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曾經有一個西方新聞媒體引用日本人的話報導：「勤奮的南韓勞工，是世界上唯一讓日本人感覺自己仍是懶惰的民族。」
在幾年前，南韓一家大造船公司的社長接受美國「新聞週刊」訪問時，很自豪地說：「南韓的勞工勤奮而且熱愛工作，他們並不因為工作時間長而有怨言；反而會不高興我們不給他們加班工作。」
今天，情況不一樣了。南韓勞工不再是日本人眼中比他們還勤奮的民族；南韓的企業家也不敢再對外發表這種被勞工認為「壓榨勞力」的論調。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南韓執政黨的總統接班人盧泰愚發表「民主化宣言」以來，隨著社會各界的民主化浪潮，南韓的勞工也不再默默地苦幹，他們開始為保障自己的權益與企業主抗爭。
先罷工後妥協
從六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十日，南韓全國各地一下之間爆發的勞資糾紛與罷工工潮達二百六十三件。從南部釜山與蔚山工業區開始發生的工潮，很迅速地蔓延到江源道的礦工、筆山與仁川港的碼頭工人與各地的公車司機；由紡織工人揭開罷工序幕後，造船、汽車等重工業部門的勞工相繼跟進，到八月中旬，連中小企業與技術密集的電子工業也受到波及，而且「先罷工後妥協」已成為共同模式。
南韓排名前十大的企業集團中，八月間先後有現代、大宇、三星、樂喜金星等四大爆發了大規模的工潮。去年以來橫掃美國市場的「現代汽車」，甚至因為衛星工廠的罷工，影響到零件的正常供需，在八月十二日宣佈無限期停工與出口。
不斷擴散的工潮，已使南韓的大企業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不僅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陷於停滯，造成龐大的減產與出口損失，更成為南韓民主化的新挑戰。
由於工潮漸漸走向暴力化與長期化，已使南韓政府當局感覺事態嚴重，決心不再坐視。八月十一日勞動部長李憲琦警告說，如果工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與民生經濟，政府將動用公權力，依法嚴懲煽動工潮的野心份子。第二天，南韓警方進駐工潮最嚴重的蔚山與昌原工業區，全面封鎖勞工示威的現場，阻止工潮走上街頭。
南韓當局希望能在九月初大學開學以前，遏止工潮的繼續蔓延，否則工潮不免與學潮串聯，一旦由地方的工廠擴散到都市街頭後，會比六月間的群眾暴動更難控制。
非單純勞資糾紛
事實上，最近南韓工潮已不是單純的勞資糾紛，激進反對勢力與左傾學運份子滲入工廠，鼓吹勞工揭竿而起，抵制企業主的剝削，使工潮的本質更形複雜。近年來，南韓治安當局已偵破不少大學生偽裝勞工就業的案例；而是最近警方介入干預後，逮捕的激進工潮的策動者，竟然是登記有案的「運動圈」學生；許多在七月間已達成合解的勞資糾紛，甚至被左傾學運份子挑撥，在八月初又重新爆發。
基本上，大多數響應罷工的勞工，只是要求資方保障他們最低的生計、合理的工作條件，以及健全的勞資關係。他們並不要求資方一次全面接受，但至少要拿出改善的誠意。南韓勞工長期累積的不滿情緒，大致可歸納出以下三個原因：
一、工時長，工資低：根據南韓勞工總會的調查，一九八六年南韓勞工每週平均工作時間是五十四點八小時，是全世界工作時間最長的。工作時間長與工資低，在這個國家的勞動市場一直是個惡性的因果循環。而且為了企業的生產成本與價格競爭力，南韓財經當局多年來也抑制工資上漲。
一九八五年，南韓的反對黨與在野勢力曾經做過一次統計，當時南韓的一千三百萬勞工中，有五百五十萬人的每月收入低於十萬韓圜(當時約合一百一十美元)。
過去兩年來，隨著工資的上漲(約一０%)，情況已稍有改善，但是廉價勞工仍是這個新興工業國家對外競爭的最大本錢。為了求取溫飽，南韓的勞工不得不自我犧牲，拚命加班延長工作時間，才能維持最基本的每月十三萬五千圓的單身生活開銷。
