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文摘自《華麗的告解》一書，李安當時52歲，四大國際影展已得了三大，人生站在最高峰上。李安談到自己拍《臥虎藏龍》時發現了中年危機，也聊到了每一部電影的主角其實都是他自己。
電影之路上，李安有過低潮，長達六年的失業，全是靠著太太的支持。現在的他，以《臥虎藏龍》、《斷背山》、《色戒》等作品享譽國際，一路走來，他又是以什麼樣的心情面對呢？
以下為摘文：
後來他去美國伊利諾大學念戲劇系，之後念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然後結婚生子。李安曾說，他喜歡強悍聰明獨立堅貞的女性，那就是他太太林惠嘉的性格，後來李安失業六年，是靠太太撐了下來。
「我念書時沒想到會留在美國做電影，但畢業作得了獎，反應很好，經紀人跟我說誰誰找我，或有人看了說：『我們來拍片。』就很有希望，這個不成那個又起來，希望跟失望交互運作。所以我那時決定留在美國，並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承諾。」
希望與失望交替的六年中，他不肯找工作，怕如果做了就是一輩子，再無拍片機會。這期間，他也偶爾去幫忙拍片、看器材、當劇務，但都不靈光。有次他去做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看他去擋圍觀的人群，就開始笑。人群裡一個非裔女人還凶他：「敢擋？我找人揍你！」他連忙走開，後來只能去搬東西。「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低潮時，他開始胡思亂想：「要不然就是老天爺在開我玩笑，我只是來傳宗接代的，說不定我兒子是個天才。」太太從沒要他去找賺錢的工作，這一點，他十分感激。
「我身上有一種懶筋，如果我在想一個東西時，我沒辦法去工作，講起來很沒出息，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呆，也沒想到多好的idea，六年就這樣過去，整個人像垮了一樣。可是想到一個東西跟人家很不一樣時，也會有自信心。若沒有這股自信，我就去找比較務實的事情做了。我對我的天分是有一些自信的，可是人家會不會看到、我會不會有作為，我沒自信。」
就在最谷底時，機會來了。他的劇本《推手》和《喜宴》在台灣得了新聞局優良劇本獎，中影先拍《推手》，一九九一年得金馬獎，九三年《喜宴》又得了柏林影展金熊獎，李安的國際導演新人生就此展開，之後的作品一路得獎不斷。
回頭再看那低潮的六年，李安說：「經過那六年，大家比較尊敬我，因為我是苦出來的。也因為年紀增長，對電影的瞭解也比較成形。如果我三十歲前拍電影，一定是有天分，但對世界、對人生的瞭解非常有限。如果畢業第二年就有片子拍，成績可能不會比現在好。」
李安連拍三部國片，之後拍《理性與感性》，是他首部西片。他赤手空拳到英國，跟大明星艾瑪湯普森、休葛蘭等人合作。李安是片商洽談的第十四位導演，最後，他們選了一個可以帶來不同觀點的人。
這些演員都有很強的學經歷和自主性，時時挑戰這個華人導演。「我就是硬著頭皮做，怕也沒用。人家問你怎麼辦時，你還是要跟人家講。我確實是有想法的，只看他信不信我那一套。那時我的權威還是會非常被挑戰的，上從製片，中到明星，下到工人，都有挑戰，有時真有過不去的感覺，所以很難受，自尊心受打擊，拍到一半之後才慢慢好了。」
他是這樣一點一點為自己掙來導演的尊嚴，他後來想，「執導西片時，反而讓我第一次自覺到自己是東方導演。雖然在細節和血肉上，我要儘量模仿學習西方，做到標準，但在眼光與情感表達時，我開始比較自覺，如果又和西方一樣，不但拚不過，也無新意，要能夠取勝，就得發揮我們的長處。」
