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曾有北一女畢業生提及你回母校演講時，告訴學妹們說你高一、高二不用功，高三才全力以赴，考取台大。這給她們很大的激勵。
答：我是回北一女去做見證。
問：你是基督徒？
答：我們家是很多代的基督徒。我的外曾祖父是台北雙連教會的第一位長老，舅公是雙連教會五十五年的牧師。基督徒有所謂的reborn（再生），就是真的自己感應到神的存在。我在高二的時候，覺得變成重生的基督徒。
問：你如何感受到神？
答：第一次是在關渡基督教書院，參加高中校園團契舉辦的靈修會，在一個滿大型的禱告會中，遭遇到生平第一次的聖靈感動，讓我覺得活在這個社會上是有意義的，不是隨便走一遭。基督徒常說，做這件事是因為要榮耀神，因為祂創造我，祂愛我，祂給我目標。從那之後，我就很認真過日子。
發揮天賦，認真過日子
問：你如何認真過日子？
答：每一個人生下來所獲得的是不一樣。可是祂就是給我這麼多天賦，我不應該浪費。這一生，不管長短，我能做什麼，我就要做多少。平常我不太講，因為人家會覺得我唱高調。像有人問我對什麼事有興趣，我會說，跟國家社會有關的事我都很有興趣。人家聽起來好像有點……。
問：那你覺得你的責任是什麼？
答：每個階段的責任都不一樣。例如學生階段，我就認真念書，做事時就努力工作。高中時，我自己認識神，覺得應該告訴別人，放假就在山裡傳福音。
進入台大，就參加登山社，我常在山裡面。因為我滿愛講話，所以覺得應該去告訴人家神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強調要盡本分，所以變得比較謙卑，覺得很多東西是神給我的，有多少東西我就好好努力。我很樂觀，我喜歡看好的那一面。
像我現在回頭看一些事情，譬如我念的是北一女、台大，成績上下起伏很大，就可以從中看到一些樂觀面，我知道成績不好的感覺，這是那些從小就得第一名的學生所不知道的；他們可能習慣第一名，不太能接受不是第一名。
小時候，我媽媽很忙，可是我們很愛看電影。媽媽常在忙完一個月、或者手中的研究報告告一個段落之後，在晚上九點鐘告訴我：「啊！我們去看電影。」然後就去看晚場電影。
我們母女倆很樂觀，常常說：我們去「趕趕看」。到了電影院，即使晚十分、十五分鐘，也從不會遺憾電影的前段沒有看到，而是很高興地說：「你看，我們今天來看電影。」我們家的氣氛很樂觀，因為媽媽一直是看起來很高興，我們會受感染。
我媽媽從來沒有要我去做什麼。事實上，她對我的希望就是身體健康、平安快樂。她從來沒有給我壓力或期許。
為什麼我取名「憶如」？就是「如心意（憶）」的意思。她只要我快樂，做我想做的事。
發現自己、做自己
問：為什麼你那麼喜歡看電影？
答：電影反映人生，你不覺得嗎？在電影裡可以看到很多的人生。電影很新鮮，雖然比較誇張，看電影才能跟得上時代的脈動。
問：你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答：我覺得人生最可貴的是真理。
問：可是真理是很難知道的，你如何知道什麼是真理？
答：對，很難知道。可是我還是覺得它是最可貴的。
問：生活上，你如何知道什麼是真理？
答：生活上，對自己很忠實是一件很truthful的事情。所謂對自己很忠實，是在不侵犯別人的條件之下，你自己真正是什麼，然後就做你自己。
問：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麼、能做什麼？
答：這很難追尋。常常有人到了八十幾歲仍在尋找自我。你要追求自我的前提是要有自由；沒有自由，就到處受限。我因為從小生長在非常自由的環境中，be whatever I want to be（就很想要做我自己），去find out what I am （去發現我是什麼），這是家裡給我的自由度。
問：你覺得你跟母親相像嗎？
