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有兩個比鄰而居的人，彼此之間雖有尊卑主從，但那分界相當模糊，兩人和平相處了千年。某天闖進一群西方來的盜匪，把兩個人毆打劫掠一頓，揚長而去。忽然之間，兩個人都覺得過去模糊卻和善的關係是不對的；西方盜匪那麼強，蠻橫中透顯的力道那麼美，他們才是真理。於是，主人開始想要控制只是名義上的僕人，而僕人再也不甘屈居人下（即使只是名義上）；他們彼此勒緊了對方的脖子，至死方休。他們大可不必如此（他們也從未想過，西方盜匪對他們的影響如此深遠），只是逝去的再也追不回……。
揚名國際的大陸作家王力雄十進西藏，上下追索，花費十五年光陰書寫《天葬——西藏的命運》，被譽為迄今分析西藏問題最為宏大、深刻的著作。他總結近代以來中、藏之間的恩怨情仇時說：「進入西方的主權體系，中藏雙方的關係就不能不成為對立的。」那麼是否可能重回「東方式關係」，給中藏彼此一條活路？
《天葬》一書終章以「無法破解的局」做結，他的答案是看不到有回去的可能性。尤其是一九九五年後，中共與流亡政府之間的關係更形惡劣；達賴喇嘛垂垂老矣，年輕一輩藏獨人士逐漸走上恐怖主義之路，西藏在政治高壓之下，社會放任自流，快速腐爛崩朽……。漫漫長夜可有終了之時？作者只能設想，中共終究不會「萬壽無疆」，屆時的西藏將會怎樣？面對一個極可能是刀光血影的猜測，他也只有噤聲不語，十五年砥礪，卻換來一個不算結論的結論。
大小西藏，哪個才是西藏？
西方大砲轟碎了清朝「中央之國，四海藩屬來歸」的美夢。當英國顯露圖謀西藏的野心時，清朝猛然驚覺主權的重要。駐藏大臣聯豫說：「在閉關自守之日，以中馭外，以腹制邊，未嘗不可圖治。若值環海交通，與國鄰接，隱施蠶食之謀，顯逞虎耽之慾，則邊地一日不安，即腹地一日不固。」
於是中國在西藏厲行新政，抓軍權、改政權，大、小西藏的不同劃分也在這時出現。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以武力征服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的藏區，「改土歸流」，分由內地各省分管轄，稱為「川邊」（後稱「康區」），但千年來，「康區」即是藏文明覆蓋的區域，人為的疆界改不了自然形成的文化風俗。西藏問題難解的癥結之一在此：達賴口中的「西藏自治」是包括了康區的「大西藏」，而中共口中的「西藏自治區」則是狹義的「衛藏」（也是中華民國地圖上所顯示的模樣）。達賴喇嘛以藏民族的傳統分布為依據，有其道理；但中共也斷不可能放棄自一九○二年即已納入口袋的版圖，其中緣由，留待後表。
清朝的行動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達賴（目前達賴的前生），西藏的自由和傳統，包括達賴喇嘛自己的統治地位都受到威脅，等於從根基上毀滅西藏社會。但西藏現在也有了其他的選擇：英國人顯然更強；更重要的是，十三世達賴從列強身上也學到了現代主權概念，隨著他逃亡英屬印度，開始了以爭取西方支持為資源的近代「西藏獨立運動」，一直延續到今天。
達賴喇嘛已經退無可退
一九八八年，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提出了著名的《史特拉斯堡建議》，首次在「獨立」的立場上讓步，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保持高度自治，由北京負責外交和國防。這似乎是回到中藏之間的傳統「宗主」關係，也類似「一國兩制」，是否可以平息百年來的紛爭糾葛呢？
可悲的是，這唯一一條活路似乎也堵住了。達賴的「大西藏」構想絕不會被中共接受，即便達賴再退一步，接受「小西藏」自治的方案，也是不成；因為毛澤東已經試過一次，那次不僅失敗，還直接導致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至今不歸。
關鍵還是在漢藏雜處的「康區」。在那兒究竟該實施什麼制？毛澤東時代，金沙江以東的康區實行「農奴翻身」，打破社會等級，取消寺廟教育；但金沙江以西的藏區卻是「殺了中國人也沒有受到懲處」。同一個生活區有如此兩極的落差，康區的藏族上層人士首先暴動，引發整個西藏的動亂。
除非「兩制」之間用槍桿和鐵絲網隔絕開來，禁止人民在兩種法律和社會制度之間自由流動，否則不可能合成一國。
況且達賴喇嘛也實在是退無可退了。年輕一輩堅持更激進的獨立，流亡藏人中有相當比例來自最早動亂的康區。即使達賴喇嘛的政治智慧告訴他再靈活、現實一些，他的支持者也不答應。
看來不是中共亡，就是達賴死。除此之外，他們的目標沒有達成的可能。
「康區」是中藏關係的死結，也是縮影。明明兩個民族彼此需要、相互滲透，卻硬是扼著對方的脖子，至死方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