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七十八歲的蔣經國總統，推動開放政策、改寫中華民國歷史的一年。
七月十五日，政府宣告解除困擾我國國際形象的戒嚴令，隨後又打通民主政治發展的組黨與辦報限制。十一月二日起，准許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政策，更使台灣在隔絕近四十載的台海關係上，掌握了新的主動位勢。
開放的措施贏得舉世矚目。一向對台灣著墨不多的國際新聞媒體，接連大幅報導，「中華民國在解嚴之後，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民主國家」、「台灣的政治革新，有助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建立持久的民主模式」……。
同時閃爍在國際媒體聚光燈下的，是推動「開放」的決策者 蔣經國總統的睿智與遠見。
「台灣解除戒嚴，允許反對黨成立，應完全歸功於蔣總統，」亞洲華爾街日報十月下旬發表專文肯定。
真定民主新基點
這樣的觀察由我國內部看來，似乎更為深刻、具體。
一位政壇人士用「暗潮洶湧」，形容開放政策經過的險阻路程。「中共的威脅始終存在，某些人因此誇大了非常時期的非常處境；而一般民眾對於民主、自由與權利的企求，又遠超過以往；地域觀念時時糾纏著政治改革……，」他縷陳。
面對錯綜複雜的政情，蔣總統終能排除困厄，奠定中國民主政治的新基點，事實上，在開明、有遠見的評價背後，還隱藏著他促成民主化的十足決心，和銳意革新的堅忍毅力。
「他不但掌握變局，帶動變局，在他心目中，對於民主化的新境界早已成竹在胸。」政大黃越欽教授觀察局勢的演變說。
誠如眾所共見，推動開放政策的過程中，當某些人士缺乏信心、疑慮後果時，經國先生總在關鍵處，展示篤定的決心；當有意無意的觀望或保留態度出現時，他又即刻在速度和幅度上殷殷叮囑。 明顯的事例是，為了如期完成「解嚴」，行政院特別在七月二日晚上加開院會，審議通過「解嚴案」。
革新、應變
而解嚴前後，社會上始終瀰漫著言論脫軌、行動脫序的失衡現象。一些憂慮國家安危、掌握國家安全的首長與黨國大老，在執政黨中常會上，甚至痛陳：政府不應該放鬆管制。
他們相信，台灣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就是依靠戒嚴體制；一動不如一靜，變，可能要承擔大風險。
十月十五日的國民黨中常會，蔣總統用「三變」明確回覆了保守人士的看法，並以此勉勵有決策能力和機會的國家領導層：
「世事在變、局勢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客觀情勢的變化，的確愈來愈快。環顧國內外，過去兩、三年間，鄰國菲律賓與韓國政情的變化，國內黨外勢力的發展，「蔣總統比其他人更深切瞭解，非要革新不可，」台大教授張忠棟指出。
早有決心毅力
對於受外力影響而革新的說法，熟知蔣經國先生的個性、經歷和政治理念的人，都不以為然。
「就像茶葉跟開水的關係，」德高望重的政評家陶百川比擬，茶葉若不具備優良的本質，任再滾燙的開水，怕也沖不出香醇的品味。
追溯蔣總統早年的經驗與歷練，的確可以為他當今主持國家大計的眼光、魄力，找出明顯的軌跡。
十六歲起，他曾留俄十二年之久。熟知內情的人指出，這段經歷不僅養成了他在心智和形體上，超越常人的刻苦耐勞，更使他對中國以後要走的道路，看得格外清楚。
一度擔任經國先生左右手的駐馬拉圭大使王昇，在一次演講中陳述蔣總統的留俄生涯：「他在俄國做過粗工、也討過飯，晚上睡在垃圾桶裡禦寒……。因此，如今面對再艱苦的環境，也不會動搖他的意志。」
代表老百姓講話
和蔣總統有留俄同學之誼的八十四歲立委蕭贊育觀測，親身經歷共產主義，親身體驗民間疾苦，「引發他相信，作為一個看得遠、看得大的國家領導人，一定要代表老百姓講話，替大多數人謀利。」
民國二十六年他重回中國之後，到中央政府遷台之前，他又在不同的崗位上，一次次接受「面對艱難，再創新局」的琢磨與考驗。
他第一次獨當一面，擔任江西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就銳意革新。他採取嚴厲手法整飭吏治、嚴懲貪污，對付地方惡霸，因此博得「蔣青天」的稱號。
民國三十六年，反共戰爭帶來生產萎縮、貨幣貶值。政府下令「金元券改幣」，改幣期間物價飛漲，商人囤積居奇，官吏貪污勒索……。蔣經國先生臨危受命，到上海「打老虎」，希望以行政鐵腕化解經濟危機。