答：我覺得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們都很樂觀、積極。我做很多事情是不太看結果的，她也是。這有點像準備考試，你盡力了，有時候考六十分，當然會覺得很傷心；但一般來講會考八十分，有時候運氣更好，可以考九十分；甚至有時候你幾乎都會，還可以考一百分。因此，可以enjoy（享受）的其實都是process（過程）。
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要積極、盡全力去做，所以我辭掉台大的專任教職。
不要陷入無解的矛盾方程式
問：那麼母親對你究竟有哪些影響？
答：我的母親除了曾任教於台大經濟系三十餘年，同時亦在政府財經部門工作二十餘年。母親治學及工作態度嚴謹、認真；日常生活中，則處處可見她的勇氣、智慧、效率及創新。母親之於我，是良師，更是益友及知己。
我在台大政治系就讀的第三年，開始選修經濟系為輔系，並修習母親當時在台大經濟系講授的課程「總體經濟學」。往往一大清早起床，只為了去教室占位子，當時上課盛況，歷歷在目。不會忘記的，更是從那一門課的啟發，我認知總體經濟政策目標的多樣化與衝突性。在有限資源及無限需求的矛盾中，「選擇與取捨」，是技術，也是藝術。
培養「選擇與取捨」的能力，是母親給我終身受用不盡的資產。經濟學最根本的概念便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經由將經濟學實踐於生活中的母親，我自幼便學習如何在魚與熊掌之間做選擇。從小我說我想要這樣、要那樣，媽媽就會跟我說，那是矛盾方程式。在經濟學中，矛盾方程式是無解的，要求的是一個最適選擇點。
母親尊重我的選擇、信任我的決定，這在我大學的四年中，有個很明顯例子。大學一、二年級時，忙於社團活動，我的時間及精力都沒有用在課業上，很多學科都是勉強過關；但在大三、大四的兩年裡，我不但每學期修習政治、經濟二十幾個學分，而且平均分數達八十八分、八十九分的水準，創當時台大政治系記錄。對於這些，母親均看在眼裡，卻因信任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從未批判。這種態度，培養我自我判斷及做決定的能力，也養成我自信及獨立的個性。
問：你的父親曾是台大政治系教授，母親也在台大經濟系任教三十餘年，你大學主修政治，輔修經濟，剛好是你爸爸和媽媽專業領域的結合。
答：對，我覺得政治學和經濟學都非常有趣。大三時，我最喜歡的課便是政治思想史，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啟發了我開始念書的原動力。在芝加哥大學修經濟學博士時，我最喜歡的課則是經濟思想史，當時主修的領域一為國際貿易與金融，另一就是經濟思想史，跟從一位思想史大師、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史笛格勒（G. Stigler）教授學習。思想史的生動有趣在於，你可以看見幾百年來人類思想的改變。是事件的發生引導人改變了思想？還是因為思想改變，才改變人的行為，以致發生一些事件？不論從政治思想史或經濟思想史，你都可以看見以上兩項的交相作用，政治與經濟比較對照之下，則更為有趣，譬如經濟學上所爭論的政府該不該干預市場，事實上便和政治學上所討論大政府或小政府有極密切的關係。
在最適的選擇點選擇
問：那你的人生怎樣抉擇？
答：抉擇是，在你能達到的範圍之內，選擇讓你覺得最有報酬的事情。
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事情。像大一、大二時我選擇社團，所以沒怎麼念書；到大三、大四我選擇念書，四個學期都名列前茅。台大圖書館位子搶得很厲害，所以我必須在八點開門時，就進去搶位子，上完課再回圖書館，每天待到晚上十點半、圖書館關門我才走。一個禮拜七天都在讀書，與大一、大二的生活完全顛倒。我決定要這樣做，就會很容易投入。
問：你的生涯選擇如何？
