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新加坡創辦的華裔館，最近交出第一張成績單，出版《海外華人百科全書》。向來，海外華人研究就像一盤打散的拼圖，視野局限在個別區域的華裔社群。華裔館邀集五十多位華洋學者執筆的這部四百頁巨著，首度勾勒出華人移民史的全貌。對於台灣讀者來說，最新鮮的閱讀體驗或許在於從中發現台灣與海外華人社會的共通性。
從這本書可以看出，在東南亞華人社會，新舊華裔移民由於國族認同和政經利益的衝突，族群分裂曾經是普遍的現象，情況類似台灣的省籍衝突。經過冷戰反共的長期分隔，不論新舊移民的國家認同都趨於本土化。
但八○年代起，華商海外投資和港台流行文化兩股力量，使東亞各地華人熱烈展開串連，出現「再度華化」的趨勢，與本土族群的關係也就不免重新緊S。
華裔漢化，程度不一
台灣古諺有云：「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意思是早期渡海來台墾殖者，大多是單身男性，就地娶原住民女子為妻。今天本省籍的漢人，多少都帶有原住民的血統。
這種現象並非台灣獨有，而是早期東南亞華人的共同寫照。他們的後裔自成獨立的族群，在泰國被稱做洛真（Lukjin），在越南稱明鄉（Minh-haong），在菲律賓稱做混血兒（Mestizos），印尼稱做土生華人（Peranakan Chinese），星馬稱做TT（Babas）或海峽僑生（Strait-born Chinese）。
這些華裔的漢化程度不一，大致說來都不大會講華語，飲食服飾和習俗信仰也摻雜土著特色。國家認同方面，他們對中國沒什麼情感，效忠西方殖民宗主國或居留國。然而，不論他們是否認同華人的身分，土著都把他們歸類為華人。
十九世紀末，中國再度湧現移民南洋的浪潮。由於輪船取代帆船，攜眷同行不再險阻重重，因此被稱為「新客」的後期移民性別比例相當平均，不再需要與土著通婚。
這些純華人血統的「新客」移民家庭，高度關心中國政治，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對日抗戰，一直都是重要的後援。他們堅持保有中國的國籍與華僑身分，不願歸化僑居地，期望終有一天落葉歸根。他們熱心創辦華文學校 ，使用中國的教材，鼓勵子女回中國升學或探親，使第二代新客延續對中國的認同。
土生華裔與新客移民相斥又互助
隨著新客數量與財力的壯大，土生華裔難免受到威脅；但面對土著的排華意識，又需與新客攜手對抗 。究竟傾向敵對或合作，各地不盡相同。
十九世紀越南的阮式王朝，頗為接納土生華人，還允許他們參加科舉應試，因此「明鄉」的高官輩出。對於保存越南的傳統文字（喃文），明鄉華裔居功厥偉。他們完全被越南同化，例如一九五四年到六三年的南越總統吳廷琰，便站在越南人的利益，無情打壓華僑經濟勢力，儘管他是明鄉華裔。
菲律賓的中菲混血兒，一直與純血統華僑互為經濟競爭對手。純血統華僑屢遭西班牙殖民政府屠殺和驅逐，以致菲律賓華人很少有世居超過四代以上的。中菲混血兒則在華僑被驅逐後接收其經濟勢力，成為菲律賓的精英階層。他們深度投身本地政治，菲律賓國父黎剎、第一任總統羅哈斯將軍、前總統艾奎諾夫人，都是中菲混血兒。
星馬的TT或海峽僑生，則深受英語教育洗禮，以大英帝國臣民自居。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時，他們組織志願軍，協助英軍攻打中國。二次世界大戰時，新客華人捐錢給中國TT荅卻捐錢給英國買飛機。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同樣是海峽僑生家庭出身。他在英國劍橋完成學業，三十多歲從政後才開始學習中文。長期以來，新加坡的政局被兩個對抗的集團所牽引，一邊是接受英語教育的執政精英，一邊是華文學校出身的在野人士。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海峽僑生和新客移民的鬥爭。
而印尼方面，在荷蘭殖民政府蓄意的種族分化政策下，土生華人被隔離於土著社會外。他們的服裝被規定與土著有別，居住和通行也受到限制，只能住在都市的華人區，無法自由進出土著的鄉村。土生華人註定無法跟印尼土著同化，與菲律賓或越南大相逕庭。
把客地當故鄉
本世紀之交，純血統華人大舉移民印尼。他們掌握荷蘭當局開放鄉村的良機，在鄉村發展高利貸和零售業，很快就豪商巨賈輩出。土生華人意識到，他們無法跟純血統華人競爭，難免滋生怨懟。
純血統華商由於深入內地做生意，得以結識地方實力派軍頭，例如曾任中爪哇軍區司令的蘇哈托。一九六五年蘇哈托政變奪權後，這些華商成為蘇哈托家族的生意伙伴，幾乎壟斷印尼經濟。
