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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從軍,魔鬼或天使?

文 / 夏傳位    
199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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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從軍,魔鬼或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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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戰爭既是男性文化的極致表現,也是男人特有的行為。但女性的文化象徵,卻從未在男人與男人的戰爭中缺席過。雅典與斯巴達在特洛依城下血戰數月,為的是美麗絕倫的皇后海倫﹔在以色列用語中,「kibush」這個字眼同時指涉了攻城掠地與擄掠女人芳心;法國士兵在重要的戰術位置、碉堡與壕溝以女友或母親的名字命名,以示誓死護衛的決心。在這些例子中,女人是疲累欲死士兵的催情素,召喚起他們心中僅存的勇氣。

但女人特有的質素,也往往暴露戰爭的荒誕。莉莉瑪蓮的溫婉歌聲,讓數十萬在壕溝中思鄉絕望的德軍為之夜哭不已;六○年代反戰的運動狂飆中,學生在鎮暴警察的槍口插上鮮花;和平與暴力的鮮明對比,反襯出男性價值與武力的虛妄。

她入沙場誰有利?

當兩性特質在戰場相遇之際,將會是誰顛覆誰?或者說,在女性從軍之後,戰爭與軍隊的本質是否也會逐漸改變?

去年夏天,好萊塢推出梅格.萊恩主演的《火線勇氣》,描寫美國沙漠風暴行動中女直升機飛行員的英勇故事;去年秋天又推出黛咪.摩兒主演的《魔鬼女大兵》,敘述美國第一位加入海軍陸戰隊特種訓練的女兵故事。以好萊塢的主流文化位置以及敏銳的文化政治嗅覺來看,這其實反映出,女性從軍已成為一項無可逆阻的趨勢,女性團體推動兩性軍事平權的努力獲得重大勝利。在未來,女性甚至也有權利參與最危險的戰鬥任務。

的確,波灣戰爭是美國史上第一次將女人推進到如此接近真實的戰鬥位置。隨著「沙漠風暴」實驗成功,美國國會更進一步排除女性參與戰鬥的障礙。目前除了直接的地面戰鬥與海面上艦艇、海面下潛艇活動外,其他所有戰鬥任務都有女性出任。許多國家也因為受美國經驗的鼓舞而跟進。影響所及,台灣在波灣戰爭後積極開辦女性軍士官班,軍校正期班也首度招收女生;台灣女性未來將有出任戰鬥任務的可能。

將女人送入戰場,是女性主義的勝利嗎?

「是的」,美國許多全國性婦運團體會如此回答。過去女性在「柔弱」的意識形態鎖鏈下,遭受重重壓抑、限制,甚至失去自我。女人並非好戰、樂戰,而是為了打破軍隊中的性別限制,爭取自我實現的機會。任何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同樣做得到,甚至更好。許多女性自述,她們從軍正是為了體會獨立、負責與自信的經驗。

美國最大的婦運團體「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簡稱 NOW)」副執行長愛爾蘭一語道破該組織的立場:「限制女性軍職範圍的做法,唯一的關鍵就是權力。男人要保障他們的軍事特權,不願女人爬上高位,取代他們。」

軍方還是贏家

這些女性主義者心中假想的敵人,是那些不願女人跑到他們傳統地盤上撒野的保守老頑固。譬如,維吉尼亞軍校與堡壘軍校就是在幾度違抗國防部命令之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招收了女生。許多老兵抗議,女人讓軍中成了「邪淫穢亂之地」,在性騷擾、性醜聞不斷的情況下,如何談衝鋒陷陣?最危險的是,這些女人膽敢性別越界,軍中傳統的男子氣概將置於何地?想想看,一群大剌剌的女兵,既達不到女性美的標準,又不甩男性氣概的炫耀,這對軍隊文化造成何等的威脅?

不過,這群女性主義者或許低估了美國軍方在後冷戰時期的轉變與適應能力。自一九七三年美國停止徵兵制度以來,就一直以招募女兵的方式來彌補兵源的不足。從五角大廈的觀點來看,軍中女性人數大幅增加,並不是什麼女性主義的勝利,而是一項「人力資源問題」的解決。「現代化、高科技的軍隊確有此需要,未來將會招募更多的女性與少數族裔,以符合公元兩千年智慧軍隊的人力規畫,」維吉尼亞州的女性暨軍事研究中心主任狄苞如是說,「聰明的管理者最忌食古不化,變通才是生存之道。」

也許,在女性主義者尚未改變軍隊之前,軍隊已先將女性拿來做為正當化的工具。冷戰結束後,美國超級強權的地位在爭議與挑戰下,逐漸向「軟性強權」轉變;為了因應國際新和平局勢,舊日龐大的軍隊逐次裁減。「新而進步」的軍隊在重新塗脂抹粉後,以卡通忍者龜一般的和平戰士造型問世;至少在意識形態宣傳上,更樂意讓女人扮演「馴化」野蠻男人世界的角色。

那麼,將女人送入戰場是軍方的勝利嗎?究竟是誰顛覆了誰?

