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目前的擴張和成長情況，是承平時期維持得最久的一次。大部分的標準指標顯示，過去五年來，美國的總體經濟表現一直都比經濟預測的數字還要好，也比一般預期的水準好，甚至比經濟學家認為可能達到的表現還要好。不過是五年以前，一般的想法都還認為，遠低於六％的失業率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過去兩年的失業率一直都低於五％，過去三年則都維持在五．五％以下的水準，但通貨膨脹率卻在下降。不過是五年以前，一般的想法都還認為，經濟成長的「速度限制」（speed limit）是介於二．○％和二．五％之間，根據的條件是勞動力供給成長率和勞動生產力的成長率。過去三年，生產力出乎意料地達到二％的年成長率，使得美國經濟平均年成長率超過四％，是過去二十五年的兩倍以上。更令人驚訝的是，像這樣的生產力提高現象出現在經濟擴張期的成熟階段，通常在這個階段生產力應該會下降。另一個令人驚訝之處是，企業用於資本性設備的支出強勁。這項支出的實質平均年成長率超過一○％，對整體經濟成長的貢獻，是過去五十年間每一次經濟擴張時期資本性設備支出對經濟成長貢獻的兩倍以上。企業對資訊科技的支出暴增，也提高了整體的投資：製造商的耐久設備支出中，這類資訊科技的投資所占的比重從一九九二年的三五％提高為一九九九年第一季的五五％（以一九九二年的價格來計算）。
美國經濟較預期為佳的表現使得經濟學界相當困惑 ，甚至開始有點謙卑起來。同時也引發了一場目前仍在進行中的熱烈辯論。全球競爭和科技的驚人發展是否創造了「新經濟 」，而基本的經濟法則已不再適用？或是美國的「 舊」經濟正經歷一段為期不長的「快樂」時期，而這是由好幾項過渡性因素造成的，例如，新資訊科技的普及造成生產力暫時提升，全球商品價格暫時性的持平，以及暫時維持穩健的總經政策？一旦這些過渡性的因素消失了，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反比關係是否會再度出現？或者是科技的進步和全球競爭已經永久地改善了這種此消彼長的反比關係？由新的生產技術所引發的組織結構重整一旦完成，美國經濟又會回到原先較緩慢的「速度限制」，或者是這些新科技的出現代表未來二十五年間，生產力將會持續成長？
表面看來，究竟有沒有新經濟，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很洪亮的一聲「有」。過去十年間，美國的產出、就業、投資、貿易和股市的價值中，資訊科技產業所占的比重大幅擴增。現代的各種科技以令人驚嘆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工作和個人生活。生產流程更有彈性，庫存降低，有許多炫目的高品質產品供消費者選擇，價格的彈性很大。新的資訊科技正在改變商業運作的每一個層面，從供應鏈管理和後勤規劃、人力資源管理，到銷售和行銷策略都包括在內。此外，網際網路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為商務、新聞、工作、健康和社交的一種形式 。
然而，從事生產和消費這類「舊」事務所採用的新興科技方法，是否已經讓一些基本的經濟法則失效，例如勞動力市場上的供需法則，或是勞動力和生產力的成長對整體經濟成長速度的限制？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一聲同樣洪亮的「不」。新科技和更加激烈的全球競爭也許正在改變這些法則背後所依據的因素或價值。美國經濟也許較原先所認為的更能在一個緊縮的勞動力市場下運作，而不會那麼容易引發薪資和價格上揚，但是薪資和價格的上揚原因仍有部分是受到勞動力市場的情形所影響。未來二十五年，美國經濟的成長率也許會較過去二十五年還高，但是整體的經濟成長仍將繼續受到勞動力和生產力成長率的影響。簡單地說，舊有的經濟法則也許必須重新調整，但不必全面改寫。
真正應該辯論的主題，不是究竟有沒有一組新的經濟法則，而是舊經濟法則的改變是否帶來更好的結果。事實上，要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現在還言之過早。經濟歷史學家將電腦帶動美國經濟過渡到資訊時代，比擬為早年由電力帶動美國經濟過渡到大量生產的時代。早年的那次過渡證明，重要的新科技帶來的生產力和效率的提升是隨著整個經濟體逐漸採用這些科技而緩步漸進發生的，不是突然發生的。剛開始的時候，提升的幅度也許不是很大，但經過數十年之後，就會變得很可觀。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歷史還不長。而這個經濟時代裡的網際網路時期仍在萌芽階段。的確，這些新科技的普及也許比電力的普及還快得多，從過去五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經驗就可以明白。不過，這些新科技的好處顯然還有一大部分尚未展現在我們面前。然而，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這些好處會使得通貨膨脹和失業率成反比的程度降低、生產力和生活水準的成長更快，這些都是不到十年前人們所想像不到的。