答：我是看自己在每一個階段應該做什麼，然後再發揮我的潛能。不是為了自己一定要成為最好的，因為很難定義什麼是最好的。是追求錢？還是追求名？而是讓神挑到我這個人，在每一個階段內，最不辜負祂給我的天賦。
我沒有特別的生涯規劃，而是看在什麼時候、自己做什麼最有用。就像經濟學，在有限的資源下，你有基本的預算，必須在這段時間選擇走這條路，還是另一條路？你口袋裡就這麼多錢，你必須選擇買多少X和多少Y？
有時候，可能三年前的最適選擇，現在卻不適用，所以你必須換選擇。依據這樣的原則，我大學時念政治、經濟，可是覺得商科的東西還不夠，所以出國念MBA。念完芝加哥大學後，繼續念經濟學博士。畢業後，我究竟要在大學教經濟學或財務學？我會思考：台灣缺什麼？台灣可能較缺財務學的人才，因此財務學應該比較好。
問：你的家庭與事業如何兼得？什麼是你的最適選擇點？
答：如果一定要選的話，不能像社團與學業那樣，只選一個。家庭與事業兩樣都很重要，不能有一樣完全放棄。
問：總會顧此失彼吧？
答：我想花在上面的時間如何過的品質很重要吧，這有點是針對女性所講的話題。我不太喜歡談這個話題，就很少有人會去問男性：「你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
問：那你有沒有找到人生的最佳選擇點？
答：到目前為止，我覺得走過的每個階段都是我最想要做的。譬如我念經濟、企管碩士，瞭解財務與市場行銷，交一些MBA的朋友，MBA的朋友與學經濟的朋友不一樣，著眼點不同。
即使走過的路不是最完美的，也沒有關係。你嘗試過、你盡力，然後你得到多少，上帝會給你，這是我的信仰。
問：你擔不擔心新公司明天會如何？
答：《聖經》上說：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你看路上的花草，上帝尚且給它們露珠，你何必擔心會過不了明天？物質的東西可多可少；多的時候，車子開好一點的，少的時候，車子開差一點的；屋子也可大可小。物質的東西是有彈性的，不要出門就要講排場。
問：在求學過程中，芝加哥大學的教育對你有何影響？
答：在芝加哥大學受教於史笛格勒教授，對於兩百年來經濟學的理論發展與社會實證之間的互動，有相當深的體認，也從而瞭解不論今日經濟學多麼數理化，終究是一門研究人類行為的社會科學，不能獨立存在於實驗室中。經濟思想史從兩百年前亞當史密斯的政治經濟學念起，與我大學時最喜愛的政治思想史，有許多互相輝映之處。在芝大求學時，尤其碰上中國大陸開始經濟改革，對於制度的改變，所引起的種種社會經濟變遷，是我時常與老師、同學互相討論、思想交流的主題之一。
在芝大的另一門主修則為國際貿易與金融。選擇這個領域是基於國際貿易對台灣的重要；而金融，特別是國際金融，則是台灣人才較缺的一環。博士論文則專攻匯率動態及貨幣政策之理論與實證，尤其偏重預期心理的影響。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杰可伯富倫可（J. A. Frenkel）為當今國際金融貨幣學界頂尖學者之一，我是他當年在芝大所收的最後一個學生。他在一九八六年離開芝大後，曾任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研究部門總裁數年，現任以色列中央銀行總裁。
杰可伯對我的影響亟深，我因為和他是對門鄰居，常有機會搭他便車上學，從他那裡尤其學到「在壓力下正常工作」的能力。平時學生找他談論文，或艱深的數學公式，他都要求我們不得攜帶紙筆，且須和他同時跑進跑出研究室，還要能一邊用「路人都聽得懂」的方式去對他提出問題，或辯護自己的立場。記得我有次告訴他：「你給我們壓力太大，以至於我昨夜夢到你對我說：在一分鐘內告訴我論文的重點。」以為可以博得一些同情，但他卻只笑笑說：「結果呢？你在夢中辦到了嗎？」
我在近幾年，常上電視叩應節目，記者及主持人告訴我，他們認為我很適合上叩應節目，因為我常可以在時間的壓力下簡短作答。我的指導教授在這一點上對我的教導，倒是始料未及。