一九一八年的排華暴動，帶給土生華人極大震撼，立場出現分歧。有些如同星馬的TT，期待殖民政府關愛的眼神，主張強化對荷蘭的效忠；有些則寄望中國做後盾，與億萬中國人同聲連氣，對抗三千萬土著。
這群大中國主義分子，鼓吹土生華人學習華語，重新漢化，聯合新客華人協助中國抗日。他們拒絕接受荷蘭國籍，因為這樣中國就無法名正言順保護「僑民」。然而諷刺的是，響應回歸中國深造的土生華人，最後幾乎都重返印尼，因為無法適應「祖國」的生活。
隨著東南亞獨立建國，不論新客或土生華人，國家認同都轉向居留國。原因是中國大陸被赤化，新移民的來源中斷，與中國臍帶相連的「新客」成為絕響。而僑居者落葉歸根的希望也破滅，不得不把他鄉當做故鄉，跟台灣外省人的處境相似。
此外，面對土著高漲的排華情緒，東南亞華人發現，中國根本不足為恃。在反共的政治環境下，尋求中國的奧援成為禁忌。中共更修改國籍法，撇清「護僑」的義務。
從清朝制定第一部國籍法以來，一直採取血統主義的認定原則，只要雙親有中國人，不論子女在什麼國家出生，都是中國國民。所以海外華人普遍持有雙重國籍，名副其實的「四海都有中國人」。東南亞國家對此反應激烈，無法忍受境內華人懷有「第二種忠誠」。在外交政策高於僑務政策下，一九五五年中共通知東南亞華僑，在中國和僑居地兩者間，只能保留單一國籍，迫使華僑放棄中國國籍。
融合之路布滿荊棘
種族融合是條布滿荊棘的曲徑。國籍歸化問題還算小，如何扭轉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拉近宗教信仰的差距，才是更大痛苦的開始。
在東南亞諸國，泰國曾經對華人最不友善，泰王拉瑪六世公開詆毀華人是「東方猶太人」。早在本世紀三○年代，泰國便率先打壓華商、扶植土著經濟勢力，並勒令華校關閉，強迫華人歸化。
但走過這些痛苦，如今泰華兩族的融合堪稱東南亞的典範。華人幾乎都改用泰國姓氏，宗教信仰又與泰國佛教相通，除非刻意強調，否則幾乎跟泰國人沒區別。
泰國的政治就是商業，金權與賄選橫行，為華商參政創造良機。上屆泰國總理挽限就是在中國出生，本名馬德祥。國會議員則有三成是商人，大多數是中泰混血兒。可以說，連最容易挑動族群敏感神經的政治領域都完全接納華裔。
馬來西亞起步較晚，經過「五一三排華暴動」的教訓，一九七○年始制定「新經濟政策」，強迫華商讓出股份給馬來人，假借各種配額證照箝制華資企業，大學名額也都保留給馬來學生。
畫家楊仁齡的心路歷程，很能反映華人的苦悶。世居馬來西亞的楊仁齡說：「在先人和自己都認做祖國的地方（馬來西亞），我突然發現自己淪為次等公民，覺得像是外國人。」文化歸屬感的喪失，使他有三年未提筆作畫。
二十年後，華、巫（馬來）兩族的經濟差距已拉平。一九九一年馬哈地總理揭櫫「二○二○年宏願」，取代「馬來人優先」的新經濟政策。馬哈地保證要締造一個「族群融合的馬來西亞國族」 ，並呼籲馬來土著提升為「新馬來人」 ，「不再因為你是土著，就有求必應。」華人對馬哈地的宏願報以熱烈支持。
大中華經濟圈浮現
一九八○年代起，華人跨國界交流逐漸升溫，引起亞洲各國側目。港台的影劇節目和流行音樂，成為華人社會的共通文化。流風所及，連禁絕中文的印尼也擋不住碟形天線和進口錄影帶，將港台流行文化帶進華人住家。而泰國華人也掀起學習中文的熱潮。
在更高的文化層次，新加坡開始倡導儒家思想，推廣講華語運動。少數民族不免感到緊張，憂慮新加坡放棄多元種族的理想。
與亞洲華人「文化統一」和「重新漢化」平行發展的，是大中華經濟圈的浮現。台港商人轉戰東南亞，東南亞華商前進中國大陸，交織成綿密的華人企業網路（有人稱為「竹網」），將大半個亞洲納進勢力範圍。
一些暢銷書大作文章，從約翰奈思比的《亞洲大趨勢》、《宋氏王朝》作者西格雷夫的《太平洋盆地的霸主》，到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都把華商做生意和投資描寫為血緣、宗族和祖籍取向，排斥非我族類，形成封閉的網絡。
同時他們還暗示，華人商業網絡唯中國利益是瞻，構成「看不見的中國」的一部分。蘇哈托女婿普拉伯沃將軍，去年五月唆使暴徒姦殺擄掠印尼華人前，就曾在軍隊散發《太平洋盆地的霸主》，鼓動仇華意識。
無論如何，台港商人南向投資，從股東伙伴到管理幹部都找當地華裔，土著被冷落在旁，是不爭的事實。東南亞華人資金外移，競向中國祖籍原鄉報到，也是不爭的事實。華人與土著的融合，不免產生芥蒂。
就拿卜蜂集團為例，雖然總裁謝國民苦心解釋：「無論卜蜂集團到哪裡投資，都會高舉泰國國旗，以身為泰國人感到驕傲。」但卜蜂做為投資中國金額最多的外商，仍然激起泰國人的憤慨。
在中國和居留國之間海外華人如何定位，仍有待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