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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工潮衝蝕企業

文 / 王章旭    
198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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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工潮衝蝕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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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曾經有一個西方新聞媒體引用日本人的話報導:「勤奮的南韓勞工,是世界上唯一讓日本人感覺自己仍是懶惰的民族。」

在幾年前,南韓一家大造船公司的社長接受美國「新聞週刊」訪問時,很自豪地說:「南韓的勞工勤奮而且熱愛工作,他們並不因為工作時間長而有怨言;反而會不高興我們不給他們加班工作。」

今天,情況不一樣了。南韓勞工不再是日本人眼中比他們還勤奮的民族;南韓的企業家也不敢再對外發表這種被勞工認為「壓榨勞力」的論調。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南韓執政黨的總統接班人盧泰愚發表「民主化宣言」以來,隨著社會各界的民主化浪潮,南韓的勞工也不再默默地苦幹,他們開始為保障自己的權益與企業主抗爭。

先罷工後妥協

從六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十日,南韓全國各地一下之間爆發的勞資糾紛與罷工工潮達二百六十三件。從南部釜山與蔚山工業區開始發生的工潮,很迅速地蔓延到江源道的礦工、筆山與仁川港的碼頭工人與各地的公車司機;由紡織工人揭開罷工序幕後,造船、汽車等重工業部門的勞工相繼跟進,到八月中旬,連中小企業與技術密集的電子工業也受到波及,而且「先罷工後妥協」已成為共同模式。

南韓排名前十大的企業集團中,八月間先後有現代、大宇、三星、樂喜金星等四大爆發了大規模的工潮。去年以來橫掃美國市場的「現代汽車」,甚至因為衛星工廠的罷工,影響到零件的正常供需,在八月十二日宣佈無限期停工與出口。

不斷擴散的工潮,已使南韓的大企業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不僅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陷於停滯,造成龐大的減產與出口損失,更成為南韓民主化的新挑戰。

由於工潮漸漸走向暴力化與長期化,已使南韓政府當局感覺事態嚴重,決心不再坐視。八月十一日勞動部長李憲琦警告說,如果工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與民生經濟,政府將動用公權力,依法嚴懲煽動工潮的野心份子。第二天,南韓警方進駐工潮最嚴重的蔚山與昌原工業區,全面封鎖勞工示威的現場,阻止工潮走上街頭。

南韓當局希望能在九月初大學開學以前,遏止工潮的繼續蔓延,否則工潮不免與學潮串聯,一旦由地方的工廠擴散到都市街頭後,會比六月間的群眾暴動更難控制。

非單純勞資糾紛

事實上,最近南韓工潮已不是單純的勞資糾紛,激進反對勢力與左傾學運份子滲入工廠,鼓吹勞工揭竿而起,抵制企業主的剝削,使工潮的本質更形複雜。近年來,南韓治安當局已偵破不少大學生偽裝勞工就業的案例;而是最近警方介入干預後,逮捕的激進工潮的策動者,竟然是登記有案的「運動圈」學生;許多在七月間已達成合解的勞資糾紛,甚至被左傾學運份子挑撥,在八月初又重新爆發。

基本上,大多數響應罷工的勞工,只是要求資方保障他們最低的生計、合理的工作條件,以及健全的勞資關係。他們並不要求資方一次全面接受,但至少要拿出改善的誠意。南韓勞工長期累積的不滿情緒,大致可歸納出以下三個原因:

一、工時長,工資低:根據南韓勞工總會的調查,一九八六年南韓勞工每週平均工作時間是五十四點八小時,是全世界工作時間最長的。工作時間長與工資低,在這個國家的勞動市場一直是個惡性的因果循環。而且為了企業的生產成本與價格競爭力,南韓財經當局多年來也抑制工資上漲。

一九八五年,南韓的反對黨與在野勢力曾經做過一次統計,當時南韓的一千三百萬勞工中,有五百五十萬人的每月收入低於十萬韓圜(當時約合一百一十美元)。

過去兩年來,隨著工資的上漲(約一0%),情況已稍有改善,但是廉價勞工仍是這個新興工業國家對外競爭的最大本錢。為了求取溫飽,南韓的勞工不得不自我犧牲,拚命加班延長工作時間,才能維持最基本的每月十三萬五千圓的單身生活開銷。

