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曼查有個地方，不久前住著一位貴族。他那樣的貴族，矛架上有一支長矛，還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馬和一隻獵兔狗。
這位貴族就是唐吉軻德，拿著生鏽長矛和破頭盔，一頭熱地展開抑強扶弱的旅程，幻想自己是主持正義的騎士，將風車當巨人、把旅店看作城堡、又把羊群視為敵軍，荒唐過後卻被人關在牛車上，落魄的給運回家鄉。
活在幻想中，有人說他瘋了；但在現實中的我們，就正常嗎？不顧一切地往前走，那股傻勁，是否才是這世界最真實的存在？對心中的綺想視而不見，交出了自己的聲音，最後靈魂也與社會的混沌合而為一。唐吉軻德在世人眼中很傻，但其實上，他守護的是夢想中的那份純粹。
王小棣的學生說，「小棣老師其實就是唐吉軻德。」
而對王小棣來說，他所奮戰的風車是什麼？城堡又是什麼？從拍攝紀錄片《百工圖》開始，小人物的故事總是他劇本的靈魂，從《刺蝟男孩》、《波麗士大人》、《酷馬》到六月將上映的《長不大的爸爸》，不同角落的故事，讓不受重視的問題被突顯，不跟隨小情小愛為主流的商業邏輯，堅持寫自己想要的劇本。
與其說王小棣是唐吉軻德，或許所有編劇們都是唐吉軻德。透過王小棣和他的編劇團隊，把每個人的前世今生織成一網故事。你我的喜怒哀樂，百轉千迴的揪心，身陷其中無法自拔，或許我們也都是唐吉軻德，為了他人無法明瞭的價值堅持，透過他的鏡頭被緩緩道出。
或許夠傻，才能夠當編劇；或許夠傻，才能夠寫出動人的故事。
為了完成劇本，長時間做田野調查，關起房門動筆桿，度過無數個夜晚，把光彩留給螢光幕前的演員。沒有掌聲為什麼還是要做？因為夠喜歡，因為認為自己在做對的事！這樣唐吉軻德式的思維，也讓劇本達到英國劇作家愛德華‧邦德（Edward Bond）所說「戲劇比現實更真實」的境界。
而編劇，這個令人著迷的職業，要具備的「傻」會是什麼？就像是唐吉軻德的故事一樣，這份「傻」是忠於自己的角色，順著個性讓故事發展成最真實的人生；這份「傻」像是長不大的孩子，沉浸在自己的騎士幻想；這份「傻」更是發現問題，不畏艱難去記錄、去反抗、去實現自己的騎士精神，不論是悲劇或是喜劇收場。王小棣和他的編劇們：安哲毅、溫郁芳、張可欣，談起筆下的每部戲，都說其實到後來，故事發展到最後都是「做自己」，好的故事便是找到自己。往裡面看，不論黑暗或光明，都是人性最精彩的章節。
角色成立，就能看到自己
從小就夢想當警察的劉漢強，曾說，「只要你一點一滴去實踐你的夢想，總有一天，在某種光線照射下，它就會在你身上，投射出燦爛的色彩！」 －－《波麗士大人》
懷著公平正義夢想，剛正不阿的劉漢強，帶著天真的固執，在警界中碰撞出可悲可喜的故事。
忠於這個角色的個性，故事在大環境之下便自動浮現，編劇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強勢，能依照自己的意願對角色判定生死，反而應該要退到角色後面，讓角色真實的面對自己的個性。王小棣曾對溫郁芳說，「只要角色成立之後，他就不會照著你的意思走。」
其實編劇的角色，像是心理醫師，透過一章章的劇情，幫助角色找到自己。
角色的隱藏設定，必須被抽絲剝繭的慢慢釐清。也許一開始有其故事大綱，但在理解角色的個性之後，有時故事還會為之改寫，張可欣說，「這時男主角可能要講一句好笑的話，但因為他個性設定為成熟，這劇情便不可能發生，還可能錯失與女主角相遇的機會。」此刻編劇們必須坐下來討論，像開團體治療一樣，讓角色順著自己的個性，故事就會自然發生。
但在步調快速的影視圈，有時間讓編劇坐下來慢慢想嗎？王小棣通常並不會給你標準答案，「事實上，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溫郁芳說。溫郁芳回想自己在寫《含苞欲墜的每一天》時，為了想讓老師認同，愈寫愈糟，通常在截稿壓力下，編劇會去揣測王小棣的標準，準時交出最安全的版本，但卻更糟。後來決定照著自己的方式走，所想的劇情不見得跟王小棣一致，劇本卻也過關，因此拿下金鐘獎。
要看進角色之前，很重要的，是要先看進自己。
身兼導演與編劇的王小棣，就有這樣的特質，鼓勵編劇去探索，讓角色找到自己，也點燃許多人心中的夢想，讓他們成為唐吉軻德。一份工作做久了，難免會迷惘，忘記自己的初衷。
安哲毅提到「小棣老師會看到別人的優點，也就是最真實的那一塊。」像是有次藍正龍要演一場哭戲，但眼淚怎樣就是流不下來，撥了通電話給王小棣，他沒告訴藍正龍該怎麼演，只是問他當初為什麼想演戲，簡單的幾句話循循善誘，摸到內心最真實的自己，眼淚就自動落下。