槍口對準敵人或自己人?

一九八九年,在以色列占領區加薩走廊,一名叫席曼的以色列士兵槍殺當時正在陽台上念書的十七歲巴勒斯坦女孩胡馨。當地的以色列軍事法庭以過失殺人罪起訴席曼,但旋即交保釋放。兩年後,席曼再度開槍,這次的對象是他的前任女友吉兒。吉兒在兩年前的審判中堅決地支持他,最後卻因無法忍受席曼的暴力傾向而求去,釀成這齣悲劇。

一名以色列記者這樣寫道:「在一個沒有戰事的國家,吉兒與胡馨可能會成為好朋友;席曼也可能成為這兩個女孩的好朋友。但在以色列,席曼以槍殺這兩名女孩收場,這是司空見慣的事……這正是武器的用途。」

以色列女性主義者在這齣悲劇中學到的教訓是,國家間的暴力與個人間的暴力經常密不可分;當暴力司空見慣,對敵人的槍口也終會對向自己的婦孺。在一九八七年巴勒斯坦暴動之後,以及在波灣戰爭之後,對婦女與兒童的迫害事件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高,而且不分國籍。

基於這項體認,以色列婦女與巴勒斯坦婦女便聯合起來,共同為以巴和平奔走。她們在國際間醞釀任何官方承認的和平會談之前就已深切瞭解:婦女的解放繫於以巴衝突的終結,並付諸行動。

反戰者變成好戰者

對照以色列婦運的經驗,美國克拉克大學政治系教授恩蘿對她所處的社會感到非常憂心。或許因為美國並未切身地經歷戰爭之痛——它所進行的戰事都是在別人的土地上發生——因而對於女人、戰爭與軍隊的辯論,最終只容得下一種觀點:兩性平權的立場。

恩蘿並不反對軍中兩性平權。既然女性從軍的趨勢不可逆轉,女人應該致力使軍隊在體制上更為平等;她擔心的是整個議題窄化到只有一種觀點。兩性平權的觀點在肯定女人能力之餘,卻也不自覺地鞏固了黷武精神,並肯定軍隊存在的正當性。她感嘆地說,過去女性主義站在女人孕育、滋養與維繫生命的立場反對戰爭,這樣的觀點現在卻形同反動言論。

國防預算分配的合理性,是另一個平權運動未曾思考的盲點。大部分的公共資源被撥進國防預算中,但是社會上最需要公共資源的卻往往是女性,譬如單親母親。龐大的資源使軍隊能提供較佳的薪水、在職訓練與福利制度,吸引女性進入軍隊,逼使那些迫切需要資源的女性,以從軍做為紓困的唯一良方。

紐約的波多黎各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芮絲則質疑,為什麼男人做得到的事女人也應該做到?女性主義的標準這麼低嗎?女人能夠允許未來的女飛行員轟炸伊拉克的婦女與兒童嗎?女人難道也要把好戰的愛國主義當成自己的價值標準?

到底誰顛覆了誰?

這樣深度與廣度的反省,卻未曾在台灣的辯論中出現過。台灣軍隊正師法美國的腳步,以女性軍人來彌補男性職業軍人的短缺。在這個脈絡下,去年教育部以「兩性平權教育」為名,首度在成功嶺開辦女大專生集訓。雖非有意,卻正呼應了軍方最新的人力資源政策。而軍隊提供較優的福利與待遇,已使許多女性趨之若鶩。可以預見的是,未來軍中女性的人數將只增不減。

大勢所趨,似乎也只能期待更多的女人來改變軍隊了。愛爾蘭曾語重心長地說:「女人需要參與所有重要的社會組織。只要國會與軍隊仍把持在男人手中,女人的觀點就鐵定被排除,而他們制訂的公共政策也將不利於女人。」儘管如此,她仍樂觀地相信,一旦女性進入軍隊的人數增多了,軍隊與戰爭將更有人性一些。

也許未必如此。如果平權思考不能在對抗性別歧視之餘,也同時審視軍事的暴力手段,那麼,誰顛覆誰,還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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