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要求分裂，群眾並不分裂；政治要求團結，群眾會更團結。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三合一選舉再度證明了這樣的事實。長期存留於台灣社會的族群問題與統獨問題，經過這次的投票檢驗，顯然已經到達一個需要撥雲見日的階段。
民主的進步，無非是嘗試以多元的協商方式，並且以相互尊重的平等態度，共同解決社會內部的矛盾問題。在政治封閉的年代，族群猜忌與統獨對立，誠然對文化心靈構成深重的傷害。這種傷害，伴隨著政治迫害、語言歧視與文化壓制的政策而加劇，到今天還有許多人抱持受難受害的情緒，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個朝向更開放境界前進的社會，是不是要繼續停留在悲情的時代？一個即將跨向二十一世紀的國度，是不是要把歷史問題攜給未來的世代？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也許可以為這些問題帶來啟發性的思考。
認同，不需要放棄自己的過去
李登輝總統選擇在投票的前兩天提出「新台灣人」的口號，已被公認是具有震撼性的政治宣示。李總統可能不是「新台灣人」一詞的原創者，不過，確實是經由他使用這樣的口號，才使得陷於膠著狀態的兩黨對決找到了突破點。究竟他是基於選戰策略的考量，還是族群和諧的願望，現在似乎不易推測；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提出口號之際，呼籲整個社會應該走出悲情。
他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島上的住民都應該思索如何卸下歷史包袱。所謂新台灣人，便是要勇於超越舊日的苦難形象。
對於習慣以悲情歷史為主要訴求的反對黨而言，可能一時還無法確切解讀新台灣人的意義。在戒嚴時代，民主運動者曾經強烈訴諸於痛苦的政治記憶，藉此喚醒本土的台灣意識。無可否認的，在追求民主開放的萌芽之初，這種命運連帶感的訴求確實鼓起了無以名狀的巨大浪潮。
如果要評估台灣民主運動的意義，則台灣人意識的營造，在那段蒼白時期可以說發生極大的作用。憑藉這股本土意識的力量，反對運動者成功地組成了政黨，從而解除黨禁、報禁，終於使森嚴的政治閘門啟開。
台灣人意識是反對運動者的重要資產，這是必須承認的；但是，「台灣人」這個概念並非靜態的，更不是一成不變的。民主運動突破政治悶局之後，為台灣社會引進生動活潑的自由空氣。這種蓬勃景象不僅表現在政治、經濟方面，也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在島上各個廣面角度流動穿透，這種發展漸漸在舊有的台灣人概念上進行改造。
在過去，台灣可能是一個苦難的象徵；在今天，台灣一詞開始產生新的意義，例如民主、開放、和平、希望。也就是說，台灣與台灣人再也不能以窄化的眼光來看待。
解嚴十年以來，「台灣人」再也不是本省人能夠壟斷使用的專利，社會內部的不同族群與不同世代都對台灣產生認同。如果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度，則許多人對這個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發生自然的情感，就不是值得訝異的事了。
因此，台灣若是屬於寬容的地方，認同台灣不必然要說純正的福佬話。凡是在台灣出生的，並且要在台灣定居下去的，無論他們使用的是外省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言，自然都是構成台灣人的一分子。
要認同台灣，並不需要放棄自己的母語與文化傳統。島上所有族群所使用的母語，都應該是屬於「在地」的語言了。
「新」是心理狀態的調整改造
過去在戒嚴文化當道的時代，反對運動所強調的本土，可能帶有抗爭的意味。
這種緊張的情緒，似乎可以在現階段多元化的社會緩弛下來。放棄抗議的情緒，並不表示要放棄歷史記憶。不過，總是還有一些保持高度潔癖的台灣意識論者，始終把本土當做一種神聖的符號與圖騰，甚至對於苦難與悲情的記憶仍保持無以釋懷的眷戀。社會在成長，他們拒絕成長；歷史在前進，他們拒絕前進。
這樣的情操值得尊重，但是不能拿這種情操來概括認同這塊土地的台灣人的全部情感。
新台灣人的概念，能夠立刻被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接受，正好顯示了台灣社會正在凝聚一個共同願望。走出悲情，絕對不是要遺忘悲情，而應該是說要超越悲情。不要把苦難當做僅有的政治標記，更不應該拿苦難來傷害不同政治理念者的情感。新台灣人的「新」，絕對不是對照時間上的舊，而是對照心態上或心理上的陳腐；從舊到新，是一種心理狀態的調整與改造。
要朝向改造的道路，並非只是要求寬容而已，還要對台灣社會的性格有全新的認識。
必須認清的一個事實是，島上住民的新認同不斷在塑造之中。一個外省人可能繼續使用他的母語，也可能還在懷鄉，更可能主張與中國統一；然而，他對這塊土地產生的情感，絕對絲毫不遜於任何一位強烈的本土論者。
如果懷鄉變成永恆的憧憬，如果統一變成他一生的理想，試問本土論者能夠包容這樣的人嗎？
台灣將會朝著全新國度的方向邁進，這個國度是不是就是所謂的台獨，現在還未能確知。
新台灣人的概念既然在台灣社會逐漸建構起來，則台獨的內容勢必面臨徹底的調整。排他性的、苦難型的台獨，顯然已經不是新台灣人能夠接受的了。獨或不獨，是台灣的重要議題。不過，這樣的議題能否經得起挑戰，首先必須通過新或不新的檢驗，經不起檢驗，便註定要變成歷史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