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本文學作品中，你是否也聽出了時代的聲音？當人們正與拒馬及法律搏鬥時，作家用筆畫下浮世繪，把眼中觀察的世界用最無謊言的形式畫押在紙面。用哲學、用虛構的世界向現實世界大聲疾呼，文學的聲音雖隱匿，卻如蝴蝶一振翅，海洋就掀起巨浪一樣，鼓動著時代的推進。
這是一個燠熱的夏夜，夜幕已降，剝皮寮歷史街區仍然燈火通明、聚集人潮。湊近一看只見幾個身著邊疆民族衣飾的樂者，在鼕鼕擊鼓聲中如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高聲呻吟， 布幕上映著草原影像，一時之間令人誤以為時空錯置。
這是「玩藝文學節」一場節目，由駱以軍《西夏旅館》小說延伸出來的集體創作，集朗讀、音樂、攝影、對談等各種形式，在四方屏息的空間裡突然顯影。
一個如煙消逝的帝國、一座建築在記憶流沙的旅館、一支被神遺棄的孤寂騎兵軍，小說作品雖叫《西夏旅館》，呈現西夏一族最後的逃亡歷史，另一方面書寫在現代旅館中的想像，時空穿梭中透視著台灣外省二代在時代中的命運和身分認同。這部被譽為華人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小說之一，不但獲得香港「紅樓夢獎」，也刻下台灣重要的時代印記。
時代的慢聲音，從未缺席的小說軌跡
走出西夏旅館的房間，你赫然一看，整個剝皮寮歷史街區竟已被各個文學作品包圍，呈現著5、6、7 年級作家腦海中的想像世界，而這些作品也同時象徵著這個時代的台灣，暗地裡正在浮現何種鏗鏘有力的聲音。
如1977年生的新銳小說家伊格言的《噬夢人》，用文字建構出龐大的未來世界、人類與生化人並存的科幻場景，透過記憶抽取替換的可能性探討人存在的本質。雖然並非現實，但卻透過虛擬的世界預言未來，用現代的空虛創造更大的空虛，想像力之驚人開創了華文小說的新可能，也為高度發展的人類社會畫下問號。
而7年級生楊富閔的《花甲男孩》，充滿與土地、家鄉、人情的對話，又混入網路世代的元素與用語。在叢林般的現代社會中這本書給了我們意外的懷舊，小小的故事看似平凡卻巧妙的富有轉折，繼黃春明以及王禎和後，這部《花甲男孩》意味著全新的鄉土書寫即將展開。
文壇新星張耀仁的《親愛練習》透過外籍看護瑪麗亞的眼睛，交錯台灣女性故事，對比國籍差別的身體觀、情欲、工作等，反映台灣外傭的現狀，也對照出台灣女性的日常生活與心緒。這是新的族群敘事，而張耀仁卻以如此獨具風格的方式將時代記錄。
在都市之外有另一群作家書寫山林，透過自然之眼，將台灣豐富的生態，以及原住民文化烙印在書中。
吳明益長期居住花蓮，將自然書寫脫離報導文學的疆界，如《蝶道》以各種筆觸來探索自然，同時思考環境倫理，透過書寫通往內心的「野性保留區」，思考如何接近自然，摸索與自然相處之道。吳明益的著作多與自然、海洋相關，是國內少數著力於此的重要作家。
而巴代的《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被譽為「第一部真正屬於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大河小說」，不只以文字記錄大巴六九部落的歷史，也向世界發聲，無論原住民的土地將隨時代如何變遷、如何被現代產業侵蝕，原住民文化與山林的記憶，早已被書寫在此書，永難抹滅。
一間又一間，一幕又一幕，才知道台灣島雖小、歷史雖短，但文學在每個時間點都刻下了時代的軌跡，映照出一張張人群中面孔，印刻著現實底下掩蓋住的情感紋理，從未缺席。
在一本本文學作品之中，你是否聽出時代的聲音？當土地上的人們正在與拒馬及法律搏鬥時，這些作家正用筆畫下浮世繪，就像注定烙上作家的印記，天職一樣的緊隨著他們，時刻讓他們強迫式的驅筆，不得不把眼中觀察到的世界，用最無謊言掩蓋的形式畫押在紙面。用哲學、用情節、用虛構的世界向真實世界大聲疾呼，文學的聲音雖隱匿，但卻如蝴蝶一振翅，海洋就掀起巨浪一樣，鼓動著時代的推進。