南韓企業界一向採行的「差別待遇制度」，使白領的管理階層與藍領的基層勞工待遇平均相差了一倍，近年來雖已致力於縮小差距，但仍難撫勞工的不平。在工潮中，勞工要求與白領階級享有同等的獎金、休假與福利；他們也要求資方加薪的步調，應該趕上生產力與利潤的成長。
泯滅人性的管理
二、非人性的管理：南韓的企業一向以傳統大家長式的領導統御來管理；這種管理制度講求絕對服膺權威，也可說是傳統的民族性使然。但這種權威的管理只能運用在集權的統治時代，在民主思潮普遍覺醒後，傳統的管理被視為泯滅人性尊嚴，招致勞工的反抗。
今年五月曾經應邀訪韓的國內一家國營企業負責人，對南韓企業的管理方式就很不以為然。他舉例說，南韓有一位軍人出身的公營企業董事長，他的鐵腕作風被批評為近乎「狂人」。他規定冬天工廠裡的溫度不能超過攝氏十八度，有一天他巡視工廠時，發覺暖氣開得太強已過十八度，於是把管理幹部召來，不由分說地用穿著厚重工作靴的腳猛踢這位幹部，這位幹部吭都不敢吭一聲。
南韓這家國營事業的管理方式，普遍存在於其他的公民營企業；而且多年來，南韓企業主始終認為權威的軍事化管理，才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唯一方法，他們忽視了人性管理的重要。在管理階層上行下效、層層壓制之下，最基層的勞工成為非人性管理的最大受害者。
三、工會與法令不健全：過去，南韓的大企業都以南韓式的獨特管理而自豪。他們認為，這種服膺大家長權威領導的制度，可以結合員工的向心力，視公司與自己是一體，毫無怨言地替這個大家庭效命。企業主始終相信，勞資雙方有了「命運共同體」的共識後，沒有工會能夠維持和諧。因此南韓企業家一向排斥勞工組成工會；而且徒具形式的工會，也發揮不了應有的功能。
過去一個半月來，勞工在工潮中除了要求提高工資外，便是要求解散現在的「御用工會」，由勞工以民主方式選舉組成真正能代表勞工意見的「自由工會」。
政府也應負責任
南韓勞工認為，過去在資方授意下組成的工會，幹部都由資方委任，往往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與資方妥協，使勞方的意見無法透過工會的管道充份反映。長期累積下來的不滿情緒，終於藉由民主化的浪潮一舉傾洩出來。
工會的績效不彰之外，相關法令對「勞動三權」與最低工資也沒有明確的規定，使勞工在申訴無門之餘，又缺乏基本的法律保護。南韓當局在大財閥的強大壓力下，始終不願在「勞動基本法」中明定最低工資的金額，使資方有恃無恐地剝削勞工。
一直到勞動部長李憲琦發出警告之前，政府當局對頻發的工潮只採取了中立的態度，希望勞資雙方自行協商解決。當時，政府曾一再呼籲勞方自我節制，並暗中對大企業家施加壓力，要求資方對勞工的要求妥協。
但是一向與政府權力糾結不清的大企業，並不理會當局的壓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名譽會長鄭周永，堅持強硬而不妥協的姿態，並指責政府也應負起大部份責任，因為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太快，讓企業界措手不及；許多大財閥甚至異口同聲要求當局提供低利優惠貸款，他們才有能力提高工資。
南韓勞動部統計，一個半月來的工潮已造成了一千多億韓圜(一億餘美元)的減產，以及五千五百萬美元的出口損失。南韓經濟專家還擔心會導致出口衰退、削弱國際競爭力、投資意願低落、助長企業界的投機心理等負面效果。
南韓的經濟學家對企業界提出忠告說，要防患工潮於未然，洞察勞工的不滿於機先，與預測經濟景氣、市場動向等一樣重要；而且，在民主化的時代，企業家也要有全面改造經營意識的認知，傳統的所得分配概念與作法，也到了該修正的時候，廉價勞力的觀念只會阻礙南韓的產業升級。如果工潮的陣痛能建立勞資的新關係，再創飛躍的產業成長，未嘗不是南韓經濟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