任教紐約，培養國際視野
問：那麼在美國教書多年的經驗裡，你又得到些什麼？
答：在芝加哥大學的最後兩年，一邊準備博士論文，一邊也在系上擔任講師，在經濟系大學部開授「總體經濟學」的課程。學生素質很高，每次上課都是挑戰。但這兩年的教書經驗，也使我日後教書駕輕就熟。一九八六年畢業時，我拿到美國八個學校的聘書，最後選擇了位在紐約曼哈頓的紐約市立大學。選擇這裡的一個原因是對紐約心存嚮往，因為她的人文氣質與多樣性，也因為它是金融重鎮。另一個考慮，則是因為她有經濟及財務學系，可以有理想的環境，兼顧我對財務及經濟的興趣。我後來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六年，由助教授升至副教授，與系上五十幾位同事保持極好的互動關係，包括在一九九○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馬克歐維茲（Markowitz），亦與我在同事的六年間，有極多討論分散財務風險問題的機會。
紐約任教六年，最大的收穫便是培養國際觀視野，能客觀思考台灣財金問題。藉由多次的國際會議，我一方面磨鍊自己做研究的能力，一方面建立各式各樣的國際關係。另外，在這段時期內，也認知風險時代的來臨，對於各種財務避險工具、衍生性金融產品的研究，也是工作的重點。我到紐約的第三年，有一篇論文發表於《美國財務學刊》，這是由美國財務學會所出版的期刊，影響力相當大，也奠定了我更加往財務金融領域發展的一個基礎。
制度與共識是成功的關鍵
問：你曾參加過數十場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演說，也因此結交許多世界各國學者，才會共同籌組公司，這些會議帶給你怎樣的啟發？
答：因為參加國際會議，常有機會較客觀地去評估台灣的問題。另外，參與美國的亞洲研究，因此有機會早在一九八○年代便與中國大陸有所接觸。當時他們對我們的瞭解仍十分有限，只是羨慕我們的經濟成長及外匯存底。他們對台灣所走過的路，雖然欣羨卻也有著諸多疑問。藉由討論，我也常去思考不只是台灣，而且是整個大中國經濟圈的種種問題。這對我後來的各項工作，助益甚多。
問：你在一九九三年回國任教，後又擔任台大財務金融系所主任兼所長，這段行政經驗讓你有何體認？
答：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回到台灣大學，進入財務金融系。擔任一年教授以後，次年經由選舉，接任台大財務金融系所主任兼所長，任期兩年。經由這項行政經驗，深刻體認公共事務固然需要有力的領導，但制度的健全及共識的培養，更是成功的關鍵。例如建立口試制度於台大財研所的MBA招生程序中，便是靠著系上同仁共識的達成，得以順利推行。
台灣惡補風氣興盛，近幾年來，甚至大學部學生亦須經過補習，否則不易考入研究所。其結果，MBA學生往往較偏向會考試，而非具靈活思考能力者。針對這種弊病，任內建立口試制度。做法為筆試先錄取兩倍應錄取名額（現已改為三倍），再對這些學生加以口試，口試、筆試計分各占五○％。當時口試制度尚屬新創，尤其是五○％的口試比重，引起外校、外所及社會的關切，擔心是否會因此產生「走後門」等不公平的現象。對此，當時全系同仁發揮集體高度智慧，事先共同設計極為完善的口試制度，杜絕不公情事的發生。事後媒體亦對台大財研所口試制度的成功，予以好評，今日此制度已在台大及外校被廣為引用。
另外，為加強國內與國際研究交流，舉辦一九九四及一九九五兩屆台大財務金融國際研討會，分別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及凱悅飯店舉行。兩次均在︽美國財務學刊︾刊登邀稿新聞，並給與八篇每篇兩千美元之最佳論文獎，並分別邀請財務方面之諾貝爾獎得主來會中演講。這兩次會議均有六百多人報名參加，引發熱烈參與。加強產官學交流，建立共識。另外，在五年前，財務金融學界人士，一般而言與證券業關係較密切，但與其他金融業，如銀行或與政府，則關係較少。這是與經濟學界相當不同的一點。為求改善，積極舉辦座談會，促進兩方面的溝通與瞭解。在舉辦國際研討會時，除四十八篇以英語進行之學術研討外，更同時進行十二場實務專題座談。對於外國的參與者，則為他們準備實務座談之英語同步翻譯，使得一方面國內產官學界可用中文盡興討論，國外學者又得以很快進入情況，瞭解台灣的金融問題，據以提出他們的看法及建議。
