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歲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被大陸知識份子稱為「社會的良心」，因為權位並未使他墮落，他一直關注大陸社會的弊端和民間疾苦，有為民請命的使命感，因而鄙視昧著良心粉飾現實的人。即使在今年一月被中共清算和開除黨籍之後，他也仍保持追求真理的執著。
思想啟蒙家
在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發生了「思想啟蒙運動」，一群知識份子菁英，向毛澤東的政治神權主義挑戰，呼喚人們擺脫蒙昧主義，重建「人」的價值觀念；他們揭露社會「異化現象」，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對人性的壓抑，追求人的價值和幸福。理論家王若水、薛德雲，作家劉賓雁、王若望、白樺等，便是當時的思想啟蒙家。
這幾年來，方勵之成為新的思想啟蒙家。一九八四年，方勵之自北京到合肥擔任科技大學副校長後，一方面試驗「民主辦學」，一方面灌輸學生自由、民主的觀念。他說，大學應有探求真理的環境，要提倡學術自由和寬容精神。
他反對以馬克思著作限制科學研究的拓展。一九七八年八月，方勵之在一次演講中直言批評政治理論教條化，妨礙了學術自由和科學研究。他說：「企圖用一些「永恆不變的原則」代替實踐，甚至凌駕於科學之上來作為判斷各種自然科學理論的標準，那決不是自然辯證法，而是以自然辯證法為旗號來束縛科學的新教條。」
知識份子要有獨立人格
他又到處演講，鼓吹獨立思考和社會改革，追求自由、民主、人權。他的講話充滿磁力，吸引了大批學生，也因為他的「啟蒙」，許多學生開始有獨立思考，關心社會現實，激起了社會改革的訴求，因而也觸發一九八六年的學潮 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浪潮。
方勵之在天文學的研究有很大成績，發表的科學論文很多，但他的政治演講和評論卻未匯成一書出版。儘管他的演講和評論有大膽的觀點，但缺乏系統化。筆者閱讀了大量有關的零散資料後，把方勵之的觀念歸納為三點：
．知識份子應建立獨立的人格和「社會責任感」，要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扮演社會改革的重要角色；
．社會必須有「知識化」過程，才有可能提高生產力，走向現代代；
．爭取自由、民主和人的權利。
去年十一月，方勵之在上海對「世界經濟導報」發表談話。他認為，中國大陸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知識份子沒有應有的地位，知識份子沒有獨立的意識和價值標準，更沒有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
屈著的腰挺起來
方勵之說，中國大陸知識份子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因為社會能否走向現代化、民主化，將取決於知識份子的「自身改造」。
所謂「自身改造」，是指擺脫「馴服工具論」的束縛，獨立思考，瞭解和關心民眾切身利益。他說：「知識份子必須把屈著的腰挺起來，不要唯上是從，不要樣樣事情等待「上面」的旨意，更不要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某某官員的恩賜上。」
方勵之期望知識份子「脫胎換骨」，是因為知識份子如果沒有獨立的人格，便不能建立「社會責任感」，扮演社會革新的重要角色。
然而，從知識份子角色的層面去考察，方勵之對中國大陸社會現代化和民主並不樂觀，原因就在於知識份子未能「脫胎換骨」而改變素質。
這有兩層含義：一是中共及其唯上是從的傳播媒介，「至今沒有承認知識份子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二是知識份子普遍存在一種弱點，即前面提到的缺乏獨立的意識和價值標準，「總是屈從於權力」，「總把自己的前途同仕途聯繫在一起」。他慨嘆：「有不少知識份子一當官，原來唯上是從的特性搖身一變為唯我是尊，反過來打擊、壓制知識份子。」
在中共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大都已經失去了「自我」，在「我」的軀體內，往往只有中共的黨性，以及「專政」的一套教條，要麼則只有「政治乞食」的意識。於是一大批知識份子成為下列三種人：
第一種是打手派。中共每次發動政治清算運動，他們便揮舞棍子打人，為「無產階級專政」出力，並藉此謀取官位私利，「黨性作家」劉白羽、賀敬之、林默涵、姚雪根、李希凡，就是這種人。
第二種是獻媚派。已死的作家老舍、丁玲，還活著的艾青等，便是代表人物。其中一些人因「右派份子」之罪被長期監管，一旦獲政治平反或有了寫作機會，便不斷向中共獻媚，並迎合中共的政治運動而表示「忠誠」，漠視社會弊端和民間疾苦。
第三種是埋頭派，即埋頭寫作或研究的人，他們不當打手，也不向中共獻媚，但也無為民請命的道德勇氣和社會革新的使命感，他們大體上是與中共保持「合作」的關係，從而維護既得利益 或確保飯碗或謀一官半職。錢鍾書和沈從文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與前述三種人不同的，是思考型、使命型的革新知識份子，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等。
社會知識化
知識份子要成為社會的獨立力量，扮演社會革新的角色，首先是要有社會「知識化」的過程。目前，大陸十億五千萬人口中，四分之一是文盲和半文盲，每年增加的新文盲和半文盲近達一千萬，這是社會自由化、法治化與民主化的障礙，所以「知識化」是急不容緩的。
方勵之的科學素養很好，所以他思考社會現狀，都離不開科學的意識。他說，科學是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必須依靠知識份子，另方面則要普及教育，培訓知識份子。他慨嘆中國大陸有「兩個世界倒數第一」，第一是知識份子待遇太低，居於柬埔寨後而居倒數第一，第二是教育經費太少，為海地之後的倒數第一位。
影響年輕一代
一九八五年三月，方勵之在浙江大學發表一場很轟動的演說，直斥毛澤東的愚民政策，批評他提出的口號「知識份子勞動化」是錯誤的。他說：「三十年裡，特別是從一九五七年以後，搞了很多是完全仇視知識、敵視知識的政治運動。從所謂反右派鬥爭到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都是企圖消滅知識的運動。」
他認為，長期展開仇視知識、仇視文化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中國大陸文化水準的低落。他主張社會「知識化」，因為「沒有開化的人，沒有智力的人，這個社會就不能稱為發達的社會，就不可能改革成功」。
方勵之雖然已被中共撤職，但他的道德勇氣，他的思想觀念，仍影響大陸年輕的一代。
(作者為香港潮流月刊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