就連獲獎無數的導演蔡明亮，也有這樣的撞牆期。王小棣回想，有部戲已經開拍，但對於劇本，蔡明亮始終就覺得哪裡不對，最後是在拍攝前，打電話給王小棣，說他決定改劇本。
王小棣認為，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想法，發現出路後的喜悅，是專屬於編劇人的。角色其實就是作者反照，往自己裡面看，才能讓創造出來的作品更加動人，但對自己誠實，便必須直視自己的幼稚，而那也是讓故事更為精彩的關鍵。
我們心中都住著彼得潘
博彥一頭栽入獸醫師執照的考試之中，他不如秀慧在職場上的駕輕就熟，一邊讀書一邊還要照料嬰兒的博彥手忙腳亂，常常像是兩個孩子在彼此折騰。－－《長不大的爸爸》
這個社會總是透過各種方式，不斷告訴我們要做個好員工、要做個好主管、要做個好家人、要做個好伴侶，但卻沒有告訴我們要如何做自己。我們是不是忘記了什麼？其實我們的心中，都住著一個長不大的彼得潘。
為什麼要把心中的小孩，藏到自己找不到的地方？
是害怕小孩說出來的話，有違成熟大人的標準而被訕笑？就像是年過30 還在跟人講熱血的夢想一樣。
王小棣與編劇們最新的作品《長不大的爸爸》，便直視了藏在每個人內心，那個幼稚的靈魂。
劇中的男主角張博彥，醉心於動物照顧，忽略了身邊愛人的感受；岳父受不了女兒被虧待，想盡辦法刁難，拙劣的手法，亦顯得十分不成熟。因為單純投入、單純的想保護，心中的彼得潘便不時出來搗蛋，這是一個普世的現象，沒有對錯，只有你願不願去面對。
對未來不願負責，在經濟上仍舊依賴父母的援助。拒絕長大，活在自己的綺想世界中，少了產能，社會不僅原地踏步，甚至問題橫生，心理學家分析這是一種「彼得潘現象」，但有沒有一種可能，年輕人的長不大，是這個社會並沒有讓他們好好長大？
整個社會對於孩子氣都太過嚴苛，王小棣認為「長不大」其實代表你還記得你的夢想。像是唐吉軻德的瘋狂，有人笑說這是耽溺於幻想的幼稚，但會不會這是人們再也無法執著於夢想的忌妒？
王小棣說，其實人會長不大，有很大一部分還在尋找自己，希望自己人生還能有個理想，要去完成。但夢想並非全然正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若你要選擇往前，那麼身旁的摯愛，就要承擔現實帶來的衝擊。
彼得潘的兩難，是人性最根本的衝突，是在誠實面對自己後，蒸餾出的純粹。編劇撰寫的故事，是角色自我對話，也是撰寫者的自我探索。訪問的資料收集與自我剖析互相交疊，反而勾勒出最真實的社會現象。
寫劇，是為了讓問題被看見
看到蕭任安和阿哲，反覆在正途與邪道間游移，獄中鼓隊教練江煒說：「一旦家庭失去保護功能，孩子就很
容易受傷」－－《刺蝟男孩》
童年的創傷，使得內在小孩失去了安全感，長大後釀成了擾人的社會問題。《刺蝟男孩》點出了受傷的彼得潘，讓迷途之人難以回歸正軌，只能透過一次次的偏差，期盼心理的傷痕能夠就此癒合。
說出了這些故事，是希望能帶來改變嗎？王小棣明白的說，他並沒有要做什麼改變，回到戲劇本質，其最大目的就是「溝通」。他提到媒體上常會有青少年的負面報導，因寫劇本需求而跟他們接觸，就會知道他們的處境真的是不可思議。現在大家都很疏離，不像過去鄰里關係很緊密，也因此忽略了青少年成長的問題，王小棣認為大家應去了解，而不是一味覺得青少年犯罪很可怕。
發現了不公不義，唐吉軻德決定濟弱扶貧。看到了問題，就要真實呈現，這是王小棣編劇團隊們唐吉軻德式的思維。
但「編劇是提問題的人，並不是要給答案的人。」安哲毅提到，當時寫《波麗士大人》，曾訪問前警政署長侯友宜，那時王小棣就嗆明，不會只寫警界好的部分。侯友宜反而很大器的說，「沒關係你們就寫吧！」，問題唯有被放到檯面上溝通，才能有解決的契機。
從拍《百工圖》開始，小人物的故事都是王小棣每部戲的主軸，他希望能夠透過戲劇，找出許多事的本質，那樣的故事才是人生。發現警察的困境，同是樸實家庭長大，面對利益與威脅難以做出決定，於是有了《波麗士大人》；發現獸醫需要強大的熱情，卻鮮少人注意，獸醫的脈絡之下，也探討了食安與環境，人跟動物如何善意對待，於是有了《長不大的爸爸》。
每一部創作，都在溝通，都在促成理解，這是戲劇積極的社會意義。王小棣不喜歡宣教型的劇本，要讓社會有所轉變，需要的是喚醒被大家忽略的意識，並非內容空洞的教戰手冊。這也是編劇家像唐吉軻德的地方，一路上努力的汲取每個角落的黑暗與光明，像個傻子一樣拚命撰寫，其成就感無法與觀眾分享，甚至還被訕笑賺不了錢，孤獨的淬煉，卻也留下動人的故事，常駐在每個觀眾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