這層體會，使得他後來不斷進步。雖然他覺得自己在美國社會裡，過得跟紐約Flushing（法拉盛，華人聚集地）的台灣人沒什麼不同：去那兒吃中國館子、在中國超市買菜、在家說國語、往來的親友以老中居多、看《世界日報》（聯合報美洲版）的頻率也遠比《紐約時報》高得多……。
李安的助理李良山說，其實現在已不是李安融不融入美國社會，而是美國社會想跟他合作、想知道他的觀點，因為有太多影劇界重量級人士帶劇本來找他合作。幫李安做事的人，常常必須幫他委婉擋下這些索求。
有空時，李安很願意自己看看那些劇本，譬如《斷背山》，劇本多年前就寫好，但一直沒人要拍。李安看了覺得有意思：「它最吸引我的是裡面講：『我們現在剩下的只有Brokeback Mountain（斷背山）了。』看到這裡我就很想做。我覺得人總要抓住一個事情，感情才能夠寄託，斷背山對我來講，就是這個。我沒正面拍過愛情片，斷背山是個奇怪題材的愛情片，可是它在西部片裡本來就該存在，卻從來沒人拍過。大概就是需要一個不識相的外國人去拍出來。」
說起李安似乎常常做這樣的事，他笑：「有個影評說我很善於拆穿美國神話。我不願這樣想，因為這樣好像很冒犯人家。不過有時人家講，我是拿一個題材然後把它twist（扭轉），我覺得我不是twist，而是還原。因為現實生活裡它本來就是非常真實的故事，只是在西部片裡卻變成一個相反的素材，相反它又相成，大家會想看，我也很想拍，因為它既新奇，又有很根本的東西。」
「還有一點是我幾乎拍完才意識到，它也是整個故事裡最有力的一件事，跟missing（失落）有關。它不是一場你可以去強調、把它拍出來的戲，而是你拍所有的東西去強調那個不存在的一場戲。就是他們的愛情戲。他們的愛情是missing的，你經過人生，然後發覺這是愛情時，其實你已經miss掉了，那是一種很悵然的感覺。不管用愛情或別的講，人生到了某種年紀，都會被那種感覺印證。」
李安的九部作品中，有兩部是同性戀題材（《喜宴》和《斷背山》），他說：「《喜宴》對同性戀碰得不那麼多，我真正檢驗的是那五個角色對事情的反應。這次我比較進入同性戀的核心，因為它講愛情、講性。同性戀我覺得有意思的，除了它阻礙很大、剝除阻礙後，你見到的是很純的愛情。還有，就是做為一個（異性戀）男性，同性戀對我們來說，是既害怕又想瞭解，又不願去面對的東西，它的私密感、微妙性、扭曲性，讓它很有意思，我會對男同性戀比女同性戀更有興趣，因為它更有感覺，你去探討它會不舒服，會更有吸引力。」
其實每一部電影的主角都是他自己。好比他拍《臥虎藏龍》時，就把男主角李慕白當作他中年危機的代言人。只是他那時已經很成功，危機是什麼？「典型的危機是你身體走下坡，知道人生不是一直往前衝的，你會想還有什麼沒做？對人生有很多檢討、需求，對很多東西的貪欲，也會浮現出來。年輕時一心想拍片，心情不複雜，精力用不完，但拍到《臥虎藏龍》時，開始嘗到中年危機的滋味。」
後來怎麼解決？他苦笑：「主角都死掉了，悲劇結局，所以無所謂解決，只有抒發。就像颱風一樣，過去了，收拾一下，天又晴了，一直到《斷背山》拍到上路以後，才慢慢悄悄地走了。」他笑。
李安站在時代廣場讓我們拍照，他背的書包，是類似台灣書包大王的那種五十年代高中生背的。他說，他念紐約大學時開始用，壞了再買一樣的。拍《斷背山》時，書包已經起了鬚鬚，助理到唐人街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只十八美元。愈來愈難買，因為沒人要用了。問他為何不換別的，他說：「還是這種最好用啊。」
-2005.10
本文節錄自：《華麗的告解》一書，董成瑜著，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