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上半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最惡劣的時代；而二十世紀下半又是最富足、最好的年代。現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我們看到所有秩序的瓦解，包括經濟秩序的瓦解、政治秩序的瓦解。目前世界上大概有四十個地方有軍事衝突，四○％的國家經濟衰退，到了今年底大概有五○％的國家會陷入經濟衰退，可以預見整個經濟衰退的狀況正在擴大。所以一開始來看，二十一世紀可能不太樂觀，會不會發生大災禍正考驗著人類。
不過二十世紀上半的兩次大戰把人類嚇壞了，所以大家都在慢慢地「蠕動」，看能不能蠕動出一個新秩序，只是現在還看不出來。所謂的「蠕動」是指每個國家都需要調整自己，以後的世界不再是獨霸，而是「五元結構」——中、美、歐、俄、日，兩強三小的政治世界（雖然美國一直不太願意接受）。如果各國調整過來、接受這樣的結構安排，新秩序就會慢慢成形。
在思潮方面，也是慢慢由亂而定。一九七○年代至今，整個思想界大亂，什麼都不談，只談慾望；國家也不談，而是把個人極大化。這種把個體極大化的思考方式，助長了整個社會的失控。現在思想界對這種極端個人主義展開反思，開始走向比較穩、比較古典式的思考。愈來愈多人傾向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觀。
大體上，科技文明在這個階段已經到頭了。科技一直在支;經濟的結構和發展，現在看來已經停頓下來。電子工業的發展幾乎已經到頭了。過去我們相信如果能在世紀末前解決生命科學的問題，世界上的一切問題都會獲得解決。這絕對不是開玩笑，一旦生命問題可以解決，糧食問題、貧富國家的差距、戰爭和衝突統統可以解決；不過現在看來，這個科學夢還是難圓。
目前是到了一個瓶頸，基本上人類的文明發展到某個階段以後，沒有更大的開創性就會走到這個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就是發展到某一個局面，走到一個僵局，沒有辦法再下去了，只好打成一團。我只希望人類的心腸變好一點，在瓶頸期的衝突減少一點，才能避免更大的危機。
我對二十一世紀還是抱著審慎的樂觀。因為目前大的國家都看到二十世紀前半的慘痛經驗，但人類又還沒有進化到心胸開闊的階段，新秩序也還未誕生，所以還是會有摩擦與緊張的局面。秩序的形成很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歐洲很想建立一個新秩序，弄了凡爾賽合約；也有很多很偉大的人物想要弄出一個新秩序，可是看起來有了，砰的一聲又沒了。一個社會要變得民主很難，專制很容易，因此台灣現在還在打打鬧鬧。國際社會要民主更難，國際社會的民主考驗著國際和平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要超越過去歷史上人類所有的共同問題，必須改革心靈，認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那一套是不對的；必須在兩者中間找出一套，人類可以持續進步，富國可以幫助窮國，然後在這種新秩序中，人類社會才可以重新架構。
資本主義已經行之數百年，科技進步、自動化的結果，不再需要那麼多人去工作。例如一個工廠過去需要一萬人，現在只需一百人，剩下的九千九百人就失業了。目前歐洲就是這種情況，經濟一直成長，失業率也一直增加，整個工業的生產架構就是往這個方向走：工作的人愈來愈少，沒有工作的人愈來愈多。
以後會有些人一生下來就注定沒工作，可是富裕國家的經濟沒有垮掉，還是一直在成長。這會變成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國家經濟一直在成長，可是有不少人沒有工作、沒有錢，就得挨餓。在一個天堂的國家，有人會變成乞丐，這是什麼國家？所以歐洲人開始有工作要share的觀念，甚至有些讀書人在談，將來有一天不管是誰，只要長大了，政府就得發薪水。當不需要那麼多人從事生產、經濟卻持續成長的時候，「工作」就需要重新被定義，也許追求自己人生的意義就是一種工作。這時候已經不能再說因為這些人懶惰不長進、沒有才華，所以才找不到工作。這種傳統觀點已經說不通了，台灣現在還是用這個舊觀念在思考問題。
台灣的麻煩是，從戰後至今半個世紀以來，台灣人從未思考自己的問題，反正台灣很小，我們就在大海當中跟著世界漂。至於要有怎樣的思考、面對世界的變化要有怎樣的看法，台灣完全沒有自己立場的思考。我們沒有真正文化的主體性，只管抱著美國大腿，看美國怎麼想、怎麼反應，我們就照著做，連歐洲怎麼想我們都不管，有時候台灣比美國的保守派還要保守。波灣戰爭一打，台灣好像還滿高興的樣子，這是什麼心態？全歐洲人民都反對，連最像美國的英國都有一半的人反對。美國有八○％贊成，台灣大概有九○％會贊成，台灣比美國還美國，我覺得這是滿大的危險。
即使台灣對世界資訊的接收管道變多了，但也是選擇性的接收。台灣舊的一套思考方法是安全倚賴美國、經濟繁榮要靠美國和日本，所以我們的思考邏輯都是跟著美國最保守的那一派，而台灣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美國和日本聯合起來把中國打死。可是萬一美國和日本不理我們了，該怎麼辦？要和誰去做朋友？對世界的變化要怎麼反應？我們完全沒有自己的思考立場。台灣不僅是經濟倚賴美國，更是政治、經濟雙重倚賴，這是台灣的危機。
（徐子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