新經濟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率成反比
失業率是勞動力市場供需情形的一項指標。這個市場和其他市場一樣，當需求緊縮，價格往往就會升高。因此當失業率下降，而其他條件不變，勞動力的價格或是薪資就會升高。即使在新經濟裡，薪資成本仍是整體生產成本的主要成分，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薪資提高往往會造成商品和服務價格上升的壓力，因而造成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反比關係。而且，美國經濟在戰後的經驗顯示，當失業率降至某個水準——也就是說，當勞動市場緊縮得夠嚴重時，價格不只會升高，升高的速度也會加快。換句話說，通貨膨脹率提高了。這項實證的觀察說明了經濟學家所謂的NAIRU（the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概念，意即這個水準的失業率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率上升或下降。當美國經濟進入一九九○年代，多數的實證經濟模型顯示NAIRU約為六％。九○年代末，大多數對NAIRU的預測值都已大幅向下修正。有些經濟學家相信，美國經濟的NAIRU已經降至五％以下，有些經濟學家甚至已經開始質疑NAIRU這個概念。
曾為柯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之一、並於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副主席的布蘭德（A. Blinder），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文章中主張，約五．六％的NAIRU就足以解釋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到一九九六年中的失業和通膨的變化狀況，他的說法相當有說服力。然而，從那時開始，美國經濟的狀況顯示NAIRU較過去為低，而且持續下降。在過去三年中，通膨率已經降低——從一九九六年的年平均二．七％，降至一九九七年的二．四％、一九九八年的二．三％以及一九九九年上半年的一．八％，而失業率從一九九六年的平均五．四％，降至一九九七年的四．九％、一九九八年的四．五％以及一九九九年上半年的四．三％。這些發展使得那些對新經濟存疑的知名人士，例如嫻熟經濟發展史的克魯曼（P. Krugman），做出「長期失業率可能已經下降」的結論。
失業和通膨的關係有如此明顯的改善，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似乎有好幾項因素。首先，隨著人口的高齡化，美國的勞動人口也趨於老化，而且較年長勞工的失業率往往比較年輕的勞工低。第二，一些因素緩和了物價上漲的壓力，包括強勁的美元、電腦和商品價格下降、健康醫療成本的成長出乎意料地趨緩。第三，總體物價指數的計算方法在技術上有一些修訂，使得通膨的數字減少○．三個百分點。第四，隨著通貨膨脹率降低，在決定價格和提出薪資要求時對通膨的預估數字也跟著降低。
第五，隨著勞動力的需求強化，薪資也跟著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溫和得令人驚訝。換句話說，勞動力的需求和薪資之間的關聯性仍然存在於新經濟中，但是這種關聯性所根據的條件似乎已經改變。現有的證據顯示，造成這種改變的原因是，快速的科技變化和企業重整使得勞工的工作更缺乏保障。勞工與雇主談判時，他們重視工作是否有保障更勝於薪資的考量。這說明了新經濟的一項缺點——那就是，各項生產技術的變化，使得技能過時的速度加快，工作機會轉移；而這項缺點卻可能是造成新經濟的一項優點背後的重要因素之一，這項優點就是，失業和通膨之間的反比關係變得比較緩和。最後一點，這種反比關係的改善，也是因為新經濟最大的好處之一——那就是，勞動生產力的提升，而這一點也緩和了因為勞動力需求和薪資的提高而造成的勞動成本和價格上揚。（請參考一七四頁表一）
新經濟的經濟成長速限