南韓企業界一向採行的「差別待遇制度」,使白領的管理階層與藍領的基層勞工待遇平均相差了一倍,近年來雖已致力於縮小差距,但仍難撫勞工的不平。在工潮中,勞工要求與白領階級享有同等的獎金、休假與福利;他們也要求資方加薪的步調,應該趕上生產力與利潤的成長。

泯滅人性的管理

二、非人性的管理:南韓的企業一向以傳統大家長式的領導統御來管理;這種管理制度講求絕對服膺權威,也可說是傳統的民族性使然。但這種權威的管理只能運用在集權的統治時代,在民主思潮普遍覺醒後,傳統的管理被視為泯滅人性尊嚴,招致勞工的反抗。

今年五月曾經應邀訪韓的國內一家國營企業負責人,對南韓企業的管理方式就很不以為然。他舉例說,南韓有一位軍人出身的公營企業董事長,他的鐵腕作風被批評為近乎「狂人」。他規定冬天工廠裡的溫度不能超過攝氏十八度,有一天他巡視工廠時,發覺暖氣開得太強已過十八度,於是把管理幹部召來,不由分說地用穿著厚重工作靴的腳猛踢這位幹部,這位幹部吭都不敢吭一聲。

南韓這家國營事業的管理方式,普遍存在於其他的公民營企業;而且多年來,南韓企業主始終認為權威的軍事化管理,才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唯一方法,他們忽視了人性管理的重要。在管理階層上行下效、層層壓制之下,最基層的勞工成為非人性管理的最大受害者。

三、工會與法令不健全:過去,南韓的大企業都以南韓式的獨特管理而自豪。他們認為,這種服膺大家長權威領導的制度,可以結合員工的向心力,視公司與自己是一體,毫無怨言地替這個大家庭效命。企業主始終相信,勞資雙方有了「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後,沒有工會能夠維持和諧。因此南韓企業家一向排斥勞工組成工會;而且徒具形式的工會,也發揮不了應有的功能。

過去一個半月來,勞工在工潮中除了要求提高工資外,便是要求解散現在的「御用工會」,由勞工以民主方式選舉組成真正能代表勞工意見的「自由工會」。

政府也應負責任

南韓勞工認為,過去在資方授意下組成的工會,幹部都由資方委任,往往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與資方妥協,使勞方的意見無法透過工會的管道充份反映。長期累積下來的不滿情緒,終於藉由民主化的浪潮一舉傾洩出來。

工會的績效不彰之外,相關法令對「勞動三權」與最低工資也沒有明確的規定,使勞工在申訴無門之餘,又缺乏基本的法律保護。南韓當局在大財閥的強大壓力下,始終不願在「勞動基本法」中明定最低工資的金額,使資方有恃無恐地剝削勞工。

一直到勞動部長李憲琦發出警告之前,政府當局對頻發的工潮只採取了中立的態度,希望勞資雙方自行協商解決。當時,政府曾一再呼籲勞方自我節制,並暗中對大企業家施加壓力,要求資方對勞工的要求妥協。

但是一向與政府權力糾結不清的大企業,並不理會當局的壓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名譽會長鄭周永,堅持強硬而不妥協的姿態,並指責政府也應負起大部份責任,因為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太快,讓企業界措手不及;許多大財閥甚至異口同聲要求當局提供低利優惠貸款,他們才有能力提高工資。

南韓勞動部統計,一個半月來的工潮已造成了一千多億韓圜(一億餘美元)的減產,以及五千五百萬美元的出口損失。南韓經濟專家還擔心會導致出口衰退、削弱國際競爭力、投資意願低落、助長企業界的投機心理等負面效果。

南韓的經濟學家對企業界提出忠告說,要防患工潮於未然,洞察勞工的不滿於機先,與預測經濟景氣、市場動向等一樣重要;而且,在民主化的時代,企業家也要有全面改造經營意識的認知,傳統的所得分配概念與作法,也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廉價勞力的觀念只會阻礙南韓的產業升級。如果工潮的陣痛能建立勞資的新關係,再創飛躍的產業成長,未嘗不是南韓經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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