問：你為何在去年選擇辭去台大專任教授職位？
答：辭去專任教職是很不得已的決定，我也覺得十分可惜，還好我仍在系所兼任，並沒有真的離開台大。
辭去專任教職的主因是，依現行規定，國立大學教授不得兼任私人公司負責人，若我擔任顧問公司總經理，按規定便須辭去專任職。這也是魚與熊掌不能得兼的例子吧！
問：那麼你為什麼選擇顧問公司先於台大專任教職呢？你的專業生涯規劃又是如何？
答：我沒有特別的生涯規劃，而是看每一個階段，自己做什麼事能發揮最大的用處。我想這和我基督徒的信仰很有關係。我相信不論一個人的天賦有多少，也不論人生的長短，都應該盡自己的責任，好好努力，才不會辜負自己與生俱來的一切。以目前的情況而言，我覺得成立一個研究國家風險（country risk）的顧問公司，可能可以就我所學，對社會提供更多服務；因此只好辭去專任教職。
問：你對國家風險為何這麼有興趣？
答：我覺得相對於企業風險及個人理財風險，研究國家風險的人比較少；但國家風險的評估，卻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東亞金融風暴後，就更顯而易見了。譬如台商知道要國際化，投資理財也知道要分散風險於世界各國，但究竟每個國家有不同程度的風險，若貿貿然從事投資，可能虧損極大。在全球資本整合的今日，國家風險的研究工作因此更加迫切。
問：談談你,目前所開設的新均衡顧問公司？
答：裡面的成員都是各國學術界出身，或仍在學術界的研究人員。成員中有些是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也有一些是這十幾年來，在國際會議中認識的朋友，但這些成員基本上都還是各自在不同的國家工作。我們之所以會想共同成立一個小型研究機構，最主要是大家志同道合，也有一點理想和傻氣，希望可以提供素質高，而又不是以營利為目標的研究成果，能夠服務社會。另外，基於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瞭解，我們也常感慨，在國際上，對於一個國家客觀的評估，並不是那麼容易達成的，我們因此也希望在這方面，盡一分力量。譬如我在台灣，希望藉著這個研究公司，讓美國的多國籍企業多瞭解台灣，也希望我們的台商對外投資時，多讓他們瞭解及評估目的投資國的風險。
問：可以由哪幾個要素來看國家風險？
答：一般而言，國家風險包括政治風險及經濟風險，但所謂的風險並不單純地指﹁不確定性﹂，而是某種不確定性所可能引發的損失。因此，固然有些客觀的指標可做為衡量國家風險的標準，以經濟風險而言，有經濟成長率、成長穩定性、通貨膨脹率、外匯存底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對每一個特定的投資行為而言，國家風險可能都是不一樣的，因此需要個案的評估。譬如以印尼去年初大幅貶值而言，印尼盾從一九九七年六月一美元對兩千四百印尼盾，貶值至一九九八年一月最低的一美元對一萬五千印尼盾，以客觀標準而言，印尼的﹁國家風險﹂非常的高，但以有印尼盾負債，美元收入的企業而言，則印尼當時的國家風險相對甚低。因此，我們現在替企業所做的國家風險評估，就是除了客觀分析目的投資國的一般風險之外，還會針對企業本身已有的投資情況，去評估這個國家對這個投資行為所帶來的風險。
問：如果當初要你們幫忙評估基金要不要進入大歐洲，你會如何評估？你會給什麼建議？