上海是中國的財經中樞，不僅財經巨子的勢力龐大，共產黨破壞全國金融體系的計謀更是難以想像。他的打虎工作功敗垂成。
不畏強梁、不屈不撓
然而觀察家指出，透過「贛南」、「上海」等在極端惡劣、充滿困難的情況下，不畏強梁、不屈不撓向惡勢力挑戰的歷練，養成了蔣經國先生堅忍圖成的個性。
堅忍的個性，在他掌握政局的「蔣院長」、「蔣總統」時代，尤其能夠跳脫而出。十餘年前，前紐約時報亞洲通訊員趙達中，便曾在一篇專文中這樣剖析：
「他不向逆境低頭，有堅忍的意志，任何人的批評及壓力，不僅不會改變他的立場，反而使他更為堅定。」
足以印證的事例件件鮮活。
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回憶，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前，政府決定開放觀光。斷交後不久，蔣總統親臨主持財經會談。突遭外交遽變，有關主管均生疑懼，重新徵詢他對這個決定的看法。蔣總統斬釘截鐵地回答：「既定政策照常進行，不必限制。」
不畏風浪的領袖氣質
深受蔣總統信賴的總統府資政孫運璿，在經過行政院長任內長時間的工作接觸，更是體會到他「有定力、有定見，看準了目標不隨便改」的行事風格。
孫運璿清楚記得，擔任行政院長期間，一個大風雨天，他陪同蔣總統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坐直升機到外島視察。當時雷電交加，直升機下面是深不見底的山谷，前面的視野則一片模糊。有人建議回航，改日再去。「這怎麼可以？」蔣總統說。下飛機後，同行的人都面色如土，他卻若無其事，毫無異容。
事實上，愈是大風大浪、生死攸關的考驗，愈能顯露出蔣總統的領袖氣質。
一九七０年四月，他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份應邀赴美商談中美問題，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的普萊茲旅館門口，遭兩名「台獨」青年槍擊。
因隨行採訪親睹實況的資深報人歐陽醇指出，蔣經國先生當時出奇的鎮定沈著，他關心別人甚於自己，開口第一句話就問：「有沒有人受傷？」
隨後按照預訂計畫，上旅館頂樓向四百多位不知情的企業領袖，發表了二十分鐘的演講。
中外記者詢問他對台獨嫌犯的看法，他開明而誠懇地說：「如果有人反對我，並用合理的方式要求與我見面，我可以接見他們。」
回國後不久，他升任行政院長，開始大量拔擢台籍青年才俊，明確推動植根本土的政策。
聖之時者
政評家分析，他當時便充份瞭解，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不可能再返一元化權威的政治體系。面對日益昇高的政治參與熱潮，本土植根的用人政策，有效地疏導並整合了本省與外省籍的政治菁英，奠定了政治安定的基礎。
若要在領袖特質中分類，蔣經國總統無可置疑地屬於孟子眼中的「聖之時者」。
「他的觀察深入，反應敏銳，」一位曾經從政的學者由衷地肯定：「對於周圍的環境、整個時代的變化，他有改變與適應的非常勇氣與智慧。」
這種瞭解環境、認識時務的能力，使他很能辨明，國家在不同階段的處境中，那些工作更為重要。
譬如政府遷台後，他創辦青年反共救國團、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開闢橫貫公路、照顧榮民、培訓青年……。他當時選擇的這些值得做而沒人做的差事，後來證明，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在國家財政困難的民國六０年代初期，力排眾議，推動十大建設，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前瞻性眼光，尤其為人稱道。
蔣經國先生認為，十大建設是「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事。一位黨部高級主管回憶，當時籌議開闢高速公路，卻曾有反對派人士攻擊：「高速公路是蓋給有錢人用的，為什麼不乾脆把錢拿出來，分給大家？」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當今「還需要第二條高速公路」的共識下，早已不言可喻。
關心民間疾苦
至於經國先生的領袖魅力，則建立在他親民愛民、照顧大眾利益的作風上。