底線在於，過去幾年間，許多因素結合在一起，改善了通膨和失業之間的反比關係，也降低了NAIRU。至少在這些因素中，有一些因素可能只是暫時現象，例如，保健醫療成本的成長趨緩、強勁的美元和商品價格走低。然而，那些反映新經濟運作情形的因素卻可能是永久性的改變，這些因素包括，工作機會轉移的情況增加，工作更沒有保障，同時勞動生產力提高了。現在要論斷這一切還言之過早，但如果真的是永久性的改變（這個可能性很高），通膨和失業之間的基本關係就必須修改，但不必完全改寫。
不見得只有飛彈專家或是經濟學家才能瞭解一個簡單的算術法則：某個經濟體的產出（output）的趨勢成長率，也就是所謂的「速度限制」，是勞動投入（labor input）的趨勢成長率，加上勞動生產力的趨勢成長率。直到一九九七年為止，這兩個數字的預估值通常是每年一．一％，計算的根據是一九七三年以來的勞動人口統計預估值，以及勞動生產力的趨勢成長率。這兩個數字相加所得到的經濟趨勢成長率約為二．二％。樂觀派估算的數字可能稍高，大約是二．五％左右。
除非人口統計出現意外狀況（這種可能性很低），例如，在移民政策、退休模式、死亡率或出生率等方面有重大變化，否則勞動供給的趨勢成長率沒什麼爭議性。而且，一九九○年代擴張期的經驗肯定了對未來短期內的估計值約為一．○％。由於出生率降低，以及人口的老化，這個成長率比一九八○年代的水準低很多，那時的勞動人口成長幅度約為每年一．七％，也比一九七○年代低，當時每年約成長二．七％。因此，討論美國經濟成長速限的大小，其實就是討論長期生產力成長的情形。
官方的統計數字幾乎總是相當幅度地低估了生產力的成長，使得這項討論更形複雜。根據官方的估計值，美國經濟的整體生產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所有投入（input）的增加所導致的產出（output）增加，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八年間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這證明官方的確犯了大幅低估的錯誤。在這段期間的情形是，經濟活動持續從製造業（產出和投入都能夠合理地計算，生產力也是如此）轉向服務業（產出很難計算，而生產力的估計值有嚴重錯誤）。在過去二十五年間，製造業的生產力成長持續且大幅超越整體生產力的成長，暗示在那段期間裡，占美國經濟八○％的服務業的實質生產力多半時候是負成長的。很難有人會相信這樣的結論。
計算生產力的成長還有一個困難，那就是有好幾組不同的資料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例如，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七年，製造業生產力的趨勢成長率是二．八％，非金融性企業部門是一．七％，非農業的商業部門是一．一％。而且 ，若是比較這些不同的趨勢成長率而做任何推論都是很危險的，因為這些資料來源所根據的概念並不相同。例如，製造業產出的計算方法目前包括中期採購非製造業部門的投入，而非金融部門的生產力是根據國民生產毛額的收入面數字來計算的。在過去數年間，根據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收入面數字來計算的GDP成長率和生產力成長率，都不可思議地明顯高於根據GDP的產出面數字來計算的結果。更複雜的是，同一組資料計算出來的生產力趨勢成長率也會有不同，視這些成長率是用季平均數字或年平均數字來計算而定。
在上述的情形下，對於「新經濟令人讚嘆的科技發展是否提升了趨勢生產力成長率，因而也提高了經濟成長的速限」這個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論？首先，資料顯示，在過去三年間，生產力成長率明顯高於趨勢成長率（請參見一七八頁表二）。例如，非農業的商業部門的每季資料顯示，從一九九六年以來，生產力很明顯地加速成長。根據這組資料，從一九九八年第一季到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年度生產力成長率提升為二．七％，而一九九六年第一季到一九九九年第一季之間是二．○％，一九九三年第一季到一九九六年第一季之間是一．一％。採用非金融性商業部門的資料所計算的生產力成長率也顯示同一時期內有類似的升高情況，甚至升幅更大。正如之前所提，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在經濟擴張後期的生產力成長率是很不尋常的，顯示可能出現了某種不同於以往的新事物。第二，最近的資料顯示，在目前這段經濟擴張期（從一九九一年的第一季到現在），趨勢生產力成長率為一．七％，較一九八○年代一．一％的趨勢生產力成長率高出○．五至○．六個百分點，但只有一九六○年代三．○％趨勢生產力成長率的一半左右。
