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聞自由，香港在第三世界可謂無有出其右者，在亞洲則僅次於日本，但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特殊殖民地與國際權力結構交互作用的產物。
長期以來，香港報業一直是近代中國政治在海外戰場的延伸。不管基於歷史因素或現實環境，香港與中國的命運始終唇齒相依，港英斷無能力將國共鬥爭摒除於香港門外，故它以靈活的政治手腕，將之納入法律的架構內。只要不違法、不動搖港英的統治基礎，國共雙方大可在香港搞「文鬥」，彼此抵銷於宣傳的消耗戰中，少有劍拔弩張的局面。
港法多備而不用
換言之，港英壟斷政治舞台，居中制衡左右的力量，實行所謂「無民主，有自由」的制度，以保證香港內部的安定。凡此皆已詳析於拙文「香港政權過渡與新聞媒介轉向問題」(圓神，一九八七)。
殊可玩味的是港法數百種，擁腫龐雜，疊床架屋．而且異常嚴苛。光是規範新聞事業的便多達三十多種，港府和港督享有絕對的行政權力；如果照章嚴格執行，香港的新聞自由恐怕與一般極權體制只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好在這些法律只備而不用，或只用來防範萬一，因為：
(一)香港承傳英國民主自由的傳統，港督必須向倫敦的英國國會負責，港人可以一路上訴到英國樞密院，何況英國習慣法的判例更影響香港法院的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