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光耀講的故事
最近讀到新加坡李光耀資政在〈六十生日的期望〉（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一文中，追憶十年前他到日本長崎所經歷的一個故事。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那個風雨的下午，他與一位日本長者，在山麓下一起打了十八洞的高爾夫球。晚上這位長者在舒適的榻榻米與他對飲。他說：「今天是我七十歲生日。」那年李資政只有五十歲。這位長者細述他的一生，然後故事到達高潮，李資政這樣敘述：「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他從外地回家，突然看到長崎的天空上，出現了刺眼的蕈形狀的火球。他在山的那一邊，稍晚越過山脊，他看到了長崎已經完全給摧毀。他的家、妻子、孩子也完全被消滅了。」
李資政寫著：「他一無仇恨的講述，只有深沈的難過。」
（二）施明德與林義雄
曾經有幾次與民進黨領袖施明德及林義雄兩位先生相敘的經驗。在交談中，我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對民主政治的執著、對一個忠誠反對黨原則的堅持，以及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即使談起長年的綠島囚禁，施先生所表達的幾乎是一種灑脫的追憶。想起可以為台灣社會做的事，林先生侃侃而談「慈林文教基金會」的理想與工作。從身受大難的這兩位朋友言談之間，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憤怒、仇恨，或者他們要報復、以牙還牙。
他們兩位已經擁有超越「報復」的氣度。
（三）金大中的「以德報怨」
南韓總統當選人金大中，矢言不走政治報復之路。當選之後與現任總統金泳三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取得協議，特赦全斗煥與盧泰愚。而這兩位前任總統正是以前刑求他、暗殺他以及判他死刑的政敵。
雖然仍有韓國群眾抗議此一特赦，但這正是政治人物難得的美德：以寬恕代替報仇。僅憑他這個決定，已足可為韓國困局帶來曙光，解開冤冤相報的政治死結。
（四）自己的短文
在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前夕，我發表了〈教訓要記取，仇恨要遺忘〉一文（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報》）。文章發表後，對「仇恨要遺忘」這點，有不少責難。讓我引述一封讀者來信中相當典型的反應：「中國人千萬不可忘掉這筆血債，太深了，太慘了。有一天，我們國強了，必須要叫日本鬼血債血還。我們應當教育後代子孫，血海深仇不可或忘，要報仇，要報仇，要殺死日本鬼。」
我那篇短文的重點是「記取教訓」，因此貫穿全文的理念是：國家不富強，終必受欺侮；政府不廉能，終必被揚棄；人民不爭氣，終必被輕視。
事實上，國家不爭氣，再深的仇恨也無法報（就如當前日本人的態度）；相反的，如果國家爭氣，不用報仇也會有各種得到補償的方式。
文中占極少篇幅的另一個觀點是，要遺忘的是「仇恨」，但絕不意含要放棄環繞著「南京大屠殺」應當採取的各種要求與行動。我自己就認為，我們應當：
（１）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向我們道歉與賠償。
（２）要求把日本軍人這段最殘暴的史實，寫在日本人的教科書中，讓後代的日本人引以為恥、引以為戒。
（３）要求李登輝總統公開譴責日本人在戰爭中的暴行。不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李總統居然會對日本《產經新聞》記者說出這種話：「日本過去對中國的侵略，持續向中共低頭道歉的傾向，做得太過分……。」
（４）透過各種方式，讓全民瞭解日本軍閥的暴行。包括「天下文化」出版張純如小姐所寫的重要著作《被遺忘的大屠殺——一九三七南京浩劫》。
根據最近西方媒體的報導，德國已經償付了大約五百七十二億美元，給活在納粹暴政下的猶太倖存者。
（五）三種可能
對重大罪行的受害家屬以及血肉同胞，我會尊重他們內心掙扎後的決定。這個決定有三種可能：一是報復，一是遺忘，一是寬恕。馬英九教授的態度可能會被多數人認同：「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絕不可掩飾，更不可狡賴」。
對於南京大屠殺，我自己採取的態度是「仇恨要遺忘，但教訓要記取」。「教訓」可以告誡後代，並避免另一次的羞辱及災難；如願的報復或許可洩心中之痛，但不如願的報復則是痛上加痛。
胡適之曾經說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要說：教訓比仇恨更重要。
生在南京的我，是半個受難人。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在中國大陸不會再有淪陷區；在台灣不會再有亡國痛。
江澤民領導下的北京，代表了一個不再受人欺侮的中國，淪陷區的悲劇不可能重演。
李登輝領導下的台北，不幸地代表了他對日本的一往情深。在流利的日語交談中，他常常忘記自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