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李煥，不久前致函執政黨全體中央常務委員，希望就如何發揮中央常會功能，提供意見。
執政黨蔣主席七月二十二日主持中央常會時，曾發表談話，要求出列席人員踴躍發言，以發揮中央常會應有的功能，使中常會通過的法案或政策，能蘊含全體出列席人員的智慧。李秘書長的通函，就是依據蔣主席的指示展開的行動。
執政黨中央常會，是執政黨的最高決策機構，它的任何決議，都關係政府的重要人事與政策。蔣主席鼓勵大家發言，絕非技術層面的事。
政府遷台後，執政黨雖經過改造，但平心而論，其改革進步趕不上社會的需要，甚至還追不上政府的步幅。但這一年來，黨領導政府追求自由化，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取消外匯管制，准許海峽兩岸人民在第三地點會親……，連連出擊，而且著著都中要害，令人目不暇給，衷心讚嘆！但是，這些重大措施，有多少是出於蔣主席個人的睿智與決心？有多少是出於領導階層人士的集思廣益？是大可考究的。
領導人物需要「兼聽」，需要有人多說有用的話，自古皆然，於今為甚。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高希均教授在聯合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向有權的人說實話」，他認為「有權的人」不限於政府部門或政府首長，各種形式的權力分佈在每一個機關和行業。高教授說：「……參與言責的知識份子有責任說實話。……如果社會上有說實話的人，以及有權的人能接納實話，這個社會一定是充滿了活力與鬥志。」
僚屬更要說實話
如果沒有誤會高教授的意思，他似乎在強調：某一機關行業外面的人，要向這個機關行業「有權的人」說實話。所謂「旁觀者清」，為了社會群體的利益，這些人應當仁不讓。不過個人認為，這個機關行業之內的人必須說實話，尤屬不可或缺，因為：
第一、「參與感」並非每人都具備同樣多，勇於發言者往往只是少數。這些人「說實話」的習慣，如果不加鼓勵和誘導，往往即行夭折。所以一個機關行業的進步如果僅靠外界的「建言」，必然有程度上的限制。
第二、外面的人，對這個機關行業的內部實情難以充份瞭解，雖說的是「實話」，有時抓不到癢處，或者有更重要、更應該說的話，反而沒有說。
第三、外面的人發言，多是對事情的檢討，懲前有之，毖後甚難。
由此觀之，一個機關行業內部的人說實話，就十分重要了。換言之，「有權的人」必須有肯說實話的部屬，其理甚明。
以中華民國來說，我們處於當前這樣困難的環境，需要同心協力，需要群體的智慧，那麼黨政人員(尤其高級僚屬)是否都說實話呢？我們相信是這樣的。可是有些事也不能不使人有所疑慮，茲舉一例以言之：
民國七十四年冬，政府以叛亂罪嫌在台北逮捕了洛杉磯「國際日報」發行人李亞頻。美國國務院立即發表聲明，措詞嚴苛，要求迅速而無條件的放人。當時劉宜良(江南)命案仍在餘波激盪，關心台灣、關心中美睦誼的人，都感到焦慮和不解：政府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所幸當局處置得宜，事件沒有擴大。事後瞭解，是主管單位沒有提供正確資訊，沒有把利弊得失作詳細分析，使決策階層在判斷上有了差誤。
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走錯一步，都會產生困難和危險。掌舵的船長對於風速、潮汐、船體情況等等「實話」的需要性，千百倍於承平時期。這些「實話」，有時他人無法及時提供，所以大副、二副、航海官、氣象官的表現就十分重要。
說話要有學養，有識見
在中國歷史上，對於聖君的「察納雅言」，賢相的「犯顏直諫」，最為欣賞和嚮往。一部「貞觀政要」，全是唐太宗與臣下規過勸善的論政紀錄。太宗有一次因魏徵講話太直而有點誤會，魏徵事後告訴太宗：「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這兩句話，千載以下猶令人動容。蓋忠臣者，順隨也；不說真話，只說好聽的話！良臣者，負責任事也：只說真話，不管是否好聽也！貞觀郅治，豈是偶然？
當然，真話未必一定是有用的話。真話而又有用，就必須說話的人有道德勇氣之外，還有學養，有識見。
台北市改制今年屆滿二十年，台北各界曾有紀念活動，政府還出了紀念特刊。改制當時筆者是聯合報記者，報館指派幾位外勤同仁訪問若干位曾在大陸擔任過直轄市市長的人，請他們就改制後的台北市政建設提供意見。
筆者分派到一位「頂兒尖」大市的市長。四十分鐘談下來，茫然不知他說了什麼，自忖交不了差，臨走時趕忙再抓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X先生，如果今天請您作台北市長，您第一件事要做什麼？」他的答復出人意表：「辦救護訓練。」筆者丈二金剛摸不看頭腦，連忙請教是何道理？他很得意的說：「我接長X市時，知道抗日不可避免，趕緊辦救護班，訓練了幾千人，果然不久X城進行保衛戰，如果沒有那些救護人員，軍人和百姓不知要多死多少人，可見辦救護訓練是很要緊的。」
告退出來，悵然久之。X先生不是現代人，他只生活在過去的回憶裡。他的學識、智慧、經驗等等，都停留在當X市市長那個階段。最不幸的是，筆者訪問他時他並非息影林下的過時政治人物，而是廟堂之士，在決策機構主持一重要部門，可參與討論國家大政方針。像這樣的人，居這樣的地位，怎不教人出一身冷汗。
也許有人說，X先生年老了，所以跟不上時代。事實上，X先生二十年前並不算太老。即使老了，也未必一定會落伍。蘇格拉底七十歲仰藥辭世時仍是第一流思想家。羅素著書立說，到暮年不輟。民國五十一年，胡適七十二歲，在倒臥中研院會場的前一刻，還為中國的學術發展和東西文化交流而思辯、努力。
如果年齡不是必然的因素，那麼是什麼原因產生像X先生這樣的人呢？下面兩點，庶幾近之：
求言的另一層次
第一、我國「一日為官，終身照顧」的官場習慣，使很多做過官、尤其做過大官的人，心理上有「保障名額」的安全感，無需追求進步了。
第二、西方某些教育學家認為「教育是經驗的重建，個人精神的革新」，強調「唯一有效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有些人，一離開學校就離開了教育，無待於年齡之增長也。
蔣主席鼓勵大家在中常會發言，實際上，很多重要會議卻有相反的現象，某些人士發言踴躍，幾乎到了「知無不言」的程度，似乎是可喜的現象，但是看其發言內容，則往往是「不知亦言」，量勝於質。
很多事，憑常識即可判斷、解決；但有些大事，譬如國家政務，則非知識不可。
這是「求言」的另一層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