答：確切的建議，一定需要經過仔細的評估，才可能有答案的，但直覺而言，我們當時可能會建議投資的時機稍微緩一緩。第一個原因是匯率，當時新台幣對美元的價位為三十五，以長期均衡匯率指標來看，當時己經是超貶了；換成歐洲的貨幣，較易遭到匯兌損失。第二個原因是當時歐洲股市空頭的跡象相當明顯，主要是受俄羅斯金融風暴的拖累。俄羅斯在當時外債金額高達兩千億美元，創國際金融史上紀錄，據估計，其中有五百億是欠德國的，整個歐洲股市的風險是相當高的。
台灣的國家風險在哪裡？
問：你如何看台灣的國家風險？
答：現在看台灣將來的風險，最主要還是我們能否建立健全的制度。台灣自去年十二月選舉過後，股市下跌幅度很深，尤其相較於世界其他許多國家股市反彈，更顯得問題重重。但股市短期的波動並不代表經濟發展，目前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健全股市，改善經濟體質。在一個經濟體制的運作過程中，政府並非不能干預市場，問題是，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干預手段是否與長期的市場趨勢一致，要是逆勢而行，破壞了市場機制，則不但拉抬股價之短期效果未必能達到，更會顯現長期干預之後遺症。
去年八月，香港政府大戰投機客，捍衛港元及股價的成功經驗，給提倡「干預有效」的人士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但是，即使與長期趨勢背道而馳的政策，也不是不可能獲得短暫的成功，但卻是一種賭注，要冒著風險劇增的心理準備，這些都得賴天時、地利、人和等的配合。當初香港政府這場干預之後，美國帶動的全球降息風潮使得各國股市大漲，香港股價也因而順勢上揚。香港政府的成功，因此建立在「運氣」的成分上很高。
台灣很多干預股市的措施就是從當時港府捍衛股價時開始。「平盤以下不能放空」「銀行護盤買進的股票可視為長期投資」等政策陸續出爐，即使這些政策能發揮短期效果，也不是長久之計，一定得選擇適當時機放掉，以免太多不當政策干擾市場運作，反而造成風險。
問：以貿易的角度來評估台灣的國家風險呢？
答：我們看到這幾個月來，台灣出口大幅減緩，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當然也會影響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但是經濟成長減緩，並不代表國家風險就高。經濟成長本來就是隨著景氣循環，會有高低波動，正如春夏秋冬的大自然循環一樣的。
問：中國大陸的未來如何影響台灣？
答：台灣去年相對於東亞各國，表現真的不錯，除了我們體質較健全，過去的市場機能較受尊重，中小企業也較靈活外，也有些是運氣的成分。因為我們最重要的出口對中國大陸、美國、歐洲，都沒有受到太大的金融風暴的影響，他們對我們的進口也因此沒有大幅衰退。相對於新加坡，其實新加坡體質甚佳，匯率相對亦貶值甚多，但經濟衰退的程度則相當嚴重。這是他們受到出口國經濟衰退的影響所致。因此當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時，台灣的成長亦會受到影響。
問：中國大陸會經由哪些方式影響我們？
答：最主要是經由我們對中國大陸出口的衰退。東南亞和大陸產品的同質性較高，競爭性也因此較強。東南亞開始復甦的時間雖然還不確定，但已看到復甦的跡象，等跡象更明顯時，大陸受到直接的衝擊，台灣也接著受到影響 。這些影響並不是像財務面、股價、匯率等反應那麼迅速的，而是要經過一、兩年以上的時間。
另外，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時，除貿易外，也會影響到大陸市場的內需。內需減少會影響到一些在大陸設立內銷工廠的台商，事實上，這部分的影響已開始顯現了。
大陸投資要有中長期抗戰的準備
問：那該怎麼辦？已經有那麼多台商到大陸設廠。