最近的資料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顯示美國經濟成長的速限可能已經提高，相較於上一個世紀，每年也許會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年多增加一個百分點，將使得十年後的GDP增加一兆一千億美元——足以提升美國人的生活水準，平均每個人可以增加三千三百六十五美元。即使是向來對生產力抱持悲觀態度的華爾街重量級經濟學家羅奇（S. Roach）最近也同意，以目前的情形來看，美國經濟成長的速限提高是不無可能的。任職於聯邦準備理事會的普爾（W. Poole）長期以來一直是強硬派，但由於最新計算出來的長期趨勢成長率約為二．○％，因此他也認為「愈來愈有理由相信美國的生產力成長的確已有起色」。不過，除非我們打算在時機成熟之前就先估算生產力，否則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否定下面這項假設——過去幾年的生產力提升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最近的資料的確很令人鼓舞，但還不到蓋棺論定的時候。
最後要注意的是，即使新經濟的實質生產力成長率基本上並沒有提高，未來所計算出來的生產力成長率還是可能高於一九七三至一九九八年平均一．一％的年度趨勢成長率，提高到介於一．五％至一．九％之間，主要原因是計算價格、產出和生產力數據的技術持續改進。換句話說，就算是對新經濟不抱樂觀看法的人，也可以相信未來二十五年的生產力成長率會高於過去二十五年的水準。然而，必須是對新經濟抱持樂觀看法的人，才會相信實質生產力成長率將會持續提升，反映我們的生活水準有實質的改善，而不只是因為我們計算這些數字的技術進步了。
結語
因此，究竟有沒有新經濟這回事呢？嫻熟歷史的葛林斯潘（A. Greenspan）一九九八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哈斯商學院的一場演說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相當睿智，「無情流逝的時間將會給我們答案。」然而，時間正在流逝，而隨著經濟持續擴張，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科技的進步和全球化孕育了較佳的經濟表現：生產力成長率提高；經濟成長速限提高；更彈性地因應變動的情況；經濟擴張期延長，而低迷期和痛苦的調整期縮短；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此消彼長的反比關係更緩和。
不過，這些進步並不必然會發生，而且都可能會因為政策受誤導而面臨危機。資訊時代和之前的那些技術時代一樣，經濟的整體表現還是有部分要仰賴扎實的貨幣、財政、管制和貿易政策來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一九九○年代的經濟擴張期是本世紀三次最長的經濟擴張期之一。一九九○年代的擴張期和之前的兩次擴張期一樣，都是在一九四六年通過完全就業法案之後發生的，這項法案使得聯邦政府有責任緩和周期性的經濟起伏，這三次擴張期都維持均衡而且非通膨性的經濟成長，以及低失業率。因此從一個很重要的角度來看，政策支持新經濟的做法，歷史和嬰兒潮的年代一般久遠。
在一九九八年下半年發生的一些事件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們，穩健的政策在新經濟中的重要性。把全球經濟從一個可能會阻礙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經濟成長的金融危機中拯救出來的，並不是新科技，而是一套政策性的行動——美國和歐洲降低利率，日本通過極具意義的銀行改革法案，美國國會表決增加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經費，國際貨幣基金會協助穩定巴西經濟，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導挽救了一個大型避險基金免於破產。
如果沒有這些行動，美國即使在科技方面居於強勢領先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全球都陷入景氣低迷的情況下，還能維持榮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