前幾年，美國「新聞週刊」刊出一篇他的特寫，用了一個形容「民粹派領導作風」的俄文名詞做標題。這個名詞的實質含意是－－生活樸實，喜歡接近群眾、閒話家常，關心民間疾苦。接近蔣總統的人認為，這正是他最貼切的寫照。
從行政院長任內開始，他便以「下鄉突擊檢查、探求民隱」為要。對屬下的兩個要求是，第一，事先絕不可以告訴對方，使他能看到真實狀況；第二，絕不接受招待，偶而自備便當，或者就和當地百姓「你吃什麼，我吃什麼」地打成一片。有時臨行前，連侍衛長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去那裏。
不過，一位經常隨他出巡的官邸秘書回顧，突擊仍有定向可尋。「他很少做錦上添花的事，去的都是低收入、有問題的地方。」這位秘書舉例，十幾年前，基隆的八斗子路爛如泥，需要一個港口，還需要一個給漁船加油的崗站。他視察後設法籌錢興建，並且一直追蹤到竣工。
有趣的是，在民眾日常生活的需求中，他似乎特別重視水源。無論到金門、馬祖或台北近郊，他總是問：「現在這裡的水怎麼樣？」
不可與民爭利
「基層民眾的生活太苦了！」他經常用悲天憫人的胸懷，提醒行政首長，要特別照顧大眾，尤其是低所得百姓的利益。例如，賣給漁船的柴油價格要打折扣，賣給農民的鹽要低於成本。
在財政上，他照顧社會大眾利益的理念依然一以貫之。先後掌理省府及中央財政的前財政部長徐立德，至今仍不忘他所經常強調的「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的指示：管國家財政不能打小算盤，一定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尤其不可與民爭利。
雖然一些經濟學家純就經濟觀點出發，並不認為保護和照顧符合市場原則。然而做為一個政治人物，他的理念是：改善人民生活，政治、社會便得安定；政治、社會安定，共產主義便無法滲透。
執政黨高階人士透露，他同時相信，政治就是「如何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拉攏」；而這些年來他最大的成就感，正來自於和人民之間的水乳交融。
因此，他格外注意民心、重視民意。他探知民意的管道來自黨、政、軍、情治單位首長的正式報告，以及各式訪客、民間老友、信函、書報……。以往身體好時，還加上親自出巡，對社會脈動掌握得十分準確。
視聽不被局限
年事日高，行動比較不便後，他見客的數量減少。有些人因此擔心，他的視聽會被固定的來源所局限、蒙蔽。
然而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曾經告訴友人這樣一個故事。某日午後，他奉層峰之命探望資政張群的病，三時許方才歸來。經國先生見到他就問：「晚報上的某則消息，你的意見如何？」他只好據實相告，自己還沒有時間讀報。
蔣經國總統同時是一位廣泛聽取意見，充份發揮政治藝術的領袖。 以用人為例，他重視品德與才能，他講求國家的實際需要－－在什麼時期用什麼人，對國家有最大利益。因此權力平衡是他的原則之一，早期有如，用李煥掌救國團系統、用王昇領政戰；晚近又如對副總統李登輝的禮遇，和由林洋港擔任司法院長的安排。「他對單純、簡樸的要求異常的高，」一位行政首長體會。
對於高階政治職位的安排，他常出奇兵，正因如此，輿論界的猜測經常落空。
由於他的閱歷遍及黨、政、軍、青、特各領域，集威望和政治力量於一身，觀察家指出，長久以來，已使得行政系統習於「凡與傳統觀念不合的改變都要問他，揣摩他的意向」，而缺乏勇於負責、承擔後果的精神。有人憂慮，在國家當前「進雖不易，退則更難」的處境中，這樣的心態會成為革新、進步的阻礙。
大家為他分憂解勞
執政黨完成解嚴、開放組黨之後，政治革新的步伐，正將邁向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地方自治法治化、黨務革新、改造社會風氣等工作，如果這些都能一一完成，「國人對於前途的信心，就會更加堅定，」政治學者相信。
這樣的境界如何達成？
「整個國家只靠領袖一個人有遠見還不夠，」有識之士語重心長的期盼：凡是有良心的國民、公務員、黨員，都能體念蔣總統的明智決定，知道如何善盡職份，為掌大舵的領袖分憂解勞。
唯有如此，蔣經國總統的睿智遠見，才能真正成為中華民國的遠見，也才能成為後世億萬炎黃子孫的遠見。
把我的心交給他們
十一月十四日，總統發佈人事命令：退輔會主委張國英另有任用。
隱藏在這則人事命令背後的，是蔣經國總統的失望。因為他一向呼籲退輔會同仁，要以「大慈大悲」的胸懷，來照顧功在國家的榮民。
