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庭裡曾經痛苦過，可那痛苦同時推動著我成長，也成為一個對他人苦痛有更多想像力的人，那幾乎是我經生命磨練而得到的，最美好的部分。
別人給的標籤，無法決定我是誰
我在心理領域的學習過程裡，不斷地拆解對於家庭的傳統概念，試圖尋找在角色以外，「家庭」裡更基本的互動。
我在一個如此不同的家庭當中成長，然而在重新回首時，卻理解到，家庭結構的不同，並未使我成為一個孤僻、冷漠或是有心理障礙的人。傳統科學工作者不斷研究在他們眼中「出問題」的個體，從中汲取我們與一般人眼中相異的地方，然後將這些「不同」貼上標籤，相信是這些不同，使家庭產生了「病變」，反倒難以估量家庭在因應壓力與改變時所做的努力。
我們太過注意顯而易見的傷口，卻因此看不見更多從傷口當中復原、甚至過得更好的人。
痛苦，推動我成長
重看生命歷程時，我看見自己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仍然不斷前進，為家庭盡可能地付出，爭取實現自我目標的機會，在跌倒後仍然一次次地站起身，堅持著尋找自我。那些使我得以不放棄自己的力量，從何而來？
在這樣的疑問下，我開始親近家庭韌性的概念，提問的不是家庭裡有哪些危險，而是在歷經危機和挑戰時，家庭如何產生新的因應方式去適應，甚至運作得比原來更有彈性。
當家庭處於危機之中，經常會歷經「重組」的過程以因應危機，而在這過程中，家庭如何看待這些壓力，便是適應的關鍵。這些態度經常是時刻變動的，有時某些因應壓力的方式在某個時期有效，在另一個時期看來，又成了家庭或個人發展的阻礙。我們無法將保護嬰兒的態度用以因應孩子離家上大學的挑戰，與其執著於分辨如何避免風險，不如將家庭視為一種動態的歷程：一個家庭在不斷因應環境變化與挑戰的過程中，會逐漸發展出韌性。
就如同我的家庭經歷離婚與隔代教養的挑戰，反倒讓我有機會解構對家庭的想像。我終於可以真實地重看自己身上的痕跡，不只是「缺陷家庭」中的極端值，也不需隱藏任何一段經驗，我可以痛苦，但卻同時痛快地活著。家庭給予的，不一定是正面、溫暖的才有意義，我無法躲避在自己家庭當中努力掙扎的過程，也無意美化，試圖增添一些正面、積極的形象。
我在家庭裡曾經痛苦過，可那痛苦同時也推動著我成長，成為一個足以獨立生活與思考的人，也成為一個對他人苦痛有更多想像力的人。那幾乎是我在生命中經磨練而得到的，最美好的部分。
原來，我一直盡力在把愛找回來？
我還記得是什麼時候放下了對自己近乎嚴苛的自責。
大三下學期，與老師做了一次討論。那時，即便我已經著手進行訪談，開始親近家庭韌性的觀點，但是對於自己曾被退學的事件卻始終過不去。我難以卸下當時虛耗家庭資源的罪惡，生命太重，我還在學習用什麼樣的角度重新愛我的家庭。
在這個時候，老師開了口。
「現在你還覺得被退學是自己的錯嗎？」老師問，「我覺得你應該更正面地去看待它，那個時候你面對了那麼多的壓力，大可以選擇顧好自己的。我們也看過很多這樣子的人啊，有人因為家裡面的紛擾躲到國外去，也有人趕快交了男女朋友從家裡面逃出去，或是把自己埋在書本裡面，藉著階級的翻轉去讓自己跟家庭有所區隔……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可能？」
我想像自己放下家庭、專注於自己的模樣──不，完全無法想像。即便不再感覺對家庭的自責，也不再認為家庭的厄運因我而起，然而，一想到當時在家庭裡掙扎著的家人們……我說：「我……如果那樣子做，我就不是自己了。」
「對！你沒有這樣子做！你選擇了回到你的家裡，去把家庭擔起來！你沒有只顧及自己的需求，那是現在這個社會鼓勵的，但你沒有這樣做，你選擇了『利他』。」老師說。
「但那個決定，我並不覺得出發點是真的『利他』無私的。」我心虛地說，「我覺得那樣的決定，是為了彌補自己小時候在家庭中感受到的自責……」
大概就在那個時刻，我才看見自己在家庭中的行動──那樣地投身，需要多少的力氣在背後推動！
在想著自己從小所感受到的「自責」時，赫然理解我口中所謂的自責，源自於我對家庭的責任。然而，為什麼我如此在意自己的責任？那好像便是我和父親最大的差別了。正因為在意，相信家庭中蘊含了愛，而且願意盡力把那些愛找回來，所以我能夠存在於這個位置上，並堅持身為家庭的一分子。
「所以老師，是不是在我決定回到家裡，償還那些想像中虧欠家庭的一切開始，家庭所帶給我的韌性，在那一刻就開始運作了？」我問。
不需要任何回應，我心裡很明白。
穿越惡土家庭成長的我
好像是這樣，我從如此不同的家庭走來，所經歷的一切，使我的感受比別人更深刻；而當自己終於走過，便無法對經受著相同處境的任何一個存在視若無睹。
我行動的理由並非想去救贖或補償什麼，而是發現到在那些看似艱難的環境下，隱藏著多少未被表達和看見的愛，而我想盡一點棉薄之力，引領著這些人看見生命中的美好。或許就如同家族治療專家華許博士（Froma Walsh）在《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一書中所說的：
關於韌性的一項弔詭之處是，最糟的時刻也可能引出我們最好的一面。厄運與痛苦的經驗可能激發藝術上的創造力，也可能喚醒家庭成員了解到親人的重要性，或促使他們彌補舊傷、重新安排生活中的輕重緩急、尋求更有意義的人際關係與生命目標。他們可能在經歷毀滅一切的危機之後，覺得人生更有意義，也更能同情別人的不幸。這種經驗也可能激發一個人積極參與改造社會，希望讓別人免於同樣的痛苦，甚至可能讓一個人終身投入助人工作或致力於爭取社會正義。
而我還在實踐的路上。
本文節錄自：《標籤不能決定我是誰》一書，莊詠程著，寶瓶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