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雷電交加，大雨滂沱中，台灣省長宋楚瑜關切著工程進度，質疑精省之後，還有誰來督促這些工作？雨勢很大，宋楚瑜的聲音似近似遠。
省府官員說，宋楚瑜其實已經沒有火氣了，凍省、精省到福建省化，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和時間賽跑的急切感，壓縮宋楚瑜的怒氣，「酒店打烊就走人」。只是店門未關前，他就是放不下心來，婆婆媽媽地叮嚀著每一件工程的小細節，不知道明天還有誰會花心思和時間，注意一條小水溝、一盞路燈呢？
雨幕中，宋楚瑜帶著感情、但不激動地談起精省話題，幾乎讓人覺得撈叨。「說了也沒人聽」是他的感慨，偏偏有話不吐不快，有堅持不能不說。只是一說兩年，彷彿也沒改變什麼政策方向，這苦悶可想而知。
憲改列車一旦開動就煞不了車，遑論轉向。這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沒想到國民黨的列車開到民進黨的中站，至於終站何屬，能不懷疑嗎？宋楚瑜鬱卒，因為這列車起頭可是他使力的，顯然他快被驅逐下車了。
兩千萬民意不敵上意
回顧五年前，宋楚瑜到省議會備詢的第一關，就是面對民進黨省議員廢省主張的挑戰。他不斷用省長即將開放民選、台灣地方自治即將邁向新頁安慰自己，走出「末代省主席」的陰影，悶著頭幹，一年十個月，狠狠地跑遍全省三百零九個鄉鎮。官派省主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民選省長有兩千萬省民為後盾，該高枕無憂了吧？
民選省長的風光，讓好幾年位處政治邊陸的省議會同添光彩。省議員對宋楚瑜不再有「末代省主席」的譏評，相反的，在宣誓就職的典禮上，朝野省議員還為省議會的「屆別」大大爭執了一番。省議員選舉儘管沒變，但是向省議會負責的行政首長地位已然不同；省議會該是「第十屆」，還是地方自治新頁的「第一屆」？這話題沒吵太久，省議員沒料到自己和宋楚瑜一起陷入「末代」的困境。
歷史令人悵惘，更令人唏噓。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調回中央，台灣省政府宣布成立，魏道明就任第一任主席；一九三九年，政府遷台，陳誠就職省主席，揭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治台原則。省參議會積極研議地方自治法規的同時，立法院在南京遷廣州、重慶抵台北的過程中，也在審議地方自治通則草案，為了避免和中央立法權產生衝突，省政府臨時決定以單行法規規範有限的地方自治。
一九五一年，省參議員有感於合法性和代表性俱失的政治現實，加上高度的使命感，全體力辭，並決議通過「請政府成立省議會，並選舉省長，以符民望案」。行政院接著頒布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和臨時省議員選舉罷免辦法，由直接民選的縣市議員推舉臨時省議員，組成臨時省議會。一九五六年，省政府遷至中興新村；一九五八年，省議會遷至霧峰，直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臨時省議會第五次大會期間，省主席周至柔宣布「奉行政院令，取消臨時二字」，並向議會道喜，省議會才獲正名。
從此，再走四十年，省議會和立法院分別在地方、中央扮演台灣民主發展歷程中，源流不同、方向不一的議政路線，各領風騷十數年。已故老議長黃朝琴曾回憶道，立法院的議事槌，最早還是他訂做一個送給院長黃國書的。當立法院成為政治重心、省議會已趨沒落的時候，台灣省長於一九九四年開放民選，距離省參議會要求省長民選已經四十三年了。
從頂峰摔落谷底
經過四十三年的輝煌與滄桑，台灣省攀上民主頂峰的喜悅，如此動人心魄。含著淚的宋楚瑜、重新昂揚於議事堂的省議員，一口氣還沒吐完，竟然一切就將結束。
修憲凍省之後，由行政院官派組成的省諮議會，其地位、權責、象徵意義較諸省參議會更不如。省議會才因民選省長而貴，未來「新憲省主席」將因省諮議會政治地位的沒落，更遜於過去的官派省主席。儘管偌大的省政府編制不可能驟然縮減到全虛的地步，但是就政治實權和影響力而言，與才遷回金門的福建省政府相去亦不遠矣！一塊招牌，就是一塊模糊統獨爭議的象徵牌位罷了！
政治太複雜，難論絕對的是非，其中有權力的鬥爭、有實務的運作，還有法統意義的拉鋸：宋楚瑜偏偏站在三者都不利的地位。他的強勢幹練，使他成為朝野箭靶，民進黨以他為假想敵，國民黨視他為阻力，因為他的搶眼，讓其他政治人物黯然失色。即便是諸葛亮，還是鬥不過一群臭皮匠的，不論臭皮匠的賢愚與不肖，成為「悲劇英雄」者，往往還都是最閃耀的那一個。
就實務操作面分析，台灣太小，在講究效能的時代，四級政府的不合理性，足堪說服對精省持保留態度者。就法統象徵意義觀察，當總統直接民選，巧妙地跨過第一道法統迷思與統獨模糊空間，創造堅強的「台灣」(或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論述時，當民選總統成為「台灣優先論」不可取代的指標時，台灣省政府存廢的象徵意義，其實已經同步弱化。
「李登輝路線」牢牢抓緊「台灣優先」的專利權；與李登輝狂鬥十年的國民黨人，或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或一息尚存，心有隱憂卻無力挽回；或欣悅於追隨權力者可以分享的權力餘續。而歷史記載下所有的迷惘；功過留待後人論斷。
(本文作者為資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