三十年前，蔣經國先生接掌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工作時，先總統曾再三叮囑：「你必須好好地照顧退除役官兵，就像照顧自己的家人一樣！」
他一上任，立即訂下工作目標：(一)要使榮民有得穿，不要發現沒有衣服穿的榮民；有得吃，不要有吃不飽的榮民；有得住，使他們不致流浪街頭；然後再進一步，使他們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二)無論醫院、榮家或各就業安置單位，一定要能夠整齊清潔，有條理，一切都要公開。(三)不能使榮民做擾亂社會的事情。 民國四十八年，榮民的生活還很差。當時的蔣主委常常對人說：「在台北看一場電影，我們榮民要做一天苦工；喝一瓶汽水，等於榮民做半天工作的代價。」
他不時以自己見到的故事來激勵退輔會同仁的愛心。有一次，他見到一位踏三輪車的榮民，一天才賺二、三十元，要養活一家五口，每天為生活愁苦，一分錢、一口飯、一粒鹽、一滴油，都在那裡算。看到那種情境，他認為「沒有盡到自
己的責任」。
另有一次，他在台北橋邊的一座廟裡，發現一位榮民在吃施粥。他感到很難過，他認為「人都是講面子的，凡是到那裡吃粥的人都是實在沒有辦法才去的」。
反對掩飾榮民困境
對外界，他也一向反對掩飾榮民的困境。民國五十一年，蔣主委對榮民的生活有一段真率的話。他說：「今天一般榮民的生活還是很苦，許多地方還不如我們的理想，榮民有許多的困難，還沒有為他們解決，這一點是我在立法院報告的重點。我的意思是要政府和社會人士有所瞭解，同時這也是我們應當負的責任。後來看到報紙，我所說的這一段話完全沒有登載出來，所刊載出來的完全是一些好聽的話。
「看了之後，我的內心非常難過，因為在事實上有許多榮民的生活是很苦的。這種報紙如果被榮民看到，他們的心裡面又如何的感想，他們一定會說我們在推卸責任，不是在怨恨我們，就是在謾罵我們。還有許多人不是榮民，但他們看到
過榮民所過的生活情形，與我們所說的情形如果不一樣，他們也會罵我們做表面工作，不切實際。」
他深知退輔會的工作是吃力不討好的，因此要求同仁「都拿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心腸來為退除役官兵服務」。
他曾跟幾位高級將領講笑話：「政府在臺灣有兩個兵團，榮民則是第三兵團，但是這一個兵團更難帶，因為那兩個兵團雖有步兵、炮兵、裝甲兵等，但我這一兵團有各種病員，如肺病、精神病，上山則有林、農、茶、養豬等職業，下山則有種田、做工等職業。這一兵團，要想帶好不易，因為他不聽話沒奈何他，沒有軍法處罰他；你說他是退除役官兵，他說他是老百姓。」
「把我的心交給他們」
他也因此希望每一位退輔會的工作者，更有耐心去瞭解榮民，他舉例說：「我曾看過一個榮家，這位榮家主任也很好，不過有點不太懂得榮民的心理，當我與一位榮民講話時，這位榮民要想回答又不回答，而這位主任當看他的面說他有精神病，這是不應該的，由這一點很淺顯的小地方，就可以知道他們漫不經心，不知道尊重人家。」
他對「用心」的人特別感動：「我在三十七年，見到一位游擊隊長，名王斌，他非常勇敢。在一個島上，我問他，你在這一個小島上，補給困難，穿不暖，吃不飽，也沒有薪餉，你用什麼方法領導你的游擊隊呢？他答復說，我沒有什麼方法，只是把我的心交給我的隊員。「把我的心交給他們」，他的這一句名言，不是一句空話，是要用行動來表現的，這一句話，使我今天還是念念不忘！想到榮民這種痛苦，我們應當盡其所有買獻給榮民，切切實實，用事實表現出來，而不是官樣文章可以做得到的。」
在擔任退輔會主委的八年中，他有一本小日記簿，名之為「守信簿」，每天記一次，實行以來很有效果。他說：「我凡是答應人家的事情，都要設法做到，沒有做到的，也要告訴他為什麼沒有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答應。」
蔣經國先生卸下退輔會的工作後，走到台灣的每一角落，都可以碰到榮民稱呼他「老主任委員」。有一次，遇見一位擺小攤子的榮民，一定要他坐下來吃點心，也絕不肯收錢，並對他說：「您照顧我們榮民，使大家都能安居樂業，這不是錢所能買得到的！我敢說您主任委員不帶一塊錢，走遍台灣各地，到處都會有榮民請您吃飯。」
由於蔣經國總統對榮民的這份「用心」，他對目前退輔會工作的失望，也就不言而喻。
(王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