡族群除非擁有新的資訊科技技能，否則很難再度進入就業市場。七大產業中，資訊科技業一枝獨秀地以三八．七％的比率成為中高齡成功就業的第一名產業，而其餘的產業則只能望其項背、自歎弗如。
失業處理機制失靈
學者大聲疾呼中高齡的失業問題已不能再等閒視之，而且要拿出長遠的對策來。
辛炳隆表示，這次失業率上升不再是短期問題，台灣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只有在兩次能源危機時，因短期全球性經濟不景氣使失業率逼近三％，但長期的經濟成長率仍維持高檔，因此失業率在危機過後仍能回降。然台灣經濟開發已到一定的程度，不可能永遠維持在高成長率，「失業率上升可能會是長期的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過去的主要失業人口是初次尋職者，因此屬單純的人力資源閒置問題；然而這一次不一樣，辛炳隆提醒，「這群中高齡失業族群多為家計負擔者，因此人數繼續不斷升高的話，會造成台灣社會相當嚴重的經濟安全問題。」
與歐、美動輒五％甚至一○％的失業率相較，台灣三％到四％的數字應該算低，「可是面對失業問題我們卻比別人擔心，為什麼呢？這就表示我們社會的失業處理機制有問題，」辛炳隆說。
失靈的失業處理機制使政府無法掌握失業人口的動向，因此也無法給與失業者實質幫助。「政府如果連失業者是誰，為什麼失業，失業後怎麼生活都不知道的話，要怎麼擬定對策？」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張烽益說，歐美國家利用勞工失業保險給付來掌握失業人口，即使失業人口高，仍可找到方式來照顧他們，不致引發動盪。
相較於歐美的作法，台灣的失業保險給付卻乏人問津。根據主計處的資料，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從民過八十八年開辦以來，到八十九年五月底累積領取人數只有兩萬兩千多人，然而這段時間關廠歇業人口高達九萬人以上，領取比率不到四分之一。「很多失業的人怕被瞧不起，也不喜歡被救濟的感覺，所以就算要給他錢他也不要，」張烽益認為，領取人數少除了政府宣導不夠外，另一項重要原因，在於失業者本身的價值觀與社會加諸在他身上負面、質疑的評價有關。
貧窮社會的富人心態
就是這樣的價值觀，使台灣的中高齡失業問題處理起來特別棘手。長久以來，台灣在製造業高成長與勞動市場高度就業的情況之下，對於失業的接受度相當低，辛炳隆說，「就政府的角度來說，失業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就個人來說，失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這樣的社會價值觀，使台灣的失業處理機制仍舊存在失業者有罪的觀念，「看到失業的人，上從政府下至社會大眾都會先有一個刻板印象：這個人一定很懶惰、很不盡職，」辛炳隆說，也因此政府就算要發錢，也發得心不甘情不願，先訂定嚴格的領取補助資格限制，然後又對補助時間訂期限，「給六個月的失業給付就停了，因為政府給你半年的期限去找工作，」辛炳隆說，這是貧窮社會的富人心態。
勞委會副主委郭吉仁被問到規劃及推動政策的最大困難時即表示，政府官員與社會輿論存在著上述觀念是最大的瓶頸，因為社會上不願給失業者適當照顧與機會的心態，影響決策者和立法的預算編制，使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長期在經費與人力上嚴重短缺。
公立的失業輔導機構功能其實等同於社會福利功能，忽視這項功能等於忽視了社會經濟安全中最關鍵的一環。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第一課課長劉家鴻表示，私立的就業仲介商是拿錢幫企業求才，而政府的就業輔導機構則是幫不易找工作的民眾找到維持生活的機會。「一個是站在企業的角度看，一個是站在求職者的角度看，兩者的作業方式與角色是不同的，」劉家鴻說。
公立機構的就職媒合機率較民間仲介來得低，因此常被批評效能不彰、浪費資源。「外界忘了我們輔導的對象都是不易找到工作的一群人，這樣說並不公平，」劉家鴻說。