很多種方法可以發聲，而我們選擇了文學
正當學運世代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豎立起「野百合」雕塑，為「大學法」請願，另一批人卻選擇透過文字與現實抗衡，如黃凡《賴索》、張大春《將軍碑》等，實際描繪台灣政治從冷漠到熱騰發燒的過程，並使用文字描繪如族群、國家認同或身分認知矛盾。或是黃春明書寫宜蘭、楊翠記錄台中，以及原住民作家撒可努、巴代、瓦歷斯及夏曼藍波安用文字記錄部落生活，默默替社會留下不滅的文字。
一個時代，總有很多種方法發聲，但是文學家們卻選擇了最有批判思考空間、最有思考張力的文學書寫。
在白紙上書寫的時代聲音，如果要挑一本代表作，很少人不想到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他透過魔幻寫實的手法描寫一座虛擬的城鎮與家族，隱喻整個拉丁美洲的殖民、獨裁、鬥爭和流血的歷史。像是由字堆砌而成的花朵，不只盛開在他書寫的年代，也歷久不衰的為下一輪太平盛世綻放。
而去年獲得紅樓夢獎駱以軍的《西夏旅館》，某種程度上也像是華文版本的《百年孤寂》。錯綜了政治歷史、社會觀察、人性嗔痴，映照出政治種族的扭捏，映照出社會的妖魔幻象，同時也挖掘著個體的內心糾葛，及尋找自我的掙扎哀嚎。他的文字開啟了眾人的想像力、時代的巨大可能，也影響了後續小說家的敘事方式及思考規模。
這個被視為影響了整個世代作家的關鍵人駱以軍，在接受《30》專訪時又是怎麼看待我們身處的紛擾時代，以及綻放其上的文學盛景？
文學到底能不能介入現實？以最近的核四為例，伊格言描寫核災的新書《零地點》，是假設台灣核四運轉發生問題造成核災，描寫在輻射籠罩的台灣將會是何種面貌。這本書說出我們的恐懼，也希望能讓台灣人民重新做出選擇，避免災難發生。
在評論伊格言描寫核災的新書《零地點》中，駱以軍認為，「面對『人類文明永不止息的思索、人類存在處境的反體制化』的太多難題時，你會發現作為法官，他也會迷惑的。⋯⋯因為有些問題的巨大、抽象維度，它所牽涉到的時間跨幅，所需跨域調度的參照知識體系，甚至超過了『國家』的級別。」
在解決巨大問題的時候，決策者可能也會落入專業的巨大窠臼，反觀文學，就可以用更廣褒的視野，居高臨下，觀照現實與未來間的各種可能性。
文學的聲音沒有獨裁者，沒有宰制者
時代的文學，帶來的影響往往是漫長而不著痕跡的。
駱以軍提及一次去台南，在大天后宮附近有一群老人家組成的詩社，他們還在用毛筆寫古詩，對這些老人而言，沒有所謂的文人咖啡屋、沒有西洋歌、沒有哈日、沒有電影。但那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學。
「沒有一個東西能夠壟斷或寡占文學這個詞，有人覺得文學應該發生在大埔案、反核四的現場；有人覺得文學是在咖啡廳裡看著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但文學是沒有獨裁者，沒有宰制者的，」駱以軍說。
在文學的世界裡，沒有明確的界線去劃分所謂的個人私小說或是與現實抗衡的社會批判小說，只要真切地感受生活中的細節，那麼寫下的文字就是時代的花朵。
「我自己的創作常常被人說是私小說，但事實上是，我希望我的創作是貼近本質的，就算我有我自己的立場，我有我公民的身分，但我仍然用小說家的專業去處裡事件。」在駱以軍的facebook上，常常看見他轉貼流浪動物的認養訊息，看見他聲援土地正義，看見他反對核四興建，這樣的駱以軍很難在小說中看見，但你能說，在他創作之中的城市幽微情感裡不帶有這樣的影子嗎？
文學，從來都像是空氣一樣，潛移默化著整個城市、整個國家，以及世代與世代間的氛圍。作家們像是永無止境的浪潮，隨著舊的一波而去，新的又將一波而來。心中的聲音，眼中的世界，從來就不被侷限，重點只是「你有沒有那口氣，相不相信自己可以做些好玩的呢？」駱以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