答：去年初，我參加很多場座談會，有機會便提醒在場的企業家要降低在大陸投資的規模，不要擴張。因為不論人民幣是否貶值，大陸的不確定性是很高的。東南亞雖然已開始顯現貿易的出超，但其實即使像泰國、韓國等出超最明顯的國家，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出口增加，主要是進口減少所造成的出超。這表示他們即使匯率大幅貶值，許多多國籍企業仍心存觀望，還沒有開始大量轉移他們的進口訂單，等東南亞較確切地穩定下來，大陸的出口一定會受到影響。因此，以目前的時機而言，台商去大陸投資要非常小心，且有中長期抗戰的準備，以防短期波動時所造成的傷害。
問：除了外來的競爭，大陸還有什麼其他的不確定性？
答：大陸這幾年都維持高成長，但也同時在加速推動國有企業民營化。朱鎔基在前一陣子將民營化的步驟稍微緩一緩，否則原本已經非常嚴重的失業問題更要雪上加霜，可能引發許多社會問題。
另外，大陸雖積極擴大內需，但結構上太偏基礎建設，尤其是硬體建設，民間消費及民間企業投資都在減緩中，這對其經濟成長也有傷害。最重要的，大陸是計畫經濟體系，缺乏市場自我調整的靈活度，其經濟規劃原本都是以過去幾年的高成長率做為基礎。一旦成長率無法維持，環環相扣，便容易產生大起大落的情況。相較之下，台灣雖會受到衝擊，但只要我們不自亂陣腳，即使成長率減緩，也會較為平順。
問：台灣的缺點呢？
答：台灣的確問題也不少，譬如最近浮現的許多制度上的問題，如交叉持股，借殼上市等等，這些問題逼著我們去改進。我們也應該正視問題，不要飲鴆止渴，反而去製造更多未來的問題。我常覺得台灣的人太激情，好的時候一片大好，像去年初，不顧國際金融情勢險惡，台灣股市在全球市場中一枝獨秀；不好的時候，大家又都悲觀得不得了，以為台灣沒希望了。我們眼光要放遠一些，評估要客觀些，對自己的信心會因此強一點，才不會總是過度反應。
問：既然台灣有這麼多內外在環境的問題，今後一、兩年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答：以基本面而言，我覺得優秀的高級人力仍是台灣最大的資源，也是我們四十餘年來教育投資的成果。有人說台灣已沒有廉價勞工，也因此沒有競爭力了。但我認為仍是有的，台灣有相對價格低廉的高科技人力，政府在這方面很有貢獻。過去在高科技人才的投資，現在得到兌現。我很贊成政府在大學所實施的低學費政策，這是台灣很大競爭優勢的來源。觀察過這麼多的國家，我覺得台灣這一點真的很特別。我們看到許多家境貧窮、可是腦筋不錯的小孩，靠著自己的努力，開出一片天。我相信這是我們義務教育與大學學費這麼便宜所致。另外還有一個優勢是台灣的中小企業。政府並沒有給中小企業太多扶植，但中小企業有點像路邊石頭縫蹦出的小花，可以自己想辦法活下來。台灣有這種在險惡的環境中求生存的精神。另外，我們的科學園區和工研院，也沒有那麼容易被模仿。都是我們相當獨特的優勢。
劉憶如檔案
學歷：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企業管理學碩士
研究專長：
●國際金融市場、總體經濟學、多國籍企業外匯風險、央行貨幣及外匯政策
現職：
●美商新均衡顧問公司（New Equilibrium Consulting, Inc）總經理
●商鼎財經顧問公司總經理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所兼任教授
●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
●經建會諮詢委員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所教授、主任兼所長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財務經濟學系副教授
●財政部金融革新小組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