求職者高估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則是就服中心的另一項難題。「有些人填履歷資料，一開口就是要求薪資四萬、五萬，」劉家鴻表示，「面對這樣的求職者，即使我們知道他需要這樣的經濟來源，也只能想辦法讓他們知道市場上的現況，再繼續輔導他們去受訓或是尋找合適的工作。」
就服中心不只是輔導失業者，另一方面也要從雇主下手。「我們會用各種補貼的方式來誘使或要求雇主雇用這些中高齡失業者，」劉家鴻也不諱言，這其實是用錢來解決問題，而年齡歧視的解決關鍵還是在於整個社會的觀念必須扭轉。
在人力不足的情形下，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雖然高喊出就業輔導精緻化與個案化等理想，卻難以付諸實現，「就服站的工作員只有六十八個人，缺乏足夠的社工、心理輔導專才，我們就算想做也很困難，」劉家鴻無奈地指出。台北市是資源最豐富的大城市，其他各縣市的窘狀可想而知。
儘管全省連結的就業資訊系統——同質資料庫，至今年元月底陸續完成，將可加強就業資訊的流通；勞委會也針對中高齡低技術性失業者規劃「就業希望工程」，盼望藉由社區力量來增加中高齡失業者的就業機會，不過這些仍不足以解決問題。劉家鴻說，企業跟社會大眾必須體認到，「整體就業的大環境好，企業才有可能擴張賺錢；社會才有可能和諧。」
建立終身學習體制
中高齡失業者感歎找不到工作，高科技行業卻求才若渴。
游偉誌表示，去年四月美國網路公司吹起裁員風潮後，台灣在去年六、七月也開始反映這波網路業景氣，網路業的工作機會數減少了約二五％。但高科技業的工作機會並未因此減少。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預測，包括電腦工程師、電腦支援專家、系統分析師、資料庫管理人員及電子半導體製造業等，都是幾年內工作機會供給會快速成長的項目。
而照104人力銀行的統計，在二○○○年底不景氣的情形下，國內資訊科技業的工作機會數仍大於求職人數，供給大於需求將近七％。台灣二○○○年下半年通訊業的工作機會數約增加了五○％，而最缺乏的人才是系統軟體及硬體工程師，游偉誌表示，「去年通訊類產能開得太快，工廠蓋起來了，可是研究室卻沒有人可以setup（支援）。」
不只通訊人才短缺。經建會推估從二○○○年開始，未來六年碩士以上的高級主管、經理、專業人員，平均每年會有兩萬一千三百個職缺。
雖然高科技業鬧人才荒，可是傳統服務業包括金融工商服務業與媒體文教業、餐旅醫藥業卻呈現嚴重的求職人數多於工作機會數的狀況。104人力銀行二○○○年十一月底的統計中，三者的求職人數都比工作機會數多了約三％。
供需呈現不均原因在於人力資源投資的配置錯誤。一位學者表示，台灣的教育市場長期由公部門主導，而社會價值又以高學歷文憑為基本目標，這位學者說，「每間大學都有文學院、農學院，每個人都想拿個學士、碩士文憑；所以每年我們都會生產出很多找不到工作的高學歷邊緣人；而且，也會有一堆老闆找不到他們要的科技、管理人才。」
根據「就業情報網」報導，行政院電子、資訊和電信策略會議一份報告中指出，台灣每年電信、資訊人才需求約三萬人，但目前每年由各大專院校畢業的人數只有一萬多人，這份報告最後提到，「人才缺乏的問題，將成為我國電信產業發展的隱憂。」
面對這樣的情形，學者認為開放高等教育市場是唯一有效的解決方式。一位學者說，「讓市場機制來決定這個社會應該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辛炳隆則認為，類似社區大學的社會再教育機制，才是最終能幫助社會上所有人的方式，「未來的產業變動非常快，終身職能學習的體制建立起來，才能夠引發人力學習的動機，快速更新人力資源。」
回顧一九九三年，台灣製造業短缺約十八萬名勞工，於此同時，大學以上人口失業率則高達二．三％，比整體失業率要高。當時拿著大學文憑的人想著，「我的工作在哪裡？」而工廠老闆則是無奈地說，「工人哪裡去了？」
八年後的今天，經濟形態轉變，台灣的勞動市場面臨整體失業率升高，其中更有一群人遭遇基本經濟生活的困境。面對轉變為長期性高失業率的勞動市場結構，台灣社會必須對於進入高